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传真道网 › 论坛 › 【中国苏菲】 › 【真镜花园】 › 《一个法国穆斯林青年对瓦哈比派的揭露》 › 回复 #61272
我们在米卢兹的时候,我和扎卡里亚还小,但我们之间经常谈起,法国的种族歧视者真是很多。在纳尔本,排外现象是另一种表现形式,纯暴力的景象时有发生。夏天,这个地区的各个镇子里到处都组织节日。我们当时是十七、八岁。这类节日显然是个让我们能够尽情开心的机会,去结识女朋友。我们每每搭车尽兴前往。有一天晚上,和另外两个伙伴一起,我们去了古尔藏(Coursan)小镇的节日,离家只有几公里远。这个节日是在市政府中心广场上举行的,上面立起了几个舞台,有一些乐队。结果是我们不得不跑进葡萄园里落荒而逃,因为镇里有一帮年轻人要教训我们这些黑鬼!我和扎卡多少次去过类似的小镇节日,离纳尔本只几公里路,多少次不是像这样穿过葡萄园逃离村庄?只是为了逃离类似的对马格里布人真正的愚蠢暴力。有时,可能这些年轻人只多喝了几瓶啤酒,便有了打人的冲动,找着个借口就会冲上去打架,从而挑起一场斗殴。好在有时是我们把他们打得仓皇逃窜!人多力量大,但这类殴打通常是劈头盖脸的拳头像雨点一样落下来。
1989年在纳尔本,七月十四日国庆节的晚上,一次倒霉事件在我们心中彻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使我们对整个社会制度产生了怀疑。这天晚上,很晚了,接近午夜,我从纳尔本的朋友家出来,他们邀请我吃了晚餐。正好是在要放烟火之前,他们开车把我送到市政府广场,离我要找朋友和弟弟的地方不远,在运河附近。这里是旅游区,街上有很多露天咖啡馆,距离目的地我只有一百米要走。我慢慢走着,这时后面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看到这人大概二十五至三十岁的样子,可我不认识他。他对我说:“请你来一下,我有句话要跟你说。跟我来。”我觉得他的行为有点奇怪,便没理他继续走我的路,也没提防他,因为周围都是人。
走了大约十到十五米,我的肩头上又感觉被人抓住,我回过头,有点不高兴,却仍然没有提防。然后“啪!”那人在我脸上正正地扇了一耳光,我被打得翻倒在旁边的花丛中,他把我完全打懵了。可我还是站了起来,看见那家伙还要扑上来打我!我慌慌张张地拔腿就跑,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打我。可是在慌乱中,我把方向搞反了,离我弟弟等我的地方越来越远。我过了马路,跑过广场的拐角后便看见六七个警察。我赶快跑过去叫道:“有人追着打我!看看他把我打成了什么样子!”我的脸上都是血。警察们带着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这时那人追到了,扑了上来。我躲闪着仍冲警察大叫:“就是他,是他!”只见警察拿出一支催泪弹,一只手抓住我的头发,另一只手把催泪气体喷到我脸上!我惊愕不已,眼睛火烧般疼痛,我呼吸困难,决定逃跑,但我只拖了一百米就体力不支昏倒在一家餐馆的橱窗前面,里面刚好有我的朋友在用餐。幸亏如此!因为他们从里面赶出来救我时,那人又追过来了!他想打死我!我的朋友们挡住了他,把他赶跑了。朋友把我送到医院,我的脸被催泪弹烧伤。我极度震惊,并非因为那个显然要置我于死地的家伙,更主要是缘于那些警察的态度。作为受害人,我请求他们救援,结果他们向我施用催泪弹!
母亲赶到医院里来看我,她跟我一样震惊,坚持要把这件事作个了结,要去警察局告那家伙,告那几个给我施催泪弹的警察!第二天,我就和母亲一起去了警察局申诉。结果一无所获!根本没法申诉!值班的警察不断地重复说:“您知道,我们值勤的时候没法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下,他开始不耐烦起来,把我们赶了出来,并骂骂咧咧地说:“我们可不是光干这个的。事情到了这一步,你们就知足一点吧。滚开!”我和母亲两人感到既愤怒又厌恶。
过了一段时间,一位律师朋友跟我说可以直接向检察官申诉。我在种族歧视报警协会(SOS
Racisme)里认识人,协会支持我把这件事申诉到底。最后终于起诉了那人,他承认打得没有道理,被判七天刑缓期执行,并赔偿2500法郎。至于那些警察,我再也没听到任何消息……
扎卡里亚在这次事件中同我一样经受了创伤,甚至比我更重。我们狂怒了!人们能否想象得了被人殴打的惊恐?想象去找维持公正的警察寻求庇护,结果发现被他们置你于死地?对我施催泪弹的警察并未辱骂我,但这比骂更要糟糕。对他来说,在阿拉伯人和祖籍法国人之间,肯定是阿拉伯人不对。仇恨便是这样永久地埋在了一个人的心中。
仇恨淡薄后,戒心却存下了,特别是在我弟弟身上。从此以后我们明白,在警察当中也有法西斯分子。往后,经过思考,我的看法变得比较辩证一些了,我知道不能以偏盖全。但直到现在,如果遇到什么问题,我第一个反应决不是去找警察!
几年以后的一天晚上,扎卡里亚要带他的女朋友去一间舞厅,是在灰石礁的卡西欧佩(Cassiope)。我当时劝他不要去,因为我太了解这所舞厅能发生什么样的事了,我们每次去的时候总会受到侮辱。大多数情况下连大门都不让我们进去:“就你那模样还想进?”为了避免遇到这类不开心的事,我决定不再去这一家。但扎卡很固执,他想带芬妮去这家舞厅,他就肯定会去。这天晚上,他们倒是没有任何困难就进了舞厅,因为他们是一对,守门人把他们放了进去。但一进门事情就不那么顺利了,扎卡里亚同芬妮正在舞厅中跳慢步,有个人在我弟弟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还没等他转过身来便给了他一拳,扎卡的嘴角马上就流出了血。他反过来给那人脸上打了一拳,把他打翻在地;又过来一个,扎卡一肘子打碎了他的锁骨;又来了第三个,冲我弟弟的脸打将下去,在雨点般的拳头中,扎卡听到的是:“这些黑鬼真讨厌,居然敢抢我们的女人!”在这场打斗中,芬妮一直在旁边啜泣,她为扎卡里亚感到害怕。最后看门人拦开众人,把扎卡带走,一直守着他到舞厅关门。最后他们还把我弟弟和芬妮一直送到家,以防止那些人再来找他们要他的命。第二天,扎卡的眼睛肿了起来,嘴也变形了。我惟一能对他说的就是:“我说过不让你去!”
殴打扎卡的三人之中有一个是像我们一样的高中生,是个橄榄球队员。作为哥哥,星期一我便义不容辞地去找他理论,为前天晚上的事替弟弟打抱不平。幸亏有一位自告奋勇的学生帮助了我,才庆幸自己没有像弟弟一样被打得破了相。这名学生说是因为看到双方实力实在悬殊才鼎力相助,因为对方比我足足宽了两圈!我们两个加在一起也就刚刚把他打败。从此以后,直到学期末了,我们之间的仇恨一直没有消除。无论如何,职业高中里的气氛是很令人难以接受的。现在,有些年轻人直截了当地承认说他们就是种族主义者,不过这种说法不太妥当,他们并不是“承认”,而是公开宣称,由此可见人们的观念变得多么令人担忧!
与此同时,类似的不利环境很快就在就业市场上显现出问题了。作为原籍马格里布的法国人,我们深深地感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我们在校的成绩都不错,然而一涉及到要去企业寻找实习,问题便复杂化了。有些企业经理甚至说得十分明确:“我不要阿拉伯人。”他说这话的时候旁边永远不会有人听见。另一些人的说法不一样:“抱歉,我们刚刚招了人。”可奇怪的是第二天,同届同学会高兴地告知他刚在那家企业找到了实习。我们还能说什么?种族歧视的后果之一便是:有时我们会怀疑自己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我们不知道没有得到这个位置是因为自身的职业能力比不上其他同学,还是仅仅因为我们有一张阿拉伯人的面孔!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扭曲的现实,我们将因此变成顽固的偏执狂患者。
扎卡里亚遇到这类问题的反应比我更强烈,因为他是纳尔本职业高中“自动化系统维修”的第一届学生。两年之中,他要到企业做十六个星期的实习,学生们必须自己寻找培训实习单位。一般来说,他们是通过关系、认识人或全凭运气。而对扎卡和其他马格里布及非洲裔学生来说,便只有依靠了解他们困难的老师帮助他们。杜蓬先生便是这样一位维修系的好老师。我和扎卡里亚根本不用跟他解释由于我们是阿拉伯人找不到实习,他猜得出来。可他也不明说要帮我们找,既是给学生面子,也出于老师的谦逊。我们知道他明白我们的处境,这对我们来说既是解脱也是负担。我们每天上课,每天都会遇到这一类的问题。
更不必说有些教师本人便是种族主义者,扎卡里亚经常抱怨这样一位老师。他的同事都知道这件事,这是个不露声色的歧视者,表现在给学生打分和成绩单的评语上。扎卡里亚跟我和芬妮都讲过,可仅此而已,我们能怎么样?扎卡对这类侮辱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他同我的反应不同,他把自己埋在痛苦之中,任它悄无声息地折磨自己。当我是歧视的受害者时,结果也是一样的:他全身心痛苦地承受这些,甚至比我还强烈。杜蓬先生每次都帮扎卡里亚寻找实习,第二年他又帮了我的忙。也是他帮扎卡在维克多-雨果(Victor-Hugo)中学找到了住校职员的工作,使我弟弟能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挣口饭吃。
直到目前,在公立教育系统内部,仍有人否认种族主义和歧视问题的存在。我第一次听到一位教师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是我当代课老师的时候。在有关职业初中会考(BEP)的一次电子教学讨论会上,一位同事发言时说:“怎么才能给我的马格里布学生找到实习?有些企业主直接对我说:‘我不要阿拉伯人’”。教学督查的回答是明确的:在法国,有针对种族歧视现象的法律条文。这只说明工作上的歧视仍然存在。同过去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
歧视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而且人们现在可以公开地谈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