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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20418
雅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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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神圣》第一章的题目是“知识及其世俗化”,主要讨论世俗主义在西方的兴起。纳斯尔认为,17世纪以前,基督教和犹太教都不缺乏圣知这种智慧的境界,例如犹太教中的ḥokmah即智慧这个概念。17世纪近代哲学和科学在西方的兴起导致了知识的世俗化和祛圣化(desacralization),○9而笛卡尔(R. Descartes)则要首当其咎,因为他“让个体自我的思成为本体的中心并成为所有知识的标尺,把哲学转变为纯粹理性主义并把欧洲哲学的主要关注点从本体论转变为认识论。此后,即使知识扩展到最遥远的星系,它还是植根于我思之中。认知的主体被限定在理性的范围内,而与智性和启示相分离,智性和启示也不再被当作客体秩序可能的源泉”[2](P41-42)。由此,西方思想的进路基本上脱离了神圣传统,陷入“现代主义”之中,并造成了当今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

在第二章中,纳斯尔回答了“传统(Tradition)○10是什么”这个问题。纳斯尔认为,前现代(premodern)时期的人完全浸蕴(immerse)在传统之中,他们根本不会提出“传统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像鱼不会问“水是什么”一样。只有在现代主义的语境中,“传统”才会成为一个问题。在他看来,“传统……意味着通过使者、先知、化身(avatāras)、圣言(the Logos)○11或其他传达者等不同形象所体现的,向人类启示或显示,实际上是向整个宇宙区域启示或显示的神圣根源的真理或法则,以及这些法则在法律、社会结构、艺术、符号象征、科学等不同领域内的一切衍生和应用,当然也包括最高知识以及获得最高知识的方法。”传统所涉及到的领域非常广泛,“传统不可避免地同启示和宗教、神圣、正统思想、权威、真理传播的连续与一致、显白与隐秘、精神生活、科学、艺术等联系在一起。”而且,传统与永恒智慧不可分离,“这种永恒智慧处于所有宗教的核心之处,它正是获得了智观的西方的智慧(Sophia),在东方也被视为人生的最高成就。这种不朽的智慧构成了传统这个概念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就是西方传统中的永恒智慧(sophia perennis),印度教称之为恒法(sanatāna dharma),穆斯林称之为智慧(al-ḥikmat al-khālidah,或者是波斯语中的jāvīdān khirad)”[2](P67-68)。

按照纳斯尔的思路,西方在世俗化和祛圣化的过程中丢弃了神圣传统,因此,他在《知识与神圣》第三章涉及的就是西方“对神圣的重新发现与传统的复苏”,但是,这种重现和复苏只有“与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完好地保存了其真义的东方传统有了真正的接触”之后才是可能的[2](P94)。纳斯尔认为,传统在西方的真正复苏发生在20世纪,前面提到的格农、库玛拉斯旺米和舒昂在其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关于这三个人,纳斯尔说:“就其‘横向’和量化层面而言,被格农、库玛拉斯旺米、舒恩以如此严格、深刻和宏大的方式所展开的传统观点,在学术圈令人无法理解地被忽视了,在传播中也受到了限制。但是它在深度和内质上的吸引力是非常巨大的。作为整体的真理,它以渗入某些特定个体的内心、精神和灵魂的方式来转变其整体生存方式”[2](P109)。

纳斯尔在第四章集中讨论了《知识与神圣》的另一个关键词——神圣知识。这种知识首先是与传统密不可分的:“它居于每一种启示的核心之处,它是圆心,围绕着传统并对传统予以定义”。如前所述,圣知有两个来源:启示与智识或智性直觉。这种知识“涉及到人的心灵和心智的光照,它是一种无间的和直接的知识,以体会和体验的方式直接呈现给人,伊斯兰传统将这种智慧称为‘直接呈现的知识’(al-‘ilm al-ḥuḍūrī)”[2](P130)。圣知是关于真实(Real)、完满(Absolute)、终极本体、原则、最高实体的知识,它也是对真实与虚幻的或相对的东西加以区别的知识。他认为,宇宙万物只是真实的一种外在表现(manifestation),它如同一层幕布一样遮蔽着真实。这层幕布在印度教称之为幻识(māyā),伊斯兰苏菲派称之为幔帐(ḥijāb),如果陷入幻识之中,我们就无法去领悟或获得真实。

随后,纳斯尔在第五章对人的问题予以了关注。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人:一种是“通贯之人”(pontifical man),○12另一种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Promethean man)。前者是指“通贯于天地之间或作为天地之桥梁的人”,这种人“意识到他扮演着天地之间中介的角色,他的内在目的(entelechy)越过他所代治的世间领域,让他意识到今世之旅的虚幻本性。”这种人是真正拥有神圣知识的人,也是对神圣传统予以传承的人。而后一种人“把人生当作一个大集市,可以自由地游荡并随意挑选物品。他感觉不到神圣,陷入虚幻和无常,变成了他自己低级本能的奴仆,沉溺于他所认为的那种自由之中”[2](P160) 。这是对无视神圣传统和神圣知识的世俗化了的“现代人”的典型描述。

在接下来的三章中,纳斯尔分别以“作为神迹的宇宙”(第六章)、“永恒与时间秩序”(第七章)、“作为知识和美德之源的传统艺术”(第八章)为题,讨论了终极本体和宇宙万物之间的不同关系及其表现。他认为,我们“要用智性之眼去观视宇宙,不要把它看作外在化的和无理性的事实的范型,而是要把它……当作本体的显迹,这个本体居于人自身存在的中心”[2](P191)。

第九章“本初知识和神圣形式的多样性”主要涉及的是纳斯尔的宗教比较观。在对科学主义、历史主义、还原主义等各种宗教比较方法进行了批判之后,纳斯尔主张要以传统为基础来进行宗教研究和比较。他说:“传统是从圣知的视角来研究宗教的,它可以区分原本与显现、本质和形式、基体与偶性、内在与外在。它将绝对性置于完满的层次上,无条件地断定只有完满才是绝对的。……不同宗教的统一可以先在这种完满中找到,它同时就是真理、本体以及所有启示和真理之源”。正是在这里,纳斯尔明确表达了自己独特的宗教观:“不同的宗教就像语法各不相同的各种语言一样,表达着独一的真理……每一种宗教
源自真理,因此,在宗教中被圣言所揭示的任何东西都是神圣的”[2](P292-293)。

在最后一章“作为解脱的圣知”中,纳斯尔阐述了圣知的获得方式及其实践意义。他认为,要想获得圣知,“首先需要身心两方面的修习作为必要的准备条件”,而“傲慢、偏狭和虚妄这些缺陷是灵魂的扭曲,它们是获得知识的障碍”。同时,还必须要养成谦逊、宽厚和真诚这些最重要的美德。“谈论圣知,但又不以这种至关重要的美德为获得这种知识的必要条件,是对传统的智观的彻底误解”[2](P311-312)。获得了圣知就获得了确然的知识,而这种知识的实践意义就在于:它“会将所有的奴役和限制引向自由和拯救,因为神圣不是别的,就是无限和永恒,而所有的奴役都是由无知所生,而这种无知将最后的和不可还原的本体归结于本体自身的缺失。在其最终的意义上,本体属于真实本身。这就是为什么智观会把知识看作拯救和自由的方法,印度教则称之为解脱(mokśa)。去知就是被拯救”[2](P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