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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61285

作者:

在

#101716
叶哈雅
会员

我是在同姐姐加米拉和在丹吉尔同斯迪克教长谈话之后才明白我的弟弟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的。我能够怎么办呢?扎卡里亚离我那么远,我又不认识他在英国的关系和朋友。我所能做的是不要同他断了联系,希望他转变。然而我的想法是徒劳的,扎卡里亚切断了同我的联系。1996年,我回摩洛哥时已无法同他联系。我姐姐也无法同他联系,他有时给她打电话,或给妈妈打电话,但他的电话越来越少,他也不回答她们的问题,他仅仅说:“我很好,我不能告诉你我在什么地方。”他当时仍在英国吗?谁也不知道。
我知道得很清楚,随着时间的推移,邪教已占了上风。他们成功地说服他,让他割断了同家里的一切联系。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扎卡里亚就同这些瓦哈比的人接上了头,直到今天,虽然我听了和看了不少有关的消息。但我对此事仍然是不得其解。怎么可能呢?像他这样的一个如此开放,如此愿意交流,如此热情又雄心勃勃地一心准备他的学业以期跳出他自己低下的社会阶层的人。怎么可能被这些歹徒们所俘虏呢?他怎么可以相信这一套呢?
有时,早晨一起床,我就想着他发呆,这难道是现实吗?我对我自己说:“怎么可能呢?”当然,弟弟有其弱点,但是他也有着强大的内制力。他幼小就能够忍受那么多的苦痛,他在他后来的学业上也表现出坚强的毅力,一直不忘他自己的志向。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变得非常悲观,因为我明白了,如果他这样的人就可以被收编,那么谁都有可能被卷进去。
对于这个不幸事件中我的作用,我想我仅仅是比他晚了一班车。我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发现,一直要到1996年我同二姐谈话时我才明白扎卡里亚的恶劣处境。然而他同姐姐的谈话是在此之前一年,而那时,弟弟已经同我完全切断联系了。当时我应该做什么呢?也许,看到他变了,变得沉默寡言、孤独怪僻时,我应该更多地为他担心,我应该想到他会吸毒,甚至我也应该想到那个邪教组织。然而,这些我都没有想到。我当时只想能够为他填补家庭的空白,为他创造一个稳定的充溢着爱心的环境。我没有想到点子上。当二姐告诉我的时候,我豁然开悟,就像七巧板突然还原一样,他的奇怪的行为举止、话语、沉默等等。然而,一切都太晚了。
对于有可能受到这种收编威胁的家庭,我能否提出一些建言呢?对于籍贯是马格里布的家庭我可以说几句话。我想对他们说一定要注重使你们的孩子具备一定的宗教文化基础。知识是抵抗恐怖意识形态的惟一武器。社会可以对一个人有重大影响,但社会不能轻易影响家庭,家庭应该是青年的最重要的参照坐标。我们的家庭对我们来说是很不稳定的,有些人在他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期经受了比我们更为糟糕的家庭环境,很少有人能够从这样的环境中走出来而不留下伤痕。我们家四个兄弟姐妹都为此付出了代价。现在,我的两个姐姐,纳迪娅和加米拉精神上受到重创,我的弟弟扎卡里亚蹲在美国的监狱里,被指控犯下了令人发指的大罪。我可以对社会建言吗?我要向社会说:要反对种族歧视与社会排斥,所有的公民都应该为此而战。
政界人物也可以起很大的作用。我想他们首先可以起到警戒的作用,他们应该要求那些在传媒领域神通广大的舆论领袖公开谴责瓦哈比教派的意识形态炮制者,如阿布·瓦哈比、伊本·巴兹、奥泰伊铭及那些穆斯林兄弟会的理论家:扣特巴、马杜迪和卡拉达维。否则人们很容易一边谴责暗杀恐怖行为,一边又用这类意识形态为恐怖活动辩护。善良的人都应该团结一致将那些重新拾起这些恐怖组织的破坏性的意识形态的人送到社会的被告席上去。政治人物应该提醒大家,使我们自己,无论是出于无知还是出于调和,不要成为这些刽子手的同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