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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在

#101699
叶哈雅
会员

穆罕默德离开以后,我们时不时在大街上碰到他,相互间很礼貌。他从未对我们凶过,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喜欢他,尽管不论是我们还是他本人,从未试图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关系。穆罕默德离开以后,又有好几个男人进入过我母亲的生活。有的长短不一地住进家中。这一切让我们很厌恶。更有甚者,她在我们面前,她的儿子们面前,不掩盖任何她与其情夫们的嬉戏!一段时间内,他与某个人来往,并把他介绍给我们。后来有一天,他离开后,她把我和我弟弟叫到一起,对我们说:“你们晓得,我要对你们说一件事,因为这事很严重。这不,这人是个同性恋,他刚刚告诉了我。其实他是一个双性恋。”她接着向我们讲那些与他有关的隐私。我和我弟弟惊呆了。我们相互看着,感到头晕脑胀。虽然我们知道她受到扰乱,但却无法想像她会向我们说那一切!这种情况让我们感到恶心并受到伤害。由于她的样子很迷惘,我们便建议她与那人分手。待了一会儿,她站了起来,重新去做家务,样子轻松多了。一出家门,我和我弟弟大笑了起来,笑得发疯。我们不能哭。这又是那种第二度或第三度幽默,这可以使事情不那么绝对化,因此变得可以忍受。
不久以后,她又对我们讲起她当时的“男伴”,一个离过婚的四十多岁的人,给我们的印象是亲切而聪明,可对于她来说,“不够强壮”!可是那可怜的人好像是真爱上了我们的母亲,而她却不断地将他赶走,再重新和好。当我们再也笑不出来的时候,我和扎卡里亚感受到的就只是这种环境令人嫌恶的一面了。我们把这种想法直接告诉了她。然而她差不多一如既往,仿佛她需要观众。我记得多年以后,扎卡里亚向我提起了这段往事时,仍充满苦涩,表情颇为痛苦。再后来,她在纳尔本市场上碰到了她未来的丈夫,一个土耳其人。这个人一句法文也不会说,她把他带回家,与他结了婚,然后,几年之后又离了婚。
应该承认,家里只是我们睡觉的地方,每天都是在晚到不能再晚时才回去。真正的生活是在别处。第二年的整个夏天我们都待在灰石礁区。这是个居住区,住的是建筑师,工程师,公务员……我们邻居中有不少人家都有自己的游泳池、网球场,有的还养着马。我们是惟一的一家阿拉伯人,而且没有任何富有的标志。不过,我母亲,作为一个清扫工,能够成功地在这个区建了房子,这实在意味着真正的社会“升迁”。
在灰石礁有一个宿营地,里面有微型足球和乒乓球。夏天因此不能说不自在。很快地,我们就与邻居家的同龄人建立起联系。我们于是从一个游泳池到另一个游泳池,我们打网球,或骑小马……这些都得感谢扎卡里亚!因为很快地,他便没有任何困难地进入了这个社会。我弟弟聪明、愉快、敏锐而诱人。他的幽默,有时很辛辣,逗得所有的人笑出眼泪。当然也有人看不惯,清扫女工的儿子,摩洛哥人,渗透到当地布尔乔亚社会中间。只不过他们的不满是不露声色的。我们特别喜欢运动,又在拉赞堡养成了出拳头的习惯,这些都不太是小布尔乔亚子弟所擅长的。
如此种种,这个夏天,我们形成了一个十多人的帮派,从东家到西家,从一个游泳池到另一个游泳池,从一个网球场到另一个网球场。网球在我们的邻居中有点是“芝麻运动”。正是如此,像扎卡里亚那样在此之前从未玩儿过,才能很快地获得长进,成了可以被接受的对手。在邻居中,当然也有女孩。
她叫芬妮,金发姑娘,皮肤白皙,淡蓝色的眼睛,人很美丽。她住在离我们家200米开外,她的哥哥吕克是我们的朋友。扎卡里亚是在一个朋友家遇到她的,他们当时是在游泳池边上。芬妮十五岁,与扎卡一样年龄。这次相遇,是一个真正爱情故事的开始。这段爱情持续了十年。那是一种共享的爱情,在我们家中,扎卡里亚从来没有获得过,所以,他试着在别处建构它。他首先寻找的是和谐、温柔、亲情、直率、忠诚和一丝不苟,一言以蔽之:感情安全。他在芬妮那儿找到了它:心灵的姐妹。
我弟弟天性含蓄,十分腼腆。可是他慢慢地开始对芬妮诉说起他的痛苦和悲伤,他对她讲与我们的母亲无时不在的紧张关系,芬妮是他的秘密花园。他从来都不怎么会说到她,可是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她待在一起。惟一的问题是,芬妮出身于被人们称之为的“良好家庭”,这个“良好家庭”看不上她交往的少年。她的父亲是某个石油集团的高级雇员,开的是双座运动赛车,母亲是公务员。她家里也有一个游泳池,不过,芬妮的父亲公开表示出一种常见的,令人苦恼的种族主义来。芬妮的母亲知道女儿与我弟弟一起出去,开始的时候,并未说什么。可是当她丈夫知道这件事后,她马上就站到他一边,将他们的关系说成是“丢人的”。从前,扎卡里亚只是一个伙伴,是一帮伙伴中的一个,所以他们可以忍受;现在则不然,他代表着某种危险,正在威胁着他们的女儿。
正是在这段时期里,按扎卡里亚的说法,他玩儿的是“鲑鱼”:他逆流而上,从技术高校的入学文凭,到技工大专文凭。虽然漩流湍急,他还是成功地到达了目的地。他因此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感到自豪。可是,他的女朋友的父母却好像对此不以为然。一直到这时候,扎卡里亚对他们的敌意采取的态度都是不去介意。像我一样,他觉得有些人之所以有种族主义情绪,那是因为他们无知,而不是因为他们很坏,因此,他们肯定是“可教育好的”。他相信芬妮父母最终会了解他,从而改变态度,直到解除对他的防犯。仁慈的看法,却是错误的。他见到他们的时候,总是彬彬有礼,面带笑容。然而这没有改变芬妮父母的成见:他们的女儿的价值“超过一个阿拉伯人”。
芬妮大概不应该过于忠实地向扎卡里亚原版复制其父母的种族主义言论。从那时开始,他开始承认他们的种族主义与其愚昧有关,而且无论他怎样努力,他们都不会变得更聪明些。他于是开始藐视他们。他不再作任何努力,并且在他们面前炫耀地显示自己的新姿态。当他去找芬妮时,他不再进他们家的院子,而是站在他们家门前的马路人行道上。这反倒更方便了他们吧。至于我母亲这边,扎卡里亚绝不准许她走近他的情感生活。他带芬妮去我们家的条件是明确的:绝对不会在家里遇上我母亲。
在家里,扎卡里亚与我母亲的关系从来都不那么简单。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关系在一步步恶化。我能够听她喊,耐住性子,得过且过,等待雷鸣电闪过后她安静下来。我从心里对她有着温情,知道她的工作有多辛劳,而且不受任何人重视,这一切是她疲惫易怒的重要根源。
可是扎卡里亚似乎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耐性。他开始拒绝任何妥协,远远比我倔强。而且他是一步也不退让。对他来说,用沉默换平静那只是怯懦。从十四岁开始,他不再给我母亲任何得逞的机会,特别是在看着她折磨加米拉以后。有一天坐在我们的房间里,他双手撑着头,声音沮丧地对我说:“一切都完了。我不再会向她让步半分。这个女人不只是疯子,还是个不公道的坏人。”扎卡里亚已无法再忍受那让地动山摇的可怕的家庭争端。
他看我母亲的眼神变得冷冰冰的。渐渐地,我想他不再感觉到任何对她的爱。他评判她,骗子、仇恨者、危险人物。当他谈到她时,用的是“这个女人”,比如:“这个女人是个骗子,这个女人令人讨厌”,“她的话跟响尾蛇似的”。当他们吵架时,整个气氛变得十分沉重。扎卡里亚嫌她太异想天开,幻想出一些怪念头,然后让自己信以为真。可是他可受不了这个。她越急,他就越保持着尊严地使用一种平静而冰冷的语调。他知道得很清楚,这会使她更慌乱,她则喊叫得越来越厉害。他大理石般地直盯着她,告诉她:“你在撒谎!这是假的!你编造了这个故事!你是个骗子!”她开始声嘶力竭。
我不赞同他的看法。与她一贯地对抗,铆着劲跟她对着干,在我看来没有任何意义。总而言之,她除了自己的意愿,谁的想法都不会听。既然如此,坚持有什么好处?她相信某件事,谁都别想让她明白她错了,或她没看清,没听懂。她说她信,什么也别想让她松口。我的策略是,为了避免把这个家每天都变成战场,就任她喊,别理会;听她说,直到她已消气儿为止。然后,等她平静下来的时候,试着让她恢复理性。经常地,我也劝扎卡里亚学会让步,不要总是顶着她。他也试着听我的。可是当他努力保持安静时,她会刺激他,直到他爆发。我母亲的信条是:永远也别调解局势。
继加米拉之后,她找茬儿贬低和羞辱的对象是扎卡里亚,因为她感觉到他审判她,藐视她。她明白他不再怕她,而她也不再能体罚他。于是,她就想方设法地向他证明他将一事无成,比白丁更白丁。
我知道这些关于我母亲的说法是很重的,但这只是对真实存在的直接描述。她的言辞之过分,读者自己可以判断。她对我弟弟重复的是:“你是个无赖,你是罪恶之源,你是个杂种!”她就这样地打击他,称自己的亲生子是“杂种”!当扎卡里亚听着这些侮辱言辞的时候,紧握着拳头,绝望地强制自己不要冲动。那是很难的。更难忍耐的是,这些侮辱、喊叫会持续数小时。我母亲与我弟弟的口角可以从晚上六点开始,一直进行到凌晨两点。我母亲停下来的时候,是当她看到她的儿子已经彻底到了极限,接近精神崩溃的边缘。大多数情况下,扎卡里亚在她面前能够挺得住,可是只要转过身去,他就再也无法忍下去,通常是呜咽啜泣,可是从不会在她面前。每次我都会向他重复同样的句子:“你可千万别这样,那是咱妈,你明知道她有病。再说她太累,她的工作使她疲惫……”
地区议会助学金的事十分典型,体现了我们家常有的危机。扎卡里亚和我每天上学的路很远,奥伯地区议会便决定给我们两人以交通补助。我母亲每个月都会收到这两份钱。他应当交给我们,以便我们购买公共汽车的月票。可是她说,我们平时花销太高,她没钱再给我们。她会说:“你们自己想法去学校!”或者说:“我已把钱给你们了。”当我们再坚持时,她就说我们是骗子小偷。
“那我们怎么去学校?”
“我已经给你们钱了!”
“没有!把钱给我们,那不是你的钱!”
“你们是骗子,你们早就把钱花光了,我给过你们了!”
接着她会羞辱我们说:“肮脏黑鬼!”“肮脏种族!”结果是,我们曾从她的钱包中偷出过我们的车票钱,那是出于无可奈何。每天早上八点我们必须到校,而我们家离学校七公里。从学校回家,我们试着搭车,有时候人家停,更多的时候被晾在路边,大拇指向上伸着,没有人理会。谁在早上七点忙着上班的路上,捎上两个皮肤棕色的大小伙子?晚上,同样情形,只是方向相反,十八点以后。相当一段时间,我不再与她计较此事;而相当一段时间,扎卡里亚不肯罢休。终于有一次,阿伊莎让他领教了一次他称之为的“吞苍蝇”。扎卡与她的争吵因此达到登峰造极。
那一天扎卡里亚将参加技术高校入学文凭考试。他必须在早上七点半到达学校,等候点名。平时的公汽路过这儿太晚,扎卡里亚因此请求我母亲破例,第二天早上开车送他去学校。她答应了他。那天早上,扎卡里亚早早起床,做多种准备。屋里静悄悄的。过了一阵子,他看着时间快到了,就去敲我母亲房间的门。没有回声。他再敲,还是没声。他于是开门进去,阿伊莎半睁着眼睛看他,他说:“妈妈,快一点,我要迟到了。”她回答说:“我太累,你自个儿想办法吧,让我再睡会儿。”她翻了身想继续睡,扎卡坚持着。她开始发火:“管好你自己的事儿,让我安静点儿!”扎卡里亚气极了,摔门而去。因为试着搭车,他到学校时已晚了三刻钟。考试结束的时间到了,他没能够完成答卷。狂怒之下,他把答卷扔到废纸篓里,离开了考场。幸亏一位对他很同情的老师,从废纸篓里把他的答卷捡了回来,并交给评委。扎卡里亚竟成功地获得了高校入学文凭。
从这时起,扎卡里亚与阿伊莎之间的关系变得白热化。他永远都不再会原谅她这一恶劣的做法。他后来总说:“我知道她不会帮我做任何事,可我万万想不到她会做这种事来害我。”每一次他们之间口角时,言辞之激烈都在升级。她用最难听的字形容他,他则针锋相对地回以最辛辣的言辞。他控制着,可难道他没想过揍她一顿吗?这种愿望至少可以从他的眼神中看出来。
在一次他们争吵的时候,我被迫干涉,以免他动起手来把事情弄过头。我于是建议他离开家,以免他自己崩溃。“你得走,兄弟,我来想法子。”我请一位住在纳尔本中心的朋友留他住些时候。扎卡里亚走了,那是1986年的某个早上,一个决定性的出走。不过,1988年他曾回来住过,很快又离去。直到1996年,八年以后,再度回来,剃着光头,留着长须,穿一条米截裤子,那是为了,据我母亲说,“请求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