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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张承志民间立场的文学创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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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30
塞外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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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找寻参照
  张承志的创作的深远意义,学术界的许多著名学者都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并不断引发有益的思考。但也有一些人视张承志为洪水猛兽,视为极端分子和偏执狂,他们并不愿意面对张承志所直面的历史和现实,而是抡起意识形态或者大民族主义的大棒,耀武扬威,反而把张承志说成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宗教狂。
  但是,理解一个作家,不能把他的一些词句从具体的话语空间割裂开来,还得考虑大的语境,综合其它的种种情况。张承志的创作历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的创作始终保持着一个作家难能可贵的对于生活的真诚,还有对于历史的谨慎思考,对于不断降临人间的苦难的焦虑。在作家们普遍沉默的时候,他在大声疾呼,文人们为了从利益再分配的社会格局中争抢到自己有利位置的时候,张承志远离了他们,当一些作家欢呼胜利的时候,张承志却走进贫苦的农村与农民们一起在绝望的生活中找寻生命的亲切。张承志干扰了文人们的优雅生活,就得接受被孤立的现实。
  谁能想像,在六四风波之后,张承志辞职了,使自己成了一个自由的民间化的人,去面对更多的艰辛,使自己的肉身和灵魂归向民间,归向满是感动的大陆。经历了太多的喧嚣,他乐意让自己消失在这个可爱中国无垠的民间;为了无奈的现实,折磨人的现实,也为了一种学术的尝试,他要规避,于是去了日本。他的知识是在一块块土地,一次次旅行中感悟升华,这超过了他受过的严格学术训练。
  那时流行的,对于以黄河、长城为象征物的中国传统文明的全面批判和否定,不加节制地颂扬所谓西方的“蔚蓝色文明”③,这种实用主义的、简单类比的思路,与张承志在泥土中获得的人道主义有相当的区别。张承志的思想中有个立场的问题,他清楚地知道,精英们的思想与民众的希望是绝缘的。
  知识分子总喜欢把西方的某种成功模式不切实际地拿来套在苦难的中国头上,对西方社会那些痛苦深沉的思想者,往往没有多少兴趣,但张承志却能找到自己的共鸣和参照――厌恶自己贵族身份的托尔斯泰、善良温柔命运坎坷的梵·高、对种族主义进行纠正的麦尔坎·X、对自己民族的战争罪行保持批判揭露的家永三郎④等等,对这些人的钦慕和敬佩,与张承志艺术良知的归路相通。他知道对一个伟大文明发言要具备怎样的真诚和深刻的自省,就像毛泽东批评过的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却要言必希腊,张承志当然不会廉价地站在一个大义凛然的高度,指摘中国如何落后啊,欧美如何发达啊,他知道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类似前述的众多承担苦难的思想者,当然地成了他的心灵参照。
  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体验生活的结果。他对西欧的文明是失望的,他理解俄罗斯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思想上转为深刻的内省。他的精神极度痛苦,从科学、哲学、艺术中都得不到解脱,曾想自杀,最终转向宗教。而且他与当时俄罗斯正统教会的宗教观是严重冲突的,他对现代堕落的官方教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倡导勤奋、素食、禁烟、禁酒,过简朴的生活。他对物质文明的罪恶有强烈的反感,他同情农民,坚信只有农民才能拯救俄罗斯。他曾辞去军务,也曾像农民一样到田地里体验生活,最后死于离家出走的途中。张承志的思想和行动与托尔斯泰是那么相通,由此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重要的理解张承志的思路。
  皈依宗教,像托尔斯泰所有痛苦执着努力的归宿,张承志也找到了坚实的支撑。他对伊斯兰教的人为教条化当然厌恶,对普遍存在的世俗偏差或者因霸权主义压迫而产生的极端情绪都保持理智的思考,但对简洁的教义规范美好人生仪礼的信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一神教激发生命活力以及无限想像空间充满神往。比如甘肃临潭的西道堂,在宗教纽带的维系下,生产、分配、消费、曾有过高度的协作,张承志甚至认为那就是实现了的乌托邦,一种共产主义的样板。
  张承志对荷兰画家梵·高充满了尊重,就像宣布对托尔斯泰道路的追随一样,他十分着迷这个一生穷苦,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对贫苦劳动者怀有深切同情,曾以牧师身份深入矿区为极端困苦的矿工服务,因而触犯教会尊严被革职,最后实在找不到生活的出路,痛苦地自杀了的梵·高,他用生命浇灌艺术之花,那些变形的、色彩强烈的绘画杰作,传达出的对于生命苦痛又亲切的体验,张承志感同身受。梵·高油画色彩中蕴含的爆炸力,抵抗烈日的柳树,砍掉脑袋也不屈服的向日葵,与张承志的文学语言气质相通,他甚至也喜欢以油画的方式去追随梵·高,追随梵·高的朴素和强烈,像咀嚼日本歌手冈林信康质朴野性,用木吉他伴奏的肉嗓喉音,张承志的艺术借鉴,总是追求那种厚实简单又富于生命意向的方式。
           (四)关怀苦难
  张承志的文学命题始终以关怀苦难为底色。鲁迅奉献了阿Q和狂人这样的供人们自省的典型,抒发过暧昧无题的忧思,悲壮燃烧的野草。鲁迅的艺术概括,众多的个体形象是以滑稽、变形、夸张的方式呈现的,由个体构成的整体性悲剧的流动的历史;张承志笔下的人物,对于许多牧民或农民的描写都比较接近生活的原型,既是现实主义,也是理想主义的,气质和色彩积极、热烈、庄重,在主客体心灵共鸣沟通的过程中,作家尽可能地表达了同情和尊重。他清醒地知道人类作为一个集合体不断延伸的悲剧,但他并不绝望,他坚信普通人受到尊重的重要意义,那么一片废墟的世界,鲜活的心灵就是希望之源,他关注的是心灵的真实。张承志对心灵历史的研究和重视,思想史家葛兆光曾在《读书》上向读者推荐阅读。张承志同样知道中国人性格的劣根性,也始终严格地进行着自律和自剖,他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总在悲观主义的深渊中不能不能自拔。” ⑤但是他最终找到了一种支撑生命的乐观。在鲁迅笔下被折磨得枯萎不堪,失去生命光泽的中年闰土,作为底层农民,在张承志的笔下得到了尊重和颂扬,他与蒙古人额吉一家,沙沟马志文一家等等与闰土形象本质相通的穷苦人家真诚交往,张承志几乎付出了杰出的人类学家摩尔根给印地安人当义子的真诚,所以,张承志对痛苦的品尝,不是那种个人恩怨式的,其中包含了深刻的理性选择――韩少功说,张承志是我们这个时代与苍茫大地对话的人。
长期深入民间的张承志,因着他生命体验的足迹遍及中国(也屡次出国),他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世界、国家、民族、个人等多纬度的思考充满了复杂的感情。他真诚不回避现实,也要痛苦地沉默,在沉默中被误解误读,也在沉默中燃烧自己。评论张承志为极端主义者的学者们为什么不看看他对主张非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的追崇,把张承志笔下的哲合忍耶说成是奥姆真理教的著名作家,愿意到到农民的炕上坐坐吗?时代把冷酷加在了他的头上。他在有的人眼中还是民族主义者,然而,一个对一神教信仰有深入研究的作家,会为一个什么样的民族野心服务呢?他明确地表达过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对以色列占领者的批判,但是他去美国的时候,曾特意到犹太人总部访问过,表达对犹太人历史苦难的同情,他的内心充满了温柔宽厚。
是的,他九死未悔为民众代言的立场,熔地理历史于一炉的思辨,对现代堕落文化的反感,对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深刻挖掘,他的张扬而又懂得节制的语言,还为汉语写作输入了相当的少数民族语的音译词,他的艺术创作确实与流行文学追求的感官愉快大相径庭,他的创作展示了一个自成体系的诗意空间,承载厚实的思想,启发读者的良知,这种思想弥足珍贵――这几年来学界热烈探讨的“三农问题”⑥,许多学者也许只习惯于在书斋中进行理论化的设想,幻想着制度化的操作,然而与整个社会价值观相联系的利益原则总在不断膨胀,“三农问题”在不断恶化。
  避开绝望的都市喧嚣,张承志在苦难农村的生存缝隙中,找到健康的人性,认同了简单纯朴而没有现代负累的生活方式。他以自己的方式解读了鲁迅先生的孤绝。鲁迅发现了吃人历史,总是殊途同归的历史,充满了太多阿Q式的精神胜利、祥林嫂般的麻木悲哀、孔乙己一类的人格衰退的历史,这种茫然延伸的历史,不断复制的国民,绝望的总结,还有什么出路?更可怕的上这些沉痛的命题已经仅仅成为普遍的堕落知识分子的谈资,成了吃饭的课题。但是张承志在时代大潮面前,作出了自己的抉择,他也不愿沉醉在“哀莫大于心死”的悲凉慨叹之中,他坚信了鲁迅没有援助的孤绝,坚信了在中国社会理论的无用。权益之计的制度化操作,如果没有健康的人性支撑,最终将会走向反面,张承志深深明白鲁迅先生对人性的深刻洞察,难道不是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于是,他在这个消费主义泛滥成灾的世界看到了巨大的落差,他知道农民马志文家每年微不足道的土地收入与首善之区觥筹交错的豪华盛宴之间的区别,他当然要凸现那些不被物欲主宰的纯朴人生,但恶劣的知识分子似乎只懂得去夸张和放大纯朴农民的缺陷和愚昧,再加以灭绝心灵之光的见解,最终只能助长社会的不义。所谓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被滥用的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被理解运用为知识分子的生存动力,这就是人文精神,人的觉醒吗?回到民间,张承志坚信自己的道路,坚信在真诚的接近中能找到生命的真谛。就像《在中国信仰》中他说的:< /SPAN>
  我们只是渺小的一员,若是我们能跻身于民众的现存方式中间,并且竭微力使它获得些许的补足――我们就可以说:我们赢得了有意义的人生。托尔斯泰憧憬的,他献出一生想实现的,他希望“每一代都要把这个思想传给下一代的”――新的信仰方式,正在我们的手中,铸打着结实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