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传真道网 › 论坛 › 【圣学复苏】 › 【圣学入门】 › [转帖]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伊斯兰科学 › 回复 #8417
<font color="#000080"> 也正是由于这个定理在哥白尼著作中的被忽视,使得它日后成了开普勒和他的老师梅斯林之间的对话的主题。(图四)开普勒曾专门就这个问题请教他的老师,问他为什么在哥白尼天文学中没有被证明。早在1973年的一篇文章中,普林斯顿大学的安东尼·格莱弗顿就非常精确地描述了梅斯林当初在回答学生开普勒的问题时提供这个定理的证明的情况。[8]<br/><br/> 为了能够清晰地凸现出伊斯兰世界与文艺复兴时欧洲之间的模糊分界的轮廓,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哥白尼天文学的体系中这两个定理所发挥的功能是不容怀疑的。它们已经被非常有机地融进了他的天文体系,以至于如果要想将它们从中抽出的话,已经不可能保持哥白尼体系的完整性了。有关哥白尼天文学和阿拉伯天文学的技术文献业已表明,哥白尼所运用的这两个定理不仅从技术上与300多年前最初它们在阿拉伯天文体系中被提出和证明时完全一样,并且在伊斯兰和哥白尼天文体系中所各自发挥的数学和天文学功能都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在这两个体系中,它们都是在试图寻找不同于希腊天文学体系的语境中被利用的。<br/><br/> 这些相似性不容被忽视。它们急需得到解释。如果仅把它们看做是不同文化间的科学思想的转换,它们便会形成一些不容争议的事实。这些事实将会引发形形色色的问题,而这些事实则与科学、文化和社会语境下的创造性质有关。而这种科学、文化和社会语境本身便缔造了某种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科学。更重要的是,它们指出了科学思想的某种可能的运动方向,即直到欧洲文艺复兴如此晚的时期才从伊斯兰国家流向欧洲。所有这些问题远远超出了公认的科学史,特别是西方科学史的“叙事话语体系”。另外,它们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文化边界的无奈,要求对于这种模糊不清的边界予以特别的思考。<br/><br/> 也许有人很快便会指出,我们是在纳数学定理的层次上讨论问题。而这些定理是被用来建构具有表述特性的数学模型,去解释哥白尼“体系”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托勒密“体系”中关于行星的位置。迄此为止,尚未有谈到日心论这个哥白尼天文体系中突出强调的概念。但是也许仍有人会说,哥白尼的日心论本身就是以哥白尼天文学的数学基础为代价(在事后)而得以强调的。哥白尼在没有正式将宇宙中心从地心论转为日心论以前便建立和使用了这一数学的基础。有人还可以这样说,从数学角度来看,确立日心论只消将连接地球与太阳之间的最终向量颠倒其方向就成了。而在两种天文体系中所涉及到的其他数学问题则可保持不变。这个事实早已被哥白尼以前的天文学家们所熟知了,特别是像比路尼(卒于1049年)这样的博学家。他们将它看做是哲学问题,而本质上不是天文/数学问题。<br/><br/> 也许有必要强调的是,哥白尼体系中从地球到太阳的转换在他自己的时代并不具备任何宇宙论意义。特别是在当时尚无宇宙向心力理论的情况下,没有办法解释这样一个宇宙体系的可行性。有若干部讨论哥白尼天文体系中日心论问题的著作。这一学说的形成,就我所知的情况而言,当时并没有在无宇宙向心力理论的前提下试图解决它的不可行性。[9]<br/><br/> 尽管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学家们一直是在当时颇具有说服力的亚里士多德地心说的系统下进行研究的,但是运用同样的数学原理、同样的观察结果,这些伊斯兰科学家们已经能够与哥白尼一样来解释行星的位置了。当时他们所遇到的中心问题与日心说并没有关系,而是与希腊天文学缺乏内部一致性这个问题有关。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他们是在寻求一种数学结构,而这种结构并没有能够像在早已消亡了的托勒密无文学中那样,表达出它所应该表达的物理矛盾。<br/><br/> 无论是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学家们,还是哥白尼本人(可以从他早期天文学著作Commentariolus的前言看出)都没有突出强调日心说。[10]正相反,他们当时所讨论的问题却与托勒密体系是否可以完整地表述亚里士多德宇宙说有关。对于日心说的讨论正是到了日后才变得重要起来。在我们目前所讨论的阶段,即16世纪以前,问题的焦点在于我们刚才指出的托勒密天文学传统的物理与数学方面的不一致性。哥白尼和伊斯兰世界的先驱们都试图清除这些不一致性,其中包括使地中海两岸的无文学家都感到头痛的著名“equant circles”问题。正是这些“circles”在哥白尼的Commentariolus的引言中曾被明确地强调过。也正是这些“circles”向我们指出,托勒密体系的确蕴含着一种物质世界观。这一世界观与刚才提到的用于描述宇宙的数学模型并不一致。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用另外的方式来表述我们身边的真实物质天体世界?<br/><br/> 旨在解决托勒密困境的研究先是在伊斯兰世界后是在哥白尼的著作中展开。这一发现在近40年间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诸如伊斯兰世界与欧洲之间的交往关系问题,或者用当今流行的话语说,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两者之间边界的渗透性或者说模糊性尚未被直接提出。<br/><br/> 诚然,如果从模糊边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观点之间的游动性便如同在那两个定理中的那样,变得十分有吸引力。显而易见,这种可能性向我们表现出文艺复兴科学传统和阿拉伯/伊斯兰科学传统的独立意识。更进一步讲,它甚至表现出“地域性”科学与“世界性”或“宇宙性”科学的概念。这些概念目前经常被在一些情况下用于描述文化性的边界,或者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用于消除这些边界。[11]<br/><br/> 假如从阿拉伯科学向西方传播的角度,或者从阿拉伯科学对于西方科学的影响的角度来看,便不难理解为什么目前对于阿拉伯和文艺复兴大文学历史的一些重要研究总是围绕着哥白尼得到那两个定理的渠道展开。困为问题已经不再是哥白尼是否意识到了他的伊斯兰前辈们的著作,而是像索德娄和纽格巴尔在他们最近已经成为经典性的著作中所说的那样,是他“何时、何地并以何种方式”吸收的他们的著作的问题。[12]</font><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