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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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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个走向扩张的新兴帝国,已经把自己的视野和舞台布置于整个远东。军舰在更新,游弋寻衅于一系列事变的日本军舰,再也不是浦贺奉行所的小艇哨船了。它们是佩里或不列颠海盗的黄种门徒,不流连于温饱,敢肇事于天涯,它们波涛为家,出没于包括俄国滨海、包括南洋吕宋的大海大洋,步步紧凑地实践着朝鲜、满蒙、中国的吞噬三部曲。从西日本的福冈或长崎港出航,舰船对着两个方向:北有朝鲜辽东,南有琉球台湾。从东日本的前线、北海道函馆港出海,不远便是俄国控制的库页岛和千岛——地缘政治是一种帝国主义者喜欢的理论,日本算计于这种地理并给自己选择的国策,左右了它百年的近代史。
  比起中国“唇亡齿寒”的古代政治地理观点,英吉利—日本式的思路完全不同。岛国帝国主义不会宽容——那些位于它出海口的民族与国家。尤其主动探身过来的朝鲜。那个半岛,简直是天之犒赏,是一餐美食,是搭上“凤凰丸”的船舷板,是铺向大和家的石台阶!1874年,日本以琉球人在台湾被杀害为借口,出兵台湾屈清朝赔款,从而尝试了用霸道处理国家关系的手段。随即1875年9月,云扬号等两艘日舰前往朝鲜近海,在江华岛测量海口。朝鲜炮台开炮示警,日舰便攻毁炮台,登陆烧城,杀人劫掠,制造了江华岛事件。其时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那篇近代日本国家的纲领刚刚获准出版。日本已经迫不及待,要对它的“东方恶友”、对它的第一近邻朝鲜,以黑船风格实行“处理”了!
  从跨海出兵台湾,到江华岛城下逼约,日本迈出了它漫长的侵略长征的第一步。日本史从这一步,开始了大转弯。
  那个时代很像今天,西风凌厉,世界战栗,天下失义唯行霸道。在十九世纪结束前的最后十年,世界格局已经一变:法国占领了越南吞并了柬埔寨,成立了法属印度支那;而英军于1892年最后灭亡了印度的莫卧儿王国,不再拿东印度公司之类遮羞布当招牌,而直接实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日本追随其白种导师,在这段时间里,全力加快殖民朝鲜的步伐。它对朝鲜连续发动毁坏其国体的作业:随1875年发动的云扬号事件,它逼迫朝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不久又在1882年发动了第二回朝鲜事件(所谓大院君之乱)。两年后,1884年发动第三回朝鲜事件。日本人在朝鲜进驻重兵、闯宫人殿、掠夺经济,扶持党羽、刑罚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毫无一丝心理的顾虑。
  它在这个阶段的核心目标,是挑战清朝在朝鲜的军事政治影响,否定中国在朝鲜的受贡国、保护国传统。
  1886年8月,从甲午大战倒数的第八年。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四艘铁甲舰,包括亚洲最大的德国造巡洋舰“镇远”和“定远”,驶进了日本的长崎港。
  这是一次礼节性的访问?还是一次航行中的停泊?
  抑或是一次有意的示威,一次向日本展览大炮大舰的威慑之举?
  不知道。只知道北洋四舰在长崎,卷入了被称为“清国水兵事件”的一场巨大的政治纠纷。
  如同一切大冲突一样,在后日追究第一枪第一拳是谁先打的——是一种麻烦事。披露真实和胡搅蛮缠,对听众而言是对等的,人们对真相的判断,只能依据逻辑。
  长崎清国水兵事件的经过,大致如此:
  1886年8月13日,停泊长崎的中国水兵上岸,一说是在游廓(妓院)争风,一说是与人力车夫纠纷——遭日本巡查(警察)把两名水兵拘留拷打。一名水兵被吊打致死。是夜水兵围住巡查所。一说夺日本巡查的刀,一说刀乃购来——双方互殴。清水兵死4人、伤21人。日本巡查死1人伤19人。
  隔一天,15日,事件的第二波开幕。一说大群清水兵包围了巡查,一说日本巡查埋伏复仇。日本居民加入骚乱,手持武器与清水兵残酷死斗,导致大批死伤。清上岸水兵退入领事馆后,长崎居民约两千人不依不饶,包围领事馆。
  可信的死伤数,大概是各自宣布的己方数字:日方宣布日本巡查死亡两名、轻重伤28名,中方宣布中国水兵死亡8名、负伤42名。
  事件后,共32名日本警察受到政府嘉奖。
  几乎是一场准官方的小型战争!
  有一点像一场徒手和小规模的、岸上的海战。数字在说:在长崎的这场骚乱中,北洋水师的上岸水兵,在日本警察加长崎市民组成的、决心大打狠打的阵势面前,吃了大亏。
  此事早早用电文汇报给天津的李鸿章,日本也由一个天津领事出面周旋。不用说,双方各执一词,细节彼此相悖。纠缠良久,最后双方发表了文告,以官面文章宣称言语不通彼此误解云云,另外互相给对方的死伤者提供些许抚恤,此案就算了结了。
  正因事件已经过去,才该深究如此事件的起因。究竟是为什么?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那是一个炮舰的时代。但是日本在海军炮舰方面,却恰恰并非是老大。
  中国的海军,因为镇远、定远两条军舰,一时成了老大。但是中国人从来每当临战,则心理暧昧。今天看来,在甲午年(1894)到来之前,在一直到1945年页页血污、长达五十年的战争史揭开之前,双方都需要一场心理的演习。
  心理上永远都难以接受日本“蕞尔小国”的横行、自己平生被这小国扰乱压迫的李鸿章,此刻手中有欧洲打铸的钢铁巨舰“定远”和“镇远”。它们各各都是七千四百吨。就连“济远”等舰,也是动辄两三千吨的铁甲战舰。中国人因一时一事而自信膨胀,是顺理成章的。欧洲购舰之举已开花结果,眼下大清舰队正称雄黄海。何必言战!兵法之最乃不战而屈人之兵,只需稍加韬略于陆海,便可以文明交际,挫敌虎狼之师。
  于是可以推测:李鸿章心中油然而生一案,指令麾下铁甲舰,让它们遍游符拉迪海参崴、元山及釜山、神户又长崎,以海军慑伏日本——这样的心情与战略,是可能的。
  但是李鸿章没有想到,等待他的花拳绣腿的,是寒光凛凛的日本刀。他使用主力舰进泊长崎炫耀武力的行为,正中日本武士的下怀。
  因为日本的国策是征服、统治、殖民于东亚。其步骤的第一波是台湾和朝鲜、第二波是满洲和蒙古、第三波是整个中国。任牺牲一代人民,此国策决不改变。李鸿章把超级战舰送到长崎,给了日本锻炼军民心理的一次演习。
  如果说洋务官僚的心理是变态的,那么日本国民的心理则是疯狂的。
  日本的资料一如既往,宣扬着聒噪着,一切都是清国挑起,一切都是因为清朝对日本采取的大国炮舰主义。他们最喜欢强调镇远定远两条船,喜欢念叨这两条船的名字:ちんぇん、てぃぇん,大大地威胁了日本人民。日本的民族主义,有时真有一种百年嘴硬说荒唐的风格。就当时的历史大势分析,长崎正点燃着军国热情的火焰,镇远定远却跑来火上浇油,好像要试试日本人称霸的决心。已经是谣言雾罩的镇远定远,还非要驶进人家前院亮相。如此的轻佻无形,如此的儿戏前途,如此的中国人的轻浮!因为日本正处在侵略大潮的最上风头,如一个肆虐四乡未遇敌手的恶棍。他们正狗咬刺猬无处下嘴、发愁找不出下一个寻衅的借口,李鸿章却从海参崴跑来长崎修船!……莫说只是徒手的水兵拳头弯刀,即便镇远定远真不吃素,主炮侧炮一齐猛轰,把长崎炸个遍地瓦砾——此事最终也不会占上风。据说,有一个德国人曾经听到李鸿章讲过一句话:“正此时可与日本一战!”但是战与不战,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需要长久迟疑的事情。战么?否也。和乎?难也。这可不是剿灭长毛弹压和卓,中国军队的本色,是欺负老百姓强、抗击侵略者弱。中堂大人把玩棋子,品着香茗,沉吟踌躇。一方侥幸另一方热狂,一方抱着中央大国的虚荣,另一方沉湎取而代之的狂想。一方是空洞的尊大,一方是疯痴的野心。一方是举止轻佻,一方则出手阴狠。直至甲午炮声响起,甚至直到今天,日本朝野仍然喜欢把长崎清国水兵事件解释为一次“国辱”。大中华帝国从那时到今天,一直是它的假想敌,针对大中华威胁的忧患教育永远都不会停止。“清国水兵事件”是在长崎发生的,所以它为这种教育就提供了铁的证据。日本众多人物都活跃现世,就此事件,作激励民族主义的发言。随便翻阅所有右翼人物或团体的资料,无论黑龙会首头山满,无论满蒙浪人川岛浪速,都若有所思地回忆:适逢那时,我还年轻,长崎发生了清国水兵事件,我受了巨大刺激,从兹发愤报国。
  不可理喻的是,即便在长崎流了那么多血,骚动五年后的1891年6月30日,以“镇远”和“定远”为首的清朝舰队,又访问了日本神户港!
  这一回,可又是为了什么呢?!
  似乎不完成一次绅士派头的礼节性访问,北洋水师死不瞑目。如今回顾,无论长崎的街头恶斗,还是神户的彬彬有礼——中国海军在十九世纪最末十年的作为中,有一种罕见的变态。好像它也非要脱亚人欧不可;好像它哪怕被揍得鼻青脸肿,也非要去以西洋之礼、接东洋之轨!
  停泊神户簇拥镇远定远的北洋军舰,除到过长崎的“济远”外,还有“来远”、“致远”等一共六艘。它们除了访问神户,可能还去过吴港和横滨港。
  明治24年(1891)7月15日,刚刚创刊不久的新式报纸《每日新闻》,报道了定远舰在神户举行的豪华宴会:
  定远号军舰盛大宴会
  由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以及驻日本大使李经方(李鸿章之子)主持,昨日14日上午10时开始,在旗舰“定远”号上,召开招待我国显要贵绅的盛大宴会。北白川亲王殿下、松方总理大臣以下各大臣、次官、以及陆海军将校、新闻记者约500名接受招待。清国舰队派出小蒸汽艇,自晨起便于码头迎候贵宾。船头竖立黄龙之旗,运送抵达之客。“定远”满旗饰挂、丁提督、李公使以下,各舰舰长整列舰舷,亲自恭迎。乐队演奏之间,甲板备有清凉拉姆奈、冰块、各式卷烟。舰长室、士官室展示各种美术品,及盆景图片。虽有数名患者,但病室中极为清洁。此舰乃为七千吨之大舰,所装备之炮亦巨大,其中三十点五厘米炮四门、十五厘米炮二门,乃为其主。来宾由士官案内,舰内巡览无余。12时,开始西洋料理之自助餐会,宾客且饮且谈,充分满足之后,又被送归码头。尚有舞踏之会准备就绪,节目表亦一一配布,唯惜女性过少,空度如此兴行。……
  北洋水师的招摇过海,一次次给日本送去刺激和动员。很快,巨舰定远和镇远在日本家喻户晓,成了日本人警世、发愤、嘲笑的目标。据说当定远镇远访问日本时,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曾到港口观察。当时他还只是个海军大佐。当他看见定远主炮上晾满刚洗的湿衣服,说:“这么松懈!没准可以打败它!……”为了超过定远镇远,明治天皇节省宫内开销,率先捐钱购买军舰。一时间甚至民谣顿起,唱一个巨人“富士山头弯腰坐,镇远定远穿木屐”。市井酒肆之间,无论老妇小儿,满嘴念叨的都是“ちんぇん、てぃぇん”。可能就是针对这一次军舰来访。最近,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还恶毒地说:
  “清国逞霸道的时候,镇远定远,把军舰弄到东京。我听说了心惶惶的,那会儿没有电车,怀里带着饭团去看。……中国靠军事力量逞威风开展外交,是它旧有的套路。已经是这一套通行的时代嘛。要是它再变成更过激的形式,日本也得早些出手,变成防卫的国家。现在倒是有了点防卫力。应该有——谁敢碰就让它烧焦的、那种程度防备的能力。对这个,最发愁的难道不就是中国么?”
  他本是一名无行文人。他无论说什么都不足为训。
  就在定远舰在神户举办宴会后不久,日本出版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日译本。文化常常并不给人以修养;这个岛国已是一架失速的快车,沿着陡峭的山坡急剧滑下。谁都不能阻止它,任何道德说教都不能阻止它。
  我想,面对对侵略的美化,正确的取道是反省自己。是的,清算日本的侵略史,是否也应该成为中国人清算大国天朝思想的契机呢?中华帝国的陈旧思想体系中,是否也隐藏着歧视弱者、崇尚强权,以及霸权主义的因素?
  拥有伟大的文化教养背景的民族,敢于对自己实施思想的追问。剥露着日本近代的一个个脚印,我常真切地感到,历史在用骇人的日本例子,教育时时妄自尊大的中国。
  日本曾经战无不胜。但是与历史的公理相比,杀伐的胜利不值一谈。日本竭尽一个优秀民族的全部力气,动员了所有可能的与不可能的因素,竭力盼望成为一个帝国。但是,到头来发现的真理是——没有不衰败的帝国,没有不破灭的帝国梦。
  长崎的冲突深有意味。若是没有惨败的衬托,中国人还会一次又一次地、被大国崛起的传说蛊惑。只有警惕一种好战的危机,才能避免再败的危机。只有被逼到了山河破碎、蒙耻露羞、血肉狼藉、苦相丑陋的时刻,尊大的中国人才会反省。只有趴着、匍匐血泥、从自己的暗处仰头往上看,我们才能看见最坏的可能:再败的危机。
  可是,让受了委屈的、被人侵略的一方反省自己——难道不是太过分么?为什么难题不留给日本去做呢?
  但中国躲不开严峻的质疑。不管多么不乐意,中国没有多少余裕。因为一种形势总在阴沉地威胁。只有登上最高处,才能眺望新生的光亮。只有忍住疼痛自割赘瘤,批判春夜常做的大国梦,才能否定日本的扩张。新世纪,比十九世纪更凶险,也未必比二十世纪更和平的新世纪,已经打开了帷幕。横须贺的码头上,“鸟海”,和簇拥它的日本宙斯盾军舰编队,与数百米开外的美国第七舰队组成一个序列。日本政府又选择了当美国的“伴随舰”。但是,愿意用批判态度认识自己的日本人,愈来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