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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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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朝时期

元蒙时期,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域人随着蒙古铁骑移入中国,出现了回回先民移入东方的高潮,人口之多和来势之猛远远超过了唐宋时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就在这个时期,回回先民首次进入昭通,通过从军、屯垦等活动方式和分布于其它地区的先民一道,按照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演化而为回族。

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率领十万大军从宁夏进入甘肃,经六盘水集结于临洮,进入到四川北部松潘以后,便兵分三路直扑大理。大理国统治者段氏凭苍山、洱海的天然地势拒守不降,经过激烈战斗,元蒙大军终于一举攻下大理,消灭了这个割据云南三百多年的民族政权,完成了扼长江上游以制南宋的战略部署。

元蒙十万大军中有来自西域的回回军约五万余人。他们“性强悍,作战勇猛,骁勇善战,所向报靡。”(《大理古佚书钞》李浩《三迤随笔》),在攻下大理城的战役中立下大功。大理攻陷后,元世祖亲拨回回军四千人留守,在大理南北五里亭屯回部各一千,龙首、龙尾城各一千,军属三千。军饷由大理路供给(《大理古佚书钞》玉笛山人《淮城夜语》)其它回回军则随蒙古大将兀良合台征讨滇中、滇东以及川西南、黔西等地尚未臣服蒙古的各少数民族部落。元宪宗四年(公元1254年)兀良合台先后平定合剌章水城(禄劝)、罗部(罗次)、昆泽(宜良)、押赤(昆明),初步稳定了云南形势。接着又兵分两路,一路攻下秃哥赤(贵阳),一路攻罗罗斯(西昌)。控制了原大理国“五城、八府、四郡”及乌、白蛮三十七部的全部疆域。每攻下一个城市或战略要地都分别派遣回回军参与留守,尔后云南回族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即始于这个时期。

元宪宗六年(公元1256年)兀良合台受蒙哥命打通与四川驻军会师的通道,率兵征乌蒙(昭通),攻下由秃剌蛮(土僚蛮)据守的四川筠连等三座城市,攻破长江以北的马湖(雷波、屏山),直逼叙府(宜宾),与宋将张都统兵三万激战,夺其船二百艘于马湖江,通道嘉定(乐山)、重庆、合州(合川)与四川会合。完成平定马湖江的任务后,沿旧路,经乌蒙返回云南。(《元史•兀良合台传》兀良合台援川战役,虽也在攻城夺寨,但对乌蒙来说,纯属过境性质。援川蒙古军中有回回军,自不待言。返回云南时有没有遣回回军留守,尚缺资料。但是,不论怎么说,这是回回先民首次进入昭通的历史纪录,应该引起重视。

根据《元史》记载,从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到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十二年间,因蒙古的政治、军事文化与乌蒙山区以彝文化为主体的地方民族文化产生了严重的碰撞,导致了彝民的不满和反抗,致使元朝政府多次派兵前来剿抚,每一次军事行动都离不开回回军,这是回回军无法回避的历史苛派。这就是说,为王前驱、讨伐反朝廷的政治集团或地方民族势力是回族先民进入昭通,及至落笈昭通的历史原因。

不过,应当看到,军事职业却为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直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得从回回先民的族属说起。

昭通回回先民系来自大理的西域人。那么西域人是怎样一个概念呢?《大理古佚书钞》的《淮城夜语》以为回回军系“色目人”,“皆来自波斯、突厥部”,就是说,被称为回回的色目人分属于不同的地域、国家和民族,各具有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但却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即《淮城夜语》说的:“信阿拉,尊穆罕默德为圣。……忌酒、不食猪、螺、黄鳝。……作战勇猛,以死为荣,至阿拉神殿安适。”所述都是伊斯兰教信仰的典型特征。蒙古王公贵族按照回回兵宗教信仰的这个特点将他们组合在一起,编制为有严格纪律的军事组织,过着共同的军、政治、经济和宗教生活,十分便于管理,对完成军事和其它任务起到了良好效果,同时对军事组织素质的提高产生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客观上也大大地促进了宗教礼仪的规范和整合,各种各样的殊方异域的风俗习惯和宗教礼仪的影响下逐渐向统一,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日积月累,“认同感”在方方面面不断强化,一个崭新的社会群体即将跨进民族范畴的历史门槛。

在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昭通回回民族的先民,马不停蹄地从西域来到中华,从北方走向西南,从大理走到昭通;从金戈铁马的戍卒到扶耧弹鞭的屯垦,最后,由军户演化为编民,成为乌蒙山下的穆斯林回族。对于这一段历史渊源,《民国昭通县志稿》卷六说:

回民之来昭,据旧志所载,实起元时,以兵屯田,多半皆系回人,后遂流落于此。

据彼教中人言,(伊斯兰教)流传已数千年矣。至隋时,有穆罕默德,奉真主之命,在土耳其讲经传教,后始流入中国。考《明史•外国传》:有默德那,即回回祖。国王谟罕蓦,亦作默德,生而圣灵,臣服西域诸国,国久尊为别谱援尔,译言天使也。隋开皇中,其教即传入中国,后安、史之乱,回纥出兵五千人,相助灭之,遂多留中土,其教遂散在四方。昭之回教则自元时派兵屯田,流落于此。

邱树森先生在论述元代云南回族的来源和发展时,引用了《昭通县志稿》的有关论断(见《中国回族史》上册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