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的神话与自我中心主义
王世城(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评论张承志,离不开当下的文化背景,作为一种个人文化选择,张承志应该是无可非议的。在这样一个以文化多元为时尚的时代,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文化立场,只不过,他应保持自己立场的个人性,而不应再力图象以前那样,以大众的代言人自居,居高临下,理所当然地将自己视为社会文化秩序的中心。
表面看来,张承志俨然是"人民大众"的天然代表,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反对知识分子的文化精英立场,抨击知识分子的堕落,蔑视知识分子的卑琐人格(在这点上,他倒其实与王朔一致,尽管看起来王朔似乎是他的"天敌")。然而,可惜的是,张承志的反智立场所暗含的,仍是一种知识精英的优越意识。他不仅把自己置于大众之上,而且还把自己置于知识分子之上–不过,一个小小的悖论是:既然张承志从来不看那些对他的批评(张承志曾在一个公共场合说过:他从不屑于把自己的智力水平降低到那些批评者的地步,去与他们辩论。而且,他对待那些批评的态度很简单:不看它们),他又怎么知道那些批评者的智力水平,必然无一例外地比他低得多呢?这是一种发自骨子里的智力自信,抑或仅仅是一种心虚?
在张承志那里,世界是个他不栖于其中的对象,因此他才能说出"中国人天生就有汉奸血统"(这也是他在那个公开场合所说的话。它还为他赢来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之类的话而不必扪心自问,更不必脸红。他站在世界之外,对它进行抨击,自己却不受此世界法则的检验。这种以一人对抗整个世界的勇气与壮举,让人想起中国文化先锋八十年代昙花一现的壮举。只可惜,张承志拒绝与世界对话,正象他拒绝回答批评界对他的批评一样,他在自己与世界之间,挖出一道深深的鸿沟,不知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还是出于自我隔离的愿望。昔日的先锋不再独行于与当下世界相背的孤独险途上,而是停了下来,以宗教先知式的姿态,宣告当世的堕落,以预告救赎的曙光。
张承志这种姿态本质上是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英雄神话乃是他用来对抗当世的精神武器。北岛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而张承志想说的却是:在一个堕落的年代里,唯英雄是我的选择。那种"以笔为旗"式的战斗宣言,那种"抵抗投降"式的虚幻悲壮,那种"清洁在我"式的自信自白,无不透露出一种业已膨胀的英雄情绪。
如果说,一开始张承志文化反抗的孤独境遇乃是一种文化必然的逻辑后果,因此令人肃然起敬的话,那么,越到后来,张承志的"孤独"便越成为一种自我标榜,一种刻意将自己与其他知识精英相区分的标帜,他的英雄主义理想使他必须假定自己与众不同,他人皆在自己之下,否则,他自信与执著的根据从何而来?这样,张承志其实为自己暗设了双重超越:一是超越于文化堕落之上,其代表是当代知识精英;另一或许是他所不肯承认的,那就是他口口声声挂在嘴边的"人民"。
"人民神话"是张承志文化理想的另一支柱。张承志处处以文化底层–人民的代表自居,在他看来,唯那些苦难中的底层人民未受文化污染(如儒家文化的污染),他们才是"清洁"的。张承志宣称:自己将永远与他们站在一起,做他们苦难与愿望的忠实笔录者或代言人(如《心灵史》)。然而,"人民"这个词本就暗含了两种二元对立,一即"人民–统治者",只不过,到了张承志这里,"统治者"变成了"英雄","英雄"代表"人民",是"人民"的领袖(或先知),他超越于"人民"之上,因此能说出"人民"想说的话;另一为"人民–反动者(非人民)"的对立,张承志将它置换为"人民–堕落者"的对立,"人民"是永远不会走向文化堕落的,而堕落者将从"人民"中分离出去。在这组对立面前,张承志由于以"人民"的精神代表自居,因而对"堕落者"的自责更显得义愤填膺,理直气壮。
一个矛盾是,"人民"这个本应是非常强大的神话,在张承志处反而成了弱势力量,似乎处于由那些世俗、文化堕落者所象征的暴政统治之下,以至于张承志不得不一再回溯司马迁笔下的战国刺客形象,荆轲、聂政成为他赞不绝口的英雄,个人主义式的赴死抗暴精神成为他神往之至的境界。由此逻辑,张承志的"人民"似乎成了只会逆来顺受的臣民,他们永远只能依靠荆轲式英雄的横空出世–尽管,张承志似乎忘了,荆轲究其实不过是燕太子丹的一个雇佣杀手而已。这样的"人民",他尽管"清洁",却不过是唯唯喏喏、低眉顺眼的奴仆,在等待获救的地狱底层苟延残喘者。
此种矛盾其实源于张承志文化信念中的"英雄–人民"二元对立。"英雄情结"的满足欲望法则需要为欲望主体制造出一个抵抗的对象–暴政(哪怕是幻像),它越强大,就越能显出英雄的伟大;还需要制造出待救的文化大众背景–"人民",他越软弱,就越能显出英雄的强大。只有这样,英雄神话才能实现自身,才能制造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和神圣性。
我并不想指责张承志为"文化冒险主义",这是一顶并不合适的帽子。和张炜一样,张承志所象征的激情时代的那种先锋精神曾深深打动过我。但是,时至今日的张承志(以及张炜),已经由孤独坚韧的文化反抗走向了一种向后看、乃至虚幻的乌托邦。这在张承志是哲合忍耶,在张炜则是一种更为原始的民间大同理想(体现在《沙岛纪行》、《西行漫记》等小说中)。乌托邦理想有其文化对抗的积极意义,当下乌托邦追求的失落正是时代文化精神萎缩的某种象征,但是,乌托邦向来有两种:一为自发的,一为自觉的。自发的乌托邦向后看,总以为今不如昔,因而拒斥当代,逃向历史上一个虚幻的黄金时代,如中国历代贤人的"尧舜"理想,西方的"希腊情结",它与人的恋旧心理不无关系。自觉的乌托邦则致力未来,将目光投注前方,有意识地筹划一个乌托邦存在情境,当代不是必须加以抛弃的对象,而是一个否定的起点,是乌托邦筹划的开端。沉湎于向后看的乌托邦幻想中,从而激烈的抨击、拒绝当代,正是"二张"(张承志、张炜)文化理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与"二张"骨子里的知识精英优越意识一样,大大削弱了他们文化反抗的当代意义,乃至将这种意义消解,引向了反面。
作为个人文化选择,我愿意对张承志(以及张炜)保留一份应有的尊敬。然而,当张承志是以超个人姿态出现,他在质询我们这个时代时,不能不受到时代的同等质询。以智力的优越感("不愿把自己降低到批评者那样的水平"云云)来拒绝、漠视这种质询,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张承志有理由以一个文学写作者的身份默默写作,不理会外界的任何评论(尽管有时这种姿态也大有问题,但坚守作为一种孤独的个人式文学,它无可非议),却不能在充当了一个时代文化批判者角色(这有他的一系列文化杂文为证)后,仍拒绝与这个时代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