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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21308
尊一斋
会员

前言万赞归主!感谢真主给我以写作的能力。“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古兰经》九十六章•四至五节)
这本小书虽然称不上鸿篇巨制,但是花费了我很多的心血。本书最早是我的本科毕业论文,以繁体字半文言的形式写成,论文名《刘介廉先生年谱》。后来印成小册子在师友间流传,得到了一些谬赞,他们觉得很有出版出来的价值。有了这个提议,才想到去出版。现在出版的这本书,在原来论文的基础上有一些增订,为了方便更多的人阅读,改为简体字,书名定为《刘介廉先生编年考》,将原来的序言和后记合为一篇《自序》,仍作保留,以见当时心曲。
论文答辩结束,我随即南下,专程前往南京拜谒了梦寐多年的刘介廉先生墓,又过长江瞻仰普哈丁墓、仙鹤寺,往镇江寻找当年的刻经处。归途中,道经河南,随着先生的脚步到朱仙镇。长驱豫中平原,在襄城舍太师的墓前久久徘徊,在石羊街的古寺里,借着灯光抄碑,在陈克礼坟前看汝河静流……
毕业后旅居上海,以地理之便,往来苏、杭之间,看先生眼里的吴门和武林,跑到宁波天童寺和大嵩,考证先生观海的地点。除夕之夜,万家团圆,我却北上山东,沿泰山、曲阜、济宁一线,完成了有关本书的最后一次考察。所以我自信,我是用行走见证写作,我同时也自信,就研究刘介廉先生生平来说,这本小书是迄今最全面的一部。
我之所以关注先贤刘介廉,是因为幼承庭训,读过一点先贤的著作,后来读到《著书述》很受感动,大有“读其书想见其人”的念头。又因为一个离奇的梦,让我越发有做下去的决心。随着对明清回儒理解的加深,我深刻地意识到刘介廉先生在中国回教史上的、乃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
他完成了回教哲学的完整构建(我这里用回教而不用伊斯兰教,是基于对二十世纪前的中国伊斯兰教的考察,也即中国古典伊斯兰时期)。江山代有才人出,但圣人不常出。如同至圣穆罕默德是封印的圣人一样,刘介廉先生在这个层面上的元典意义是无法超越的。所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会有马联元夫子的喟叹:“指主发誓,我认为如果没有至圣穆罕默德,撒利哈•介廉一定是中国的先知。”先生本人也很清楚他所达到的地位:“坐拥万山,老于圣贤窝中可也”的浩浩之量充满了自信,他知道他的事业是“示天下以证道之全体”的,他知道他的成就会被“千人唱美”,他更知道他的作品会“垂鉴永远”。先生的元典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从哲学意义,还是从表达形式上来说,他都完成了伊斯兰概念在汉语语境下的完美表达。仅举一例,“念”、“礼”、“斋”、“课”、“朝”这些沿用至今的表达穆斯林五大功修的汉语概念就是自先生定格。至今尚没有一个教派对刘介廉先生有些微非议,如同穆斯林世界对伊玛目•安萨里的一致尊重一样,先生和他所代表的一代回儒在中国回教这样一个矛盾重重的内部所获得的一致认可是惊人的。
回儒一词最早见于马承荫为马注作的《指南序》:“若岱舆王先生,回儒博学,墨翰精通。”最早是指回、儒二教,显然已经意识到两种文化间的融会交通。至日人桑田六郎《明末清初的回儒》一文明确提出“回儒”,将明清表儒内回的学者群体以“回儒”标之,后来已成公允,非但并无不可,而且十分形象。
中国回教学术经历了唐宋的家学阶段、蒙元的官学阶段和明清的私学阶段,造极于明清回儒一代。当然,明清的回学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概念。“回学”这个词,并非我标新立异的独造,而是对汉语语境下的古典伊斯兰哲学更合适的称呼。相对于“回回理学”的不伦不类和“天方学”的模棱两可,“回学”一词应该是精准到位的。如同“儒学”、“佛学”、“道学”所表达的内涵一样,“回学”能够概括汉语语境下的古典伊斯兰哲学。
这区别于“回族学”,也与狭隘民族观之下的“回汉之辨”没有丝毫关系,更不必纠葛于“回”这一词的来源是否准确。在过去的千年,历史选择了用“回回”来指代中国穆斯林,用“回教”来指代中国伊斯兰教,前贤虽对此也有疑问,但利用汉字的表意功能对该词进行了形而上的再创造后,使之很恰当地表达了中国古典伊斯兰,介廉先生的《回回说》完美地阐释了这个问题 。后人对这使用了近千年的词语的疑问是基于近代世界格局内的伊斯兰的考察,与中国古典伊斯兰并不冲突。
我们很难想象,回儒所做的工作在过去乃至现在产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他们将回、儒二教的思想在中国的大地上实现了多么深广的结合。如果我讲述两个故事你将会清晰地明白。一个故事是听来的,一个是我亲身经历的。听来的是说,在平凉的某地,一位老阿訇讲经的时候拿《论语》、《孟子》来引证,而他求学的时候,他的师父要求学生背诵“四书”,“四书”是他们的必修课。后来我还听过一个陕学阿訇的讲经录音,我听到他说亚里士多德如何如何说的时候,我感动了,可能他并不知道亚里士多德是谁,仅仅是在延续老辈人的经注,但是从西北乡间农民的嘴里听到古希腊哲学家的名字,这是一件多么震惊的事情。
我的一个老师,出身旧社会,于经、汉都是十足的瞎汉。就这样一个瞎汉,中年偶感天命,开始四处寻找“汉克塔布(Han Kitab)”,能买的买,不能买的借,借不来的抄,对照着一本《康熙字典》一个字一个字的抠着读。积数十年之力,成为远近闻名的理学家。老人家有个侄子,在清真寺念经,有一次要用到《古兰经》里一段经文,怎么也想不起来出处,于是就要打电话给伯父。同学打趣说:你大大是个死瞎汉,他知道什么?侄子不服气,打电话过去,老人家说出了在《古兰经》第几章第几页第几行,同学惊愕不已。他家里堆满了抄抄写写的本子,钢笔就用废了一篮子。我每次在不同场合碰到他,他总是提个小箱子,里面装满了抄写的或者复印的“汉经”,碰到需要的人就送。我手里有他送的手抄本,字迹笨拙,却是一笔一划的繁体字。他讲经旁征博引,引用总是采各家回儒之长,甚至有孔子怎么说、老子怎么说。可惜去年以八十多的高寿归主(求主升高他的品级)。斯人不在,斯人不再矣。我还听过另一个老师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解释,完完全全是用伊斯兰的理论。他们是人间真正的大儒。走到这些穷乡僻壤里,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回教。
今则去古远矣,大部分年轻人对“王岱舆”、“刘介廉”的名字很陌生,和他们谈起也多半是冷漠。他们熟知的是“格尔达维”这样的人物。这种陌生和冷漠与近现代思潮的兴起有关,近现代思潮的特点是新锐、激进,急于与旧时代割裂。它没有古老的回教(古典时期的伊斯兰)所背负的沉重的文化负担(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负担是包袱同时也是财富)。所以它敢于推倒权威,这在短时间内,对于疗救沉闷的中国回教,效果是显著和可喜的。但矫枉往往会过正,伤口杀菌很快,但内伤的调理却很漫长。时至今日,近现代思潮也有百年的历史,它也成了古老,越来越显示出一种激情过后的疲软和无枝可依的困惑。当然,这是每一个革命者革命后都要经受的考验。
伊斯兰从来都是尊圣重贤的,我们遵行圣人的万世法,同时尊重先贤的经验,因为先贤经验是对圣人法的正确解读。先贤们早在几百年前所探索出的范式是不是已经解答了我们的困惑?我听闻英国穆斯林在伊斯兰本土化的进程中方步履艰难,无意间了解到中国刘介廉的思想时大受启发。所以重新解读过去、重新发现先贤,在当代显得尤为必要。可喜的是,我们已经发现在小范围内一些阿訇开始去重读“汉克塔布(Han Kitab)”,一些年轻人在地铁里正吃力地读着电子版的《天方性理》。我不愿意将此呼为“复古运动”,其实并没有什么古今之别。一运动、一复古,好好的事往往就失之原味了。平和处之,多半能避免矫枉过正。民国回教取得的短暂辉煌,是远绍明清回儒,近开海外之风,才有如是成就。陈寅恪公“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的发论是对此最好的注解,这种经验是值得重视的。
评价明清回儒,并不容易。明清回儒既是开端也是总结,如果将视域放大,将王岱舆、刘介廉诸公与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做比较,可能会更好理解开端与总结的内涵。从刘介廉先生入手理解回学很难也很容易。难是在深广上,这种深广让后人是叹为观止的。容易是在我们一再强调的汉语语境下先生所提供的一种范式的清晰流畅。对于如此重要的回儒一代,我们给予的关注远远不够。了解他们的生平,走近他们的时代是第一步,所以这样一本小书应该是必要的。
西方学界对中国回学的关注起码从二十世纪起一直没有停止过。尤其是海外新儒家和新苏菲的对话,促进了回学的重新解读,中国回儒取得的成就让他们刮目相看,也因此产生了一系列很好的研究作品。而中国的研究一直很滞后,至今连一门像样的文献学都没有建立起来。中国回教是在两大文明的融汇中塑造成型的,它所创造出的文化财富是令世人瞩目的。但历史的现状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不管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遗产都面临濒危状态。当年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而今我们提出“整理回故(回学的故旧)”已经迫在眉睫。这本小书算是对此一个回应。
当初写论文的初衷只是为了纪念刘介廉先生,现在如果要加一点的话,那就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了。希望这本小书得到读者的喜欢和指正。
马在渊
壬辰新春于海上梅村客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