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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贤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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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 景
伊斯兰教从唐代开始传入中国,宋代以降,东南的伊斯兰教徒增多,在保持其基本信仰的同时,汉化日深。如蒲寿窚汉文甚好,有《心泉学诗稿》传世,《蒲姓族谱》云,蒲氏“宋仁宗时,二世与苏子瞻是亲戚。四世为朱熹门生。”【3】
元代是回回民族的孕育期,大量西域伊斯兰教徒迁入中国,大批蒙古人,汉人改信伊斯兰教,回族初步形成。由于东来的伊斯兰教徒整体文化水平不高,人口分散,更由于在量汉文化背景人口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有明显的儒学化倾向,许多西域人明显华化。【4】
明代政府早期不许色目人自相婚配,更加大量的异族血统从而异族文化渗入伊斯兰教群体。明代中后期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内地伊斯兰教徒较少有机会与外部接触,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尽管伊斯兰教徒“遍于西方,皆宗教不替”(《明史•西域传》),尽管士大夫阶层认为“回回自守其国俗,终不肯变”(《日知录》卷29),但事实上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已经相当严重,建于明成化年间的济南东大寺,大门前立石坊牌一座,刻有狮子、羊等动物,这是违反伊斯兰教义的,康熙十二年所立山东青州真教寺建寺碑云:“供当今皇帝万岁龙牌一座”。【5】,这种供龙牌的违反教义的现象则普遍存在于明清时代。当时伊斯兰教学者如詹应鹏(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有《群书汇辑释疑》一书【6】,专门指出伊斯教“所事者,宰乎天地万物之主……故曰事主,非事天也”,但是在汉语中,天字本有多重言义,故伊斯兰教内及教外均有以事天、拜天看待伊斯兰教者,故詹氏一再强调“当以天字作主字观,慎勿作天字观也。”“以天之名称主,非其天即主也”。表明当时人对于伊斯兰教义已有严重曲解现象。同时,在伊斯兰教内部,亦有“粗知汉学而稍习经旨者,间亦注书于世”,有“以道听途说,妄自篡而编者”,更有“未经正指,遂以异端之学,搅乱清真”,倡“万殊一本”讲“万事之物,即若以金造器,体质本金,惟名相不同”【7】,以儒释之道混淆伊斯兰教者。即使有学者能坚持信仰,亦因中国伊斯兰教徒通用汉语,而不得不以宋明理学的语言讲伊斯兰教,在这个过程中,也使伊斯兰教进一步中国化【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