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的召唤》一书中的“条件论”与“锻炼说”
李山牧
《伊斯兰的召唤》一书中,很多观点具有根本性错误,尤其在涉及教义学的某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上,甚至对经训中很多基本概念和信仰原则都不清楚,因而混淆了伊斯兰与非伊斯兰的界线,形成了对一些年轻人的误导。
众所周知,教义学是关于认主的学知,一般称之为“讨黑德”(认主 独一)。教义学中所有命题的讨论,都是以真主独一的理论为中心的。其中包括阐述真主的各大尊名及其相应的各大“随法提”(德性);确认“ 艾洛哈黎古”(创造的主)与“买赫鲁格”(被造物)的关糸;作证圣人使命和后世复活,以及因此而确立的六大信仰。这是穆斯林信仰的根本,也是教法学得以建立的基础。教义学涵概了穆斯林信仰和行为的全部指导,决定了列圣和所有“文麦”的生活道路及永久归宿。对于如此重大的知识,是不允许任何人以私见妄加解释的。
教义学的研究必须以经典为坚实的基础。以使者的训谕为指导,并遵循由此而获得引领的光荣的“帅哈拜”们及其在这样的基础上所认可的权威教义学者们所建树的公认原则。这就是关于教义学方法的经典规定和圣人的“沙里亚”,教义学是使者由真主阙前携来的知识,只有摒除一切私意与偏见,真正凭着真主的尊名才可望蒙获真主的赐予,真主说:“只有清洁的人才能接触它(《古兰经》)”。其中严格杜绝外道影响、无知和肆意歪曲。越是知识宏富的学者,越是恪守这样的原则,否则就是与知识相违背的。历代优秀的伊斯兰学者无不以同样敬慎的心境,严循经训教导,毕生谦虚地学习和领悟经典奥义。他们不断地祈望真主的指引,并时时求主保护勿陷于心地偏斜的灾难中。任何自用和脱离经典的认识,都将导致背离教义学原旨,对于那些偏好哲学而对其本质没有清晰认识的人们尤其如此,这也是中世纪一些著称于世的穆斯林哲学家们所留给后人的前车之鉴。
论述教义学,最低限度要分清以下几大界线,即:
宗教与哲学;
伊斯兰与外道;
使者与哲学家;
“卧哈一”与启示;
经典与著作;
宗教知识与世俗知识;
前定与规律;
事实与比喻;
“姆尔直则”与神话;
“讨黑德”与“什尔克”。
诸如以上各范畴间,不但存在着实质性区别,而且具有语言上严格的规定性,混淆了其中某一界限,就会导致对伊斯兰定义的扭曲和信仰的错误。《召唤》正是以混淆上述各种范畴的界限,突出了其对伊斯兰错误认识的,书中,作者以自己独特的见解,对伊斯兰教义和教法方面的某些问题随意发挥,大加侃述。从而导致其所涉及教义学诸多命题中的伊斯兰本义遭到多种多样的曲解,甚至变得面目皆非。
从《召唤》一书对伊斯兰、六大信仰以至穆斯林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作者曾受唯物论较深的影响,又零星接受一些其他哲学认识及进化观念,流露了宗教自然发生论和理性宗教的倾向。然而,最重要的则是作者所受本世纪四十年代穆罕默德·阿力对《古兰》注解的影响。
印度人穆罕默德·阿力以私意注解《古兰》,他的方法使人们对真主经典的认识产生严重的误解。在中国受其腐蚀最突出的代表,就是活跃于三、四十年代的政界名士时子周先生。阿力的反正统观念,主要反映在他的英译本《古兰译解》之中,时子周先生则将它转译为中文,即《古兰经国话译解》。原译解者阿力作为以篡改伊斯兰教义迎合殖民主义者起家的艾哈埋低耶的成员,本身就具有很深的无视正统随便发言的性情,为迎合当时的科学见解,他就生搬硬套地将《古兰》节文附会于科学思想。这种标新立异的时髦追求,却引起了诸如时子周一般人的共鸣。在时先生所著《伊斯兰教义百讲》之中,也存在着不少阿力氏性质的错误。
时子周先生赞同阿力氏见解的主要原因,无疑是受到上世纪风行世界的崇尚科学思潮影响所致。而且在本世纪初,那种以科学作为衡量真理唯一标尺的余波并未完全平息,尤其在象中国这样的,受封建礼教束缚逾千年而刚刚嗅到科学与民主气息的古老土地上,新的思维方法对于开明人士的诱惑力是不言而喻的。其次,伊斯兰在中国历代因遭罹儒教及其他非伊斯兰观念侵染所沉积于中国穆斯林中的一些外教意识及由此所导致的一些劣俗,在知识人士心目中所产生的厌恶睥夷之逆反心理,可能成为这种缺乏分析地急切接受崇尚科学思想的一项次要原因。因而,以科学曲解《古兰经》的思想立即被应声附节地全盘接受过来。就象在八、九世纪希腊哲学传入阿拉伯之际,许多伊斯兰学者开始热衷于以哲学曲解教义一样。
历史上,时代思潮的漩涡,往往使很多颖慧过人的知识分子,为进步色彩蒙蔽下的异端观念所迷惑。譬如至今在世界哲学史上仍占有显赫地位的几位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大师:伊本·西那、伊本·路士德、法拉比等,其中不乏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们的思想不但对于奠定基督教经院哲学产生了重大作用,而且其影响波及于整个西方世界。然而,在教义学方面,一旦脱离经典指引,就立刻会跌入恶魔的町畦。将哲学思想参混到教义学中,使这些阿拉伯哲学巨臂不同程度地陷入离经叛道的危险境界里,甚至在认识的冲突中否认《古兰经》的绝对性,代之以理性崇尚,这种与伊斯兰信念根本牴牾的气质作用,本来就是哲学的属性。对此,穆罕默德·阿力具有充分的表现。
崇尚科学的时潮使这位尼赫鲁的部下决心要重新以科学诠释《古兰》。并对自己的努力作了尽量的估计:“他要使《古兰》的98%符合科学”(《译经意见》转引《尼赫鲁自传》),然而,这是艾赫立笋乃提观念所不能接受的,无论从《古兰》学,还是《圣训》学的基本观点看,这都是一种愚妄的叫喊。因为这是对《古兰》本身及《古兰》所述及的都缺乏基本的认识。结果,在阿力这种庸俗观念的作用下,经其注释的《古兰》章节,已与经文原义发生严重的歧义甚至是南辕北辙。
《伊哈亚依·欧鲁门迪尼》中记载:“你迷恋一物,它会使你变成瞎的、变成聋的。”因为当人们钟情于某一意念,而且心智全然倾注其中时,认识就会为主观意向所统慑,因而使之在自觉正确的状态下步入岐途。这就是为什么往往哲学家以哲学曲解《古兰经》;科学家以科学曲解《古兰经》;苏菲家以苏菲曲解《古兰经》的原因了。肝阳偏亢的人认为食物发苦;色盲的人见物异色,这种感官病症所造成的偏差尚易察觉,而心智方面的病症已使理性本身囿于偏斜之中,因此最难觉悟,只有凭着绝对服从经典的精神才能医治。
时子周先生曾极力怂恿王静斋阿訇采用阿力的英文注释进行《古兰经译解》的翻译。当时,王耀庭先生(祈主慈悯他们)却尽力阻止王静斋阿訇采用阿力的注释,并劝说静斋阿訇将其所引用的阿力注脚一律删除。直至静斋阿訇在成都进行译经工作突遭日机轰炸,将译稿完全炸毁后,静斋阿訇始认为这是真主予以警觉,于是再译过程中删除了绝大部分阿力注释,然而还仍然保留下一少部分,这一部分至今依旧起到混淆是非,歪曲经旨的作用。为此王耀庭先生于九十一岁时著《译经意见》一书予以批评。(老师王耀庭先生是本人的老师,与王敬斋阿訇相邻而居,过从甚密,当时一些人误认为是亲兄弟。王敬斋阿訇因这一觉悟而大幅度地删改原译,是老师对我亲自谈的。绝非象《召唤》作者所言,是由于西北人接受不了新观点的原因,一个学者也绝不会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改变自己的主张,尤其对于经注。)
穆罕默德·阿力所在的艾哈埋低耶派,原活动中心在印度旁遮普地区的卡迪安地方,所以也称为“卡迪亚尼亚派”,它是英殖民主义者侵略印度时一手扶植起来的。其创始人米尔札·古拉姆·艾哈默德为迎合当时英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需要,遂采取篡改《古兰》的卑鄙手段,极力宣传圣战已被废除,令人们放下手中武器,一定要宽容、博爱地对待英国人,在顺从侵略者的统治方面不要三心二意,如此以取悦主子的欢心和青睐。该派在获得英国政府支持和资助之后愈演愈烈,甚至艾哈默德竟假借真主的名义,自称是主的使者穆罕默德*的再临。他编造了一系列谎言,并声称“真主曾为他下降一万段天经”,蓄图在穆斯林内部制造混乱,对反殖民侵略力量进行破坏和瓦解活动。该派于1974年被巴基斯坦官方取缔,老窝迁往英国伦敦,并在其主子保护下继续活动。
近年来,又妄图向中国渗透,所抛出周仲羲的汉译《古兰》就是证明。周仲羲是艾哈埋低耶派的疯狂追随者,为效力于艾哈埋低耶的罪恶宗旨,竟居心险恶地采取珷玞冒玉,指鹿为马的卑劣伎俩肆意歪解《古兰》。为了把其头目艾哈默德吹奉为“迈赫迪”(救世主)、“耶稣”、“主许迈西哈”(再临基督)和“再临穆圣”。周仲羲毁谤主的使者穆罕默德*不是最后封印的使者, 同时宣扬艾哈埋低耶的头子艾哈默德就是“使者”。甚至胡说是主的使者穆罕默德*的第二次降临。周的《古兰》译解中还包括与穆罕默德·阿力的《古兰》译释及《召唤》一书中许多共有的谬论,如:割裂经文、断章取义、公开否认圣人的“穆阿直则”、否认后世、否认圣战、曲解前定、曲解“镇尼”等,这是由于后二者受前者迷惑,并直接和间接地接受和追随艾哈埋低耶派的谬论而形成的,不同的是三者在其他的迷误方面还各有独到的发挥与特色。
现在中国伊斯兰文化可谓是良莠混杂,青黄不接。正统的译著不多,中文的真正伊斯兰书籍也绝少,穆斯林信仰知识极度贫乏,当此困难之际,出现了这样的误导性读物,实在是中国穆斯林的灾难,尤其对于那些学了一些阿文,信仰知识尚未深入和稳定的青年学生们,可能危害更大,这是继外教神话、希腊哲学及中国儒教污染伊斯兰教之后的又一种新的毒素侵蚀,应引起我们的十分警惕。
穆罕默德·阿力后来曾与艾哈埋低耶派脱离,但他不是出于对伊斯兰教义的认识的归正,而是因派别矛盾相争高下,他并未改变原有观念,其所宣扬的许多思想误谬仍然与经旨大相庭径。他的很多错误观点,成为《召唤》一书接受艾哈埋低耶派影响的中介,三者沆瀣一气,其中除前述一些谬论之外,还包括将许多明确而坚定的经文说成是比喻;甚至直接否认《古兰》明文等。除此之外,《召唤》中还有一些错误,是作者自己标立的。
由于作者的认识是杂乱的,所以《召唤》的理论也是杂乱的。在《召唤》中,作者由于上述原因所形成的独特见解,在肯定伊斯兰的同时,也肯定了很多反伊斯兰的信仰和理论。甚至把各种迷信的宗教和哲学兼收并蓄地用来相互印证,一以“正确知识全来自真主启示”概之。非常明确的是书中把真主的经典与人的著作混为一谈;并强调要把世界和中国历代文献中的正确知识作为“一切经典”来证实。书中所介绍的伊斯兰与哲学没有分界;在作者表述中,“卡菲尔”学者成了“圣人”;“库夫尔”头子也受了真主的“启示”;释教、道教昧徒们的“刻经修庙”(P16)及各种“修持规矩”迷信活动都受到作者的高度赞扬,说这些迷信活动都起过“积极作用”。更为奇特的是书中把一定历史阶段内用以传播迷信的手段标榜为正确的方法。作者说:“迷信对于愚昧的人来说,仍然是不可少的教育方式”。(P17)这种立非法以求合法的伎俩,在伊斯兰中是找不到的。因为真主和他的忠诚使者都未曾告诉我们“哈拉木”是“哈俩立”的前提条件,伊斯兰法学原理已说明“合法事物本身包含着无求于非法事物的因素”,“一切导致非法事物者,同属非法事物”。(见《论伊斯兰教律中的合法事物与非法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