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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在

#154778
孟原三
会员

我们今天谈民族缺乏信仰,谈民族需要信仰,我们对于自己应该有一个心态上的把握。我们不是简单地批判它。我们是出于一种发自生命内心的,对自我生命和与自我生命紧紧相连的民族生命的极度悲悯,一种广大的悲悯来谈论信仰的缺失问题,来谈我们如何着手寻找信仰,建立信仰,拯救我们每个个体生命,也拯救这个民族的生命。我们必须怀着这样的态度,做好各种心理准备。我们谈论信仰问题可能得不到好的反响,一个是被误读,一个是被嘲弄,还有可能遭到压制。既然我们对民族有深切的爱和悲悯,我们遇到这一切就不会感到奇怪,不会感到委屈。误读得越多,越能够证明需要我们更多地悲悯它,更努力地为寻找信仰而工作。如果我们有了这么一种心理准备,那我们所做的就不只是文化理论意义上的工作,不只是一般的学术工作,也不只是个体生命归属问题、意义认同问题,而是我们出于内心生活的需要,将深心的大爱注入民族的血液之中,注入每一个需要得到爱、需要唤醒爱的生命个体之中。这个民族在长期的苦难折磨之下,已经丧失了爱的体验和爱的能力,我们确实需要将爱的血液注入它的苍老的肌体之中。我们有的人还不敢宣称自己已经有了哪一种信仰,我们还在追求和寻找之中。可是,当我们真正用爱的态度、用悲悯的态度凝望我们不幸的民族、不幸的民人时,我们实际上就是隐隐约约地表达了我们对于爱的信奉,对于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信奉。西方世界的无国界医生,那些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一批一批地走进非洲的森林,走进亚洲的战场,从容而又急切地拯救那些不幸的民人。我们实际上是在以他们为榜样做一点可能的微薄的工作,一点爱的工作,一点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工作。我们要有这种心态,如果没有这种心态,当我们提出这个信仰问题以悲剧告终时,我们就可能感到很苍凉,感到没有能力承受。 

  余 杰:你这种看法好像有点是把自己前期的批判跟悲悯对立起来。我觉得不应该对立,而应该是在激烈的批判里面增添进悲悯的成份。批判的姿态依然是必须的,我觉得并不能把外部的苦难而作为中国现状的合理解释。在整个人类范围来看,还有很多民族,像波兰,像俄罗斯,像南非,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即使不比我们深重,至少也不比我们轻。但今天,人家整个民族成为了一个有尊严的民族,这些民族中的每个普通公民也都成为了有尊严、或者说至少是有尊严感的人。我这几天一直在看屠格涅夫的《往事与随想》,里面有很多地方写到了波兰的流亡者。那些流亡者们悲惨的命运,也是让每个读者都要为之窒息的。但是,苦难没有将这些勇士压垮,他们每一个人身上人格的光辉,仍然还保存下来,并照亮身边的同样悲惨的人们。我们民族当中,就很少有人能够保持这种人性的“亮点”。有,也不过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如顾准、遇罗克、林昭等人。(林昭是基督徒)所以,我认为不能把苦难作为中国当前现状的一个合理的解释。在有悲悯感的同时,那种激烈的批判还仍然应该保留。

  尹振球:我觉得摩罗强调的是,我们过去对传统文化总是有想踹它一脚的感觉,对它带有一种破坏性。有的人说凡是批判总是破坏性的,实际上确实是有这种后果。

  摩 罗:我觉得悲悯跟批判实际上是统一的,最激烈的批判实际上是由于他在情感上的投入最多,其实就是最爱这个民族,最悲悯这个民族。有了这种悲悯,在情感状态上就更从容一点,有这么一个区别。

  尹振球:就像一个人,我们光是恨他,说他不行就得了。但有悲悯之情后,虽然我看了他是很可怜,是很愚笨,什么也不会,但有了悲悯之情以后,不光要说他笨,还要去帮助他,还要如何让他转变这种状态。有了这种感情之后,改变了我们对中华民族和文化的态度。当然肯定要包含批判,批判除了对理念的批判之外,还有对事情的批判。

  任不寐:还有一点,我们谈论信仰问题应该超越中国式的“批判理性”即我所说的否定人格,这种批判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同批判的对象彻底对立起来,把自己从罪恶中摘出来,事实上这正是革命的伦理。。这一批判伦理的逻辑永远暗含着这样一种命题:"世风日下"永远是"他人世风日下","人的有限性"实际上说的是"他人的有限性"。因此"我"有革命和专政的权利。然而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本身就在罪恶之中,本身就是革命和改革对象上的一个结构。告别革命是从这种判断开始的,否则就可能是一种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