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你们也很熟悉那样的人,因一篇短篇小说的获全国奖,从此高官得做,特权占尽,甚至为非作歹。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少数,尽可挨着省数。我没有这样,我内在的气质和前定,逼迫我远离、拒绝、甚至主动粉碎了所有的既得利益。今天我为自己能够如此感到高兴,只有在今天,我才对《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当年的获奖,感到了一种如释重负。
我是个缺乏文学准备的作家,虽然我过去受过很好的教育。小学是汇文小学,中学是清华附中,然后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但很久之后我懂了,那一切只是表层的教育,体制的教育。还有特殊的教育、反体制的教育、叛逆的教育。还有革命的教育和多种文明的教育。文化大革命,内蒙大草原,我有幸在纯粹的游牧草原、在底蕴丰满的蒙古腹地,接受了完整的游牧文明的训练。这伟大的教育,对我极端宝贵,所以虽然在文学创作之前缺乏文学史的基础,但是我打下了特殊的基础。在三十多年之后,这一基础又强化了和扩大了,它给着如我这个作家以强大的支撑。
海:您祖籍济南,生在北京,插队于内蒙古,您早期的文学创作也是以内蒙为题材的,为什么最后您会在西海固寻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不同的地域文化对您有何影响?西海固、内蒙草原,至今还是您的精神家园吗?
张:西海固、新疆、内蒙草原永远是我的精神家园,用我的概念,叫三块大陆。它们不仅是我的精神依托,也是我摄入文化养分的根据地。
我的写作开始于自己对内蒙体验的激动。对文化回味的兴奋是非常强烈的。后来因为各样的原因,我离开了蒙古草原题材的小说写作。在这些原因中最本质的,或许可以说是我这个人不能在一个文化范畴里被限定,我注定是要接触更多的文化,把它们变成自己内心的参照体系。三十年后我逐渐有了这样的理论:即一个作家或知识分子,不能只拥有一种文化。肚子里的底蕴若只是一种,人会单薄,思想会偏颇。我常开玩笑地说,我反对只学一门外语,尤其是英语。王蒙在八十年代曾对我说,他在新疆住了十六年,学会了维语,但有些人却为他遗憾,说你学维语多可惜,有什么用?王蒙的表情我至今记得清楚,他说:“他们居然说维语有什么用?哼!”他的口吻里充满对那些无知者的蔑视。我很理解,因为我在蒙古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那些人,他们不懂得:学会了或沾染了一种底层的、他人的、不是小圈子的、第三世界的声音、立场、感情,是多么宝贵。到美国去开会,可能蒙古语不是很有用,但是它沾在人的心灵上,永远成为人的立场。当别人用英语哇里哇啦说着流行话语的时候,我们心里在用蒙语想着也许是更重要的内容。
话只说了一半。蒙古也只是一种文化参考系,我逐渐形成追求更多文化参照的愿望。这样就看见了新疆。我在大学本科是学考古学的,在新疆有大量考古工作的余地,我在研究生期间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放在了新疆。但是到了新疆,工作没有多做,却被各民族那比蒙古还要强烈十倍的色彩和生活吸引住了!到了后来,考古、蒙古史考察都成了借口,利用借口,整天和各民族朋友在一起混,才是正业。我那么喜爱与他们一起喝茶、游玩、骑马、串门,我喜欢和各式各样的新疆人交朋友。从这里到那里的路径,各种民族的风俗,与他们交往的能力养成,变做了我的本业。1981年在新疆做研究生毕业实习,我制定了走伊犁阿勒泰的路线。当时不知道,研究所一批知识分子也跑同样的一圈,也是从乌鲁木齐出发,博尔塔拉、伊犁、阿尔泰,沿北疆一圈。他们每经一地方都访问官员,开汇报会,当然说的是汉语。而我在所有的地方都和牧民混在一起,我说的是蒙语,并开始学习哈萨克语。哈族和蒙古还有维吾尔的朋友争相把我请到家里做客,在天山深处,在哈萨克的帐房,我的毕业实习,如一次美丽的梦游。回来后,连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心发生了微妙的改变。
我发现了与“他们”,即体制豢养的知识分子的道路不一致。这使我更趋于向一名作家的方式倾斜。苍白无力的散文,没有见解的论文,不是我渴望的东西。我追求真知卓见、以及优美的表达。那次新疆归来,我写作了散文《荒芜英雄路》,描写了我在阿勒泰发现的一条古代道路,以及我对那块土地的感情。
对我来说,北京只是一个战场,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与社会之间保持联系的方式。我想像自己是山东人,北京对我格格不入。但它有最活跃的思想,有活跃的文化市场,出版社在这里转来逛去,如移动的自由市场,农民抱着鸡转悠,小贩吆喝货物,我们则签订合同,交接稿件。
海:从《黑骏马》到《北方的河》,一直到后来的《心灵史》,我们可以看到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光辉,您也曾经说过要“以笔为旗”,但在“全球化”和“消费至上”的今天,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还有存在的土壤吗?“以笔为旗”这一方式还可行吗?
张: 1492年哥伦布到了美洲,开始了欧洲白人对世界的殖民化。从哥伦布以后,葡萄牙在非洲开始殖民渗透,达伽马在非洲开始贩卖黑奴,这是第一次所谓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应该叫“殖民主义全球化”。由于他们的“全球化”,世界开始进入一个殖民主义的真正灾难,一个万劫不复的劫难。据统计,在最残酷的“白银时代” 美洲死的人达到七千万。原住民被屠杀、被欧洲带去的瘟疫、尤其是被奴役得大量致死。人被赶到银矿挖银子,死后就扔到山沟。死光了人不够,再用非洲运来的黑奴填塞,为着黄金和白银。通过这三种方式,美洲原住民的死亡人数,最多的统计是七千万,最少的数字是一千五百万。这就是第一次全球化。同时,非洲在贩卖黑奴的过程中人口锐减,据统计也超过三千万,再保守也要超过千万,这就是第一次“全球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全球化”的趋势是以美国为中心控制全世界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一直推行不力,首先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当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之后,“全球化”地控制和榨取世界的进程便乘风破浪。这个进程碰到的最大壁垒和抵抗,是今天的穆斯林世界。于是,反动的“十字军主义”死灰复燃,这就是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到今天的伊朗核危机、索马里摩加迪沙“黑鹰坠落”等等现象的背景。如果说15世纪“全球化”殖民主义是使用奴隶船和皮鞭子的话,今天的“全球化”使用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资本主义列强的利己的世界秩序。在这样的形势下,全世界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在投入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在中国,也有如《读书》杂志近十年来坚持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