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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79234
清真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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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接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范围和程度

  儒家思想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影响不仅范围广,而且程度深;不仅限于汉文译著,而且深入到清真寺中,深入到教民对教义理解上。这一点,以回族清真寺中所悬汉字匾联尤为明显。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的基本宗教职责是所谓“天命五功”,即念(诵清真言)、礼(礼拜)、斋(斋戒)、课(纳天课)、朝(朝觐天房)。涉及“五功”的汉文匾联很多,反映出回族穆斯林对这些“天命五功”的理解和认识。如:

   天命不敢违道,完五功方见独一真光;人心犹宜尽理,通三乘得开百年暗幔。7

  须实践五功,天心大可见矣;莫分言三乘,吾道一以贯之。8

  上举两联颇有趣。其上联意思相近,均言实践天命五功之意义。其下联则意思相左:前者强调“三乘”的重要性,认为通过人心的修持,达到“通三乘”的境界,即可“开百年暗幔”,超凡入圣;后者则明言反对“分言三乘”,强调“吾道一以贯之”。这表明两联的作者分属不同的教派。上举第一联从其文中强调“三乘”来分析,作者当系属既主张教乘修持又主张道乘修持的门宦教派无疑。三乘,又称三程,是中国伊斯兰教神秘论者和部分学者,依据苏非派修炼道路宣称认识和接近真主的三个过程和三个等级。包括(1)教乘,指一般穆斯林通过“五功”等修身途径,认识和接近真主。(2)道乘,指通过清、廉、保、养、念等功修,弃绝尘事,严守教规,昼夜坚持,躬行实效,通过七种障碍,去接近真主。(3)真乘,指通过明心尽性等修炼步骤,达到“浑然无我、心不纳物、唯独一主”及性与天道合一的境界。认为达教乘者,可以涉世;达道乘者,可以忘世;达真乘者,可以出世称圣。三乘学说,本是苏非派的思想,在正统派伊斯兰教义中并不存在。但在中国古代回族学者所写的汉文伊斯兰教译著中,这三乘学说则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有人甚至强调伊斯兰教之所以至贵,就在于讲明了和履行着常道、中道、至道这三乘。可见三乘说在部分回族穆斯林思想中影响颇深。究其原因,一是苏非派思想的输入和影响;另一则是中国理学家所倡明心、净性、修身、养性等功夫的影响和渗透。上举第一联正要人们尤须注意去人欲,存天理,修行办道,明心养性,以通三乘,与主合一,“开百年暗幔”,充分反映了苏非派思想、伊斯兰教的正统派思想与中国理学家思想合而为一的事实。

  上举第二联的作者是赛来菲耶教派,赛来菲耶教派是新兴教派伊合瓦尼中分化出的一个小教派,教义与伊合瓦尼大体相同,只是在仪式上主张礼拜时抬三次手,故被人误称为“三抬教派”。他们受阿拉伯国家瓦哈比派影响,以天命五功为头等重要的事清,主张必须遵行。他们反对门宦制度,反对修行办道,反对“三乘说”。 因此,新王寺联中明确标榜“遵经”,但即便如此,其受儒家影响的痕迹仍清晰可见。“吾道一以贯之”语出《论语.卫灵公》,其中的“一”原作一向、始终解。新王寺联的作者将这句孔子语录搬将过来,既反对了三乘说,又强调了所谓的“正教贵一”,即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的一神论思想,可谓是一箭双雕,巧妙之极。这当然不是他的发明,刘智就明确讲过:“理会得一之为一,则通篇之义不求解训而自能了达矣”;“经义通篇,只以一字贯之。”[1]而刘智则众所周知是确实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著名回族学者。

  再看专为礼拜者写的对联有:

  尔来礼拜乎?须摩着心头,干过多少罪行,由此处鞠躬叩首;谁是讲经者?必破除情面,说些警吓话语,好叫人入耳悚神。[2]

  入此门,登此殿,莫朦混,礼了拜去;洗其心,涤其虑,须仔细,做起功来。[3]

   这两联亦很有趣。上一联前半联讲的是礼拜,使人感到礼拜的目的是要向真主作忏悔,以求得主的饶恕;后半联是对讲经者而言的,要讲“瓦尔兹”的阿訇们多讲些危言耸听的警吓话语,好叫人们入耳悚神,多来礼拜。下一联的前半联也是讲礼拜,强调的是“莫朦混”;后半联讲礼拜时要注意的三件事:一是“洗心”、二是“涤虑”、三是“仔细”认真。这三条实际上讲的无非是一个道理,即摆脱人间一切情欲思虑,一心向主,认真严肃地完成天命五功。这正是理学家们强调的清心养性。在清真寺匾联中,关于洗心、涤虑的修养内容很多。如宁夏同心清真大寺寺门上悬砖匾三方,中为“清真大寺”,左右分别为“洗心”、“忍耐”。山西太原东米市南牛肉巷清真大寺,昔名“清修寺”,寺内中心建“省心楼”一座,“省心楼”三字传系明代严嵩所书。福建泉州清净寺,明万历年间重修时曾将楼北左侧居房改作“洗心亭”。北京三里河清真寺水房名曰“规洁室”;望月楼上有匾文曰“唤醒楼”,表示唤醒世人迷途之意。北京牛街礼拜寺南讲堂名“阐一堂”,表示系阐述独一真主之室;沐浴室颜曰“涤虑处”,盖谓沐浴者不仅须洁身,尤须洁心之意。从上举种种匾联文中,不难嗅出儒家所谓明心、净性的味道。甘肃西道堂更有联云:“把斋贵清心上地,拜主须养性中天”,不特将把斋、礼拜与清心养性直接联系在一起,甚至认为把斋贵在清心,拜主必须养性。理学家的清心、养性,成为穆斯林履行宗教功课斋戒、礼拜所刻意追求的目标和境界。对伊斯兰教义的这种理解,应是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

  北京东四清真寺殿前南侧有个《圣赞碑》,碑阴刻有阿拉伯文、汉文两种文字。阿拉伯文是Bismi allah al-rahim,又称“太思米叶”,意译为“奉普慈特慈安拉之名”。汉文是四个大字:“理本无极”。众所周知,“理”是宋代理学家朱熹哲学思想体系中的基本范畴。它的直接来源之一,便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太极图说》云:“无极而太极。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按朱熹的注说,无极而太极,即是指“无形而有理”,也就是说,太极无形无象,不可言说,故称“无极”。东四清真寺《圣赞碑》碑阴汉文的作者,显然深得其中三昧,故而干脆将周敦颐那句“太极本无极”,直接改作“理本无极”四字,置于阿拉伯文“太思米叶”的下面,充分加以肯定,从而表明他完全同意朱熹所代表的宋明理学家那套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吴文良先生所编《泉州宗教石刻》一书照片部分第20页图59,是福建泉州通淮门大街清真寺大门的一张珍贵照片。从这张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两方横匾赫然悬于寺门之上。上面一方匾曰:“万殊一本”;下面一方匾曰:“三畏四箴”。显然,这又是儒家的东西。万殊即万物,均有所本,本于什么呢?理学家说本于理,本于太极,本于无极;穆斯林学者说本于真一。名异实同,已如上述,不复赘。“三畏四箴”,即孔子的“三畏四勿”。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4]又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5] 回族穆斯林将孔子的“三畏四勿”作为箴言,悬于日夜出入的清真寺大门之上,表明他们是乐于接受儒家思想并愿意以此指导自己实际行动的吧?

  在赞颂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方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儒家的影响。请看下面两副对联:

  本真诚以立圣行,成己成仁,允矣道全德备;体大公而遵主命,善心善世,洵哉仁精义熟。[6]

  惟道无名,看怀德畏威,西域久垂声教;以诚立愿,喜父慈子孝,中华递衍薪传。[7]

  我们知道,诚、仁、义、道、德、慈、孝等,都是中国儒家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些概念和封建伦理道德标准。就以“诚”来说吧。周敦颐在阐述其立诚学说时曾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8]他又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9]他认为万物所开始的“乾元”,是诚的本源,而这种诚又是仁、义、理、智、信五常的根本,是圣人为圣的根本。显然,这个诚绝非指人与人之间诚实无欺的品质,而是《中庸》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那种神秘的精神境界。上举两副清真寺联中的“本真诚以立圣行”和“以诚立愿”的诚,都正是周敦颐所讲的那种表示神秘精神的境界。因为“诚者圣人之本”,所以寺联赞穆罕默德是“本真诚以立圣行”。请注意,这里在“诚”字前还特意加了一个“真”字。何谓“真诚”?周敦颐不是讲“‘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么?寺联中之“真”正是周氏所讲这种“诚之源”的“乾元”,也即是穆斯林所讲的“真一”。又因为“诚,五常之本”,所以源于“真一”之“诚”作为立圣行之本的穆罕默德,可以“体大公而遵主命”,“成己成仁”、“善心善世”,是一位“道全德备”、“仁精义熟”的大圣人;所以“以诚立愿”的伊斯兰教,可以做到“父慈子孝”,令人“怀德畏威”,不仅在“西域久垂声教”,而且能在“中华递衍薪传”。由此可知,回族穆斯林在赞颂自己的圣人和崇信的宗教时,也是从儒家的角度出发的。

  回族穆斯林还将儒家“致知格物”的认识论和“克己”功夫,运用到对斋戒的理解上。请看下面这副对联:

  开之谓言解,解微、解妙、解一本诚,是大人致知学问;斋之取意齐,齐身、齐心、齐七情欲,正君子克己功夫。[10]

  从上下联的第一个字看,可推知,这副对联均是在开斋节大典时阐述开斋节会礼意义的作品,它反映了作者的认识论和修养观。上联讲要本着周敦颐所谓的那种唯心主义的“诚”,去理解去认识真一的微妙和真一本身,才是朱老夫子所讲的那种大人致知学问。下联讲封斋的目的就在于齐身、齐心、齐七情欲,这正符合孔老夫子所讲的那种君子克己功夫。纵观全联,无非是讲述一个道理,即朱熹所说的“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11],只不过带有一些伊斯兰教的色彩罢了。

  这一类匾联,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限于篇幅,还是就此打住吧。仅从上述,我们已不难看出,回族穆斯林接受儒家的影响和渗透,范围很广,程度颇深。他们从儒家的角度,用儒家的眼光,去看待和理解自己世代信奉的伊斯兰教;用儒家的概念,用儒家的语言,去表述和赞颂自己的宗教和圣人。合肥张广健曾为青海西宁东关大寺寺门写过这样一副对联: “清净明心,义通释旨;真实进德,理合儒宗。” 宋明理学是融会儒、释、道诸家之说的儒家。张广健所撰此联明言,以“清真”自诩的中国伊斯兰教,“义通释旨”,“理合儒宗”。这正说明我国回族同胞所信奉的中国伊斯兰教,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和渗透了。

  历代为回族清真寺书写汉字匾联、碑文者甚多,其中有朱元璋、康熙、雍正等历代最高统治者及其手下的官僚大臣,也有历代知名的学者文人。目前我们所知年代最久的匾联,当推太原清真古寺的两方匾:一系北宋邵雍所书“道见知洪”,一系南宋朱熹所书“百世好教”。中国伊斯兰教不仅一再得到历代封建帝王的赏识,而且得到了象邵雍、朱熹这类道学家、理学家们的褒赞和高度评价,使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看出它接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程度之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