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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9571
塞外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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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伍俩门拉 于 2009-11-18 13:07 编辑

序

我们将在本书中探讨的问题对于乌尔都语读者来说并不陌生,虽然已有一些作家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本书作者感到这一方面仍有缺陷。

新时代由于否认宗教而被人们称为“无神论时代”。持这种观点的人们认为无神论并不是一种妄谈,而是人类在各个科学领域中取得进步以后,获得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研究并不着眼于肯定或否定一种观点,相反,它是一种纯粹的研究方法,根据这种方法,持这种观点的人确认宗教为虚伪,我们可通过特·热·马尔斯的话来理解这种新方法:

“新研究方法是一种方式,是一种方针,是广种解答问题的特定模式,它并不着眼于判定断然的答案。从这方面来讲,这种研究是本世纪下半叶产生于哲学领域的重大变革,这一变革将继续存在,在长时间内,将不会有停止的期望。”

我们的研究人士如果想研究各门新科学并以之来保卫宗教的话,那么无论这一主张是现代思想家们经过研究而达到的纯科学主张,还是他们在否定宗教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研究进入绝境后设置的用花言巧语伪装下的避难所也罢,我们也绝不能忽略这一主张的存在。

举例来说:为了确认差谴圣人的真实,我们的学者所进行的工作便是首先假定一个前提——新时代的科学妄称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是一个骗人的假先知。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穆罕默德是一个骗人的假先知”这句话,它本身就意味着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真先知,但是,现代人从根本上否认这一点,他一点也不相信关于先知和圣人的事。

其实,“假先知”这一说法原先是相信自己的先知们而否认伊斯兰教先知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拿来的一个非难。然而现代思想并不探讨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是一个真先知还是一个假先知,它研究的是先知预言的来源,根据已知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最终得出了这种奇怪的预言来自“潜意识”的结论。这种结论认为用启示和默示这两个词来表达潜意识的内在语言,可以说是一种美妙的隐喻,但不能把它看作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因此,我们的使命并不以确认伊斯兰教的钦差大圣为圣之真实而结束,还应该潜心研究启示和默示的问题,向人们说明启示确实被下降给了某些特选的人,伊斯兰教的先知便是其中之一。

这就是一些致力于批评现代思想的人们所采取的立场,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现代人对待先知思想的立场;另有一部分学者,他们理解现代思想对待宗教问题的立场,但是由于受现代思想的影响太深,认为西方学者得出的一切结论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从而,他们的“业绩”仅仅局限于论证被西方学者所推崇的那些观点与《古兰经》和圣训中提到的观点是一致的。这种在实践中把伊斯兰教与其他思想加以调和的做法,正是一切其它丈化被征服的民族所采取的对待征服文化的态度,任何一种按这种态度建立起来的观点厂极有可能成为一种附属品,绝对不会成为一个先驱者!如果有人认为他可以通过一种调和式的努力在世界上改变人们的思想,进而为人类指明真理之光,那么,毫无怀疑,他肯定是一个恍进了海市蜃楼的想入非非者,而与现实毫无关系可言。的确,杜撰和诡辩绝不能导致思想和信仰的变革,它的变革,只有通过思想革命的途径才能成功。

当这种立场与宗教思想中根本性的问题相关时,我们就更进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当有人按现代天文学的新发现对《古兰经》中提到的“发光的流星”一语做一新的解释时,这并不构成什么问题。但当我们全面接受了一种整体理论,而且这一理论与有关宗教问题有联系时,那么,我们发现它对宗教哲学结构本身将会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最明显的实例是:由于西方学术界在经过研究和观察后宣布他们全面地接受进化论为真理,基于此,我们那些接受了进化论的学者们被迫按照这一新观点对伊斯兰教进行了新的解释。当他们需要为伊斯兰教制做一件新外衣时,他们就起而裁之,但他们缝成的新衣已经面目全非,失去了伊斯兰教精神的光华,因为它已在诡辩的新工序中与其它被剪的布块一道扔掉了。

进化论的目的在于确认发展论的永恒性,这样人类生活在最终时刻达到高峰。基于这种观点,历史——而不是未来——不得不发生许多不幸的灾难。这种理论只悦意解释天国永久的生活,却拒绝永久的火狱生活。因此,那些接受了这一理论的穆斯林学者宣称,火狱不是受刑之地,而是一个教化和修身之所;因为在生活的道路上,人们面临着一切艰难困苦,而那些由于犯罪而遇到阻力未能沿生活道路继续前进的人们将承受象火狱那样的困难,直到他们在将来的生活中继续进行进化式的旅程。同样这一部分学者认为——举例来说——伊斯兰教所认可的私有制只不过是“暂时性的法律”,因为私有制与社会发展论相悖。

以上两类学者所进行的工作,虽然他们为之付出了许多努力,但仍然是一种残缺不全的工作。本书作者并不自夸自己的努力完美无缺,但是他说:他进行这种尝试的真正动机正是由于他感到这方。面的工作非做不可。

本书为保卫宗教而采纳的方法有两方面:思想性的和实践性的,换言之,哲学性的和科学性的——如果这种表达正确的话,其中,作者尤其注重第二种方法即实践性或科学性,这样做的原因是,在我们的书库里储藏着按第一种方法写成的繁卷巨册,而以第二种方法写成的著作却很奇缺。

我深切感触到现代科学研究已经铺拓了宽阔的疆域来肯定宗教,这正是《古兰经》(蚂蚁章)带来的启示的证实:“你说:赞颂全:归安拉,他将为你们昭示他的许多迹象,你们就认识它。”(27:93)这本书是系统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新知识为保护宗教而做的一种尝试。

按书籍的新分类,此书不是一种客观研究,而是一种主观研究。这一现实,在现代思想看来,本身就是对本书.的攻击!我们怎能信赖一种有一定思想倾向的思维提供的主观研究呢?为了解答这一可能激起的异议,我在这里引述皈信了伊斯兰教的奥地利东方学家穆罕默德·阿萨德的一本著作的前言中的一句话:

“这本书并不以对待问题的中立态度为目的,相反,它是对一个问题的阐述,这一问题就是伊斯兰教对抗西方文明的问题。”
尽管心理学为一个人在研究中持中立态度提供了一系列限定,但我还是——在理论上——承认每一位作家必须尽他最大的努力,为达到某一研究结果而保持中立,这也是每一位诚实的作家所期望的。然而,当一位著者坐进办公室时——实际上——我们发现他并不是在写作过程中寻找真理,相反,那时他已经有了一系列轮廓清晰的概念。

此外,有另一种方法,那就是著者详述他的研究所经过的每一过程,但是,以为此种著作为中立者,只不过是隐藏著作真实目的的假面具罢了。其实,没有一位著者在开始写做时才开始他的研究,他只不过是在书中阐述所有的研究结果罢了。所以,书之所以成为主观和客观者,只能看它的命题写作方式来定,而这种写作方式与研究中的中立性和客观性无关。

宗教一词在此书中频繁出现,但请诸位读者不要误解这一问题。因为此书所研究的是一个具有概括性的问题,所以使用概括性的词汇有其特殊的含义。在本书作者的思想中,宗教这一词汇并不意味着一个含糊的概念,而是指至今唯一为造物主安拉所承认的伊斯兰教。当我要求一位印度公民遵守法律时,并不意味着他只遵守某一项法律就可以了,也不意味着遵守印度宪法中的一部分,而是要他遵守印度国家正式颁布的全部法律。与此相同,今天虽然我们可以把历史上以宗教这一名义著称的任何一种事物都称之为宗教,但是获得尊大清高的安拉的喜悦并为它的信士保证后世得救的真正宗教只是伊斯兰教,而不是其他任何宗教。

有一次,我在一所大学演讲时提到了弗洛伊德的一句话,在演讲结束后的提问中,有一位心理学教授站起来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先生,您用了弗洛伊德的一句话来支持您的宗教观点,然而,弗洛伊德却完全反对您所主张的观点。”

此书在更大范围内激起此类提问是极其可能的。本书中被引用的摘录语相当多,其主张被摘录的人可能并不同意从他的话中演绎出来的结论。在本书第五章《后世的明证》的末尾所引用的摘录语就是一个实例。但是,这一提问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作者并不妄称这些人支持他的观点。换言之,作者并没有说:这一理论或那一理论是正确的.因为某人承认它的正确性和支持它。恰恰相反,使用这一切摘录语的目的只是说明一个证据或一种理论,作者有时可以用他自己的语言来阐述一个特定的理论,有时也可以借用别人的语言来说明一个问题。

这些摘录语所代表的倾向并不一定是个人的看法,而是科学发现,无神论只不过是赋予其不同的意义罢了,至于我在此搜集引用它们的原因,是我感到它们有利于宗教。至于那些公开支持宗教的摘录语,大多数则是信仰基督教的学者们的论断,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与他们共享许多天启的信条。

从书名就可以清楚,此书的目的是在现代唯物主义思潮面前确定宗教的真理性。我所采取的方式有两种,第一:我们求证宗教不是物质性的,而是超越一切物质存在的。基于此,物质科学没有任何理由去反对宗教。这种求证方法是最具实效的,现在,科学家们在本世纪已经承认:“物质科学只是对许多真理的局部认识”旷这句话就意味着:基于科学本身的承认,除物质科学外,还有许多它所不能接近的其它真理,宗教的真理就是其中之一。约翰·苏里凡的名著被公认为是在这方面最成功的尝试。我们将在本书第七章对此加以详述。

第二种确证宗教真理的方式,就是采用无神论学者们为证明他们的信条而采用的那些科学方式。本书作者集中了更多精力以这种方式确证宗教的真理性,他认为:为了论证宗教的真理性,不得不采用无神论者所采用的求证方式。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加以澄清。本书的文风也许对一些宗教学者来说是陌生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的话,我将正告他们: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本书的目的不是去解释宗教而是当代哲学需要的新生儿。理所当然,我们在禀性信仰宗教的人们面前解释宗教时所采用的方式与我们在现代无神论者面前所采取的方式截然不同,因为他们从根本上否认宗教,妄称宗教是欺骗、是笑话、是人民的鸦片。每当我们回答为反对宗教而提出的质疑时,我们必须变换我们的口吻和语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么,我们将在时代变幻的风云面前稳坐钓鱼台,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不应忘记哲学的方式和风格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我们必须用新的哲学方式去迎击新时代的挑战。在结柬此序之前,我想把此书谨献给我的两位同仁,并对两位先生表示衷心的谢意。他们俩是为伊斯兰教服务而英名盖世的本世纪下半叶灿烂的学术泰斗:
一位是艾卜利·艾阿俩,茅杜迪先生;
另一位是艾卜利·哈桑·阿里·忽思尼·奈德威先生。
茅杜迪先生是十五年前在我人生旅途最关键的时刻间接的激励我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伊斯兰教事业的动力,这正是先生的恩德所在;而奈德威先生则鼓励我去完成这项工作,愿安拉最完美的回赐两位恩师。

瓦海顿·丁
1964年8月26日勒克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