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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土拉•葛兰与现代性

在一方面,从葛兰对当今土耳其教育制度的批评来看,他既不全盘否定现代价值,也不固守传统观念,更没有沉湎于奥斯曼帝国的美好时光。他批评寺院与道堂的根本原因是它们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它们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无法对现代社会做出积极正面的贡献,因为它们的教学方法中未能融入现代科技的进步。它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可能具有很完备的宗教知识,也有可能具有非常优秀的道德操行——正因为如此,他们更应当在当今社会上发挥良好作用。但遗憾的是,他们所拥有的信仰知识与道德标准却无法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葛兰批评世俗的国立学校和军事院校,指出这些学校只是在传授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技能,而在传授伊斯兰传统思想和伦理价值方面却是失败的。从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有可能在科学技术和专业领域找到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缺乏目的性,他们不知道应当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更缺乏内在的道德约束,无法让他们自觉地拒绝权力、贪婪和自私的诱惑——而这些诱惑总是难以避免。
无论民间的寺院道堂,还是国立的院校机构,其根本问题都是一样的,缺乏兼容——新生与旧有、现代与传统、科学与宗教、技能与道德的兼容。而缺乏这种兼容,其结果便是置社会于危机之中。对此,尼鲁费•古勒(Nilüfer Göle)有过一针见血的描述:
最近20年来,我们这些生活在土耳其的人,都处于一种飘荡的状态之中。我们一直在追赶时代潮流与认识我们自己这二者之间摇摆不定;我们在抱负、愤怒和兴奋之间徘徊;我们试图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社会之间徒手开辟一条道路;我们在为自己非正式的身份和不甚明朗的计划而拼搏……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自我与外界,土耳其如果无法将这些东西联系起来,就无法保持稳定。暴力和无政府状态就是这一问题的反映。古勒从法土拉•葛兰的思想中看到了调和、兼容的可能。古勒认为,葛兰研究苏菲思想后所得出的“心灵的文化”这一成果将为土耳其社会找到自信心——长期以来,由于各种教育体制的性质不同而导致的冲突、狭隘和偏见,使土耳其社会一直缺乏这种信心。早期的制度是分裂性的,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世俗的”与“伊斯兰的”、“现代的”与“传统的”、“科学的”与“宗教的”被人为地割裂。葛兰调和兼容的生活态度,使得土耳其人民能够在保留传统中最优秀、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的同时,接受并运用现代科技的进步。其结果将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的、宽容的社会出现——她期望如此。
葛兰的思想主张个人要恭谦温和、社会要张弛有度、伊斯兰要成为文明的基石。他举了一些例子,证明这些人谦虚宽容而且没有丧失与真主的联系;也举出另外一些例子,说明那些人被传统的压力和现代的强势折磨得精疲力竭。
在“心灵文化”中,信仰与知识得到了结合——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崭新的、自信的大门,开辟了新的方向。我们正在经历传统的保守思想与现代的自由宽容的深刻碰撞与融合,这是土耳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不过是整个社会面临的挑战的反映罢了。教育体制未能将不同的元素调和为一体,说明整个社会也没有完成这种调和。葛兰指出,当代的态度与价值观未能与传统的智慧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宣称已经实现了“现代化”无疑是肤浅的。其实质是一种表面上的现代化,并没有触及、影响到人性深处的蒙昧、野蛮。葛兰认为:一个社会的成员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爱,没有激情,也没有责任感,如果他们过着一种毫无目的的生活,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也不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环境,那么这个社会就算不上文明的社会——即便他们所有的机构都改变了,物质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都“现代化”了。文明是一种智识和精神现象,与技术、衣着、服饰、家具、奢侈品没有任何关系。流血事件不断发生,殖民主义改头换面之后依然大行其道,屠杀冲突无休无止,态度方式依然粗暴,智识阶层依然蒙昧,唯物主义依然把持科学领域和价值观念……所有这些,以及盛行于当今世界的其它种种野蛮行径,无不强有力地证明:今日所谓“发达国家”的人们,还远未建立真正的文明,而那些“发展中的”效仿者们更是离题万里。
他批评一些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决策者,这些人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他们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手法,就是把别人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中的那些表面化的、比较新奇的东西抄袭过来,而对于真正的变化却根本认识不到。真正的变化乃是思想观念的变革。葛兰把这种为了“打造”现代社会而不惜代价的做法命名为“现代主义”。与这些“现代主义”的社会规划者不同,葛兰认为国家的真正目的必须是文明,必须是在道德表现和思想观念方面让个人和社会都获得新生。不关注人们的精神观念和行为举止而一门心思地提供新的消费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犯罪”——因为在一个题目已经被误解的问题上,这种方法事实上在以错误的答案进一步误导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