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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贤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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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经”是中国穆斯林用阿拉伯文字母拼记经堂语和汉语的一种表音文字。俗称“消经”“小儿锦”。因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群众称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伊斯兰教经典为大经,故将此种拼记文字称为“小经”。所谓“消经”系取“消化经文”之意。此种拼记文字,最早有实物可证的是元明碑石。明代后期清真寺经堂教育兴起后,才被实际加以使用。“小经”作为一种拼写文字形成之后,在经堂中曾出现过“阿文小经文字对照表”,不仅经堂学员用“小经”来注释经文或做笔记,一些阿訇更以之翻译某些经文或进行著述。但因阿、汉两种语言音位系统不同,加之拼写者各自为阵,故往往造成字母对应、借代的混乱,故其应用范围有较大局限性。经堂语和“小经”的构成特点及其丰富的语言文化内容,是认识和理解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最重要环节之一①。
由于经堂教育中传承的许多阿拉伯语、波斯语经典,是从中东中亚伊斯兰国家和地区引进的,要在通行汉语的中国内陆广泛流通和传播是不可能的。因其数量少,印刷困难,故经堂教育中广大经生只能临摹誊抄,以满足学习和钻研经典的实际需要,这样经堂中的写经、抄经也成为经堂教育中的一大特色。
用抄写即誊写的方法复制经堂教育所学经典的写经形式,是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阶段。写经的过程一般是先制作用来写经的纸,再用这一专造的纸张来写经。制作写经纸的方法是:先将原来很薄又带有毛性的几张纸裱糊成铜钱厚的一种厚纸,然后晾干,用光而亮的石卵在裱妥的纸上轧来轧去,使其成为光而硬的写经纸。写经纸造好后,就可以用专制的竹笔或木笔蘸墨手抄经籍了。经生往往可以向远在几百里以外的教长们那里借来抄,然后相互传抄。有时,由阿拉伯等国带来的一部经典,没有多少年,几乎经堂中的经师大多都有了。抄好以后的经典,就装订成册,再加一个硬纸布面,或在经皮内外画若干图案花边,为了表示庄重肃穆和特殊尊敬,有时,在抄写《古兰经》《圣训》等重要经典时还用些宝石颜色。
在中国回族等穆斯林当中,流传着以“花巴巴”为名的一位老阿訇的抄经最为著名。他作为清朝中期的一位经师,写的经最多,而且也都最好。据说刘仲泉先生保存的一册抄本《古兰经》,即为花巴巴真迹。这册《古兰经》后由刘仲泉先生交马松亭阿訇转赠给埃及国王福哇德,福哇德殁后保存于他的皇陵正殿①。此外,清代宫廷里保存有30册抄本《古兰经》.封面正页均为黄绫皮面宝蓝纸,经字用堆金立粉的方法。可谓是中国抄本经最珍贵者。
由于经堂写经方式的普及推广,极大地促进了经堂教育的顺利发展和阿拉伯文经文书法艺术的进步。元至正九年(1349年),吴鉴撰《重修清净寺碑记》称。阿拉伯文书法为“书体旁行,有篆、楷、草三法”,足见这种书法在元代就已流行于世。而阿拉伯文书法艺术的大发展当是在经堂教育创立之后。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阿拉伯文书法博采汉字书法之长,从原来的库法体、苏鲁斯体、波斯体等演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体”。
经字画,就是“中国体”在书写技巧上集阿拉伯书法与伊斯兰艺术于一体,并吸收汉字书法中的布局、格式、间架、笔法、墨迹、印章等特点而创造的一种具有中国风格的阿拉伯书法艺术。经字画内容多为《古兰经》和《圣训》中的警句、格言,或是伊斯兰教有关劝善止恶、扶危济贫之类的条款、戒律与祷词等。经字画在中国穆斯林中广为流传,备受推崇:他不仅可以在清真寺的殿堂门楣上做匾制幅,点缀庭栏,而且作为家庭装饰和伊斯兰标志,深受广大穆斯林群众的喜爱。
四、新疆地区经堂教育的发展和进步
经堂教育作为中国伊斯兰的重要教育形式,其创立了一套在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教学制度、学习制度、抄经制度等制度规范。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延续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932年,喀喇汗王朝王子萨图克接受伊斯兰教并依靠其势力很快夺取王位,并将喀什、叶尔羌等地区伊斯兰化。他于955年去世后,其继承人继续宣传伊斯兰教并于960年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之后,经过断断续续近40年的战争,于11世纪初(1006年)将和田地区伊斯兰化。由于已有几个世纪的伊斯兰化基础,13世纪初,阿克苏、库车、焉耆等地伊斯兰化;14世纪末至16世纪初,吐鲁番、哈密等东疆地区的维吾尔人全部伊斯兰化。这样,伊斯兰教便成为全疆当时唯一的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当时的喀什,逐渐成为喀喇汗王朝的政治、经济和伊斯兰学术文化教育中心,尤其是伊斯兰教教育在当时有了空前发展。历史上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等族穆斯林伊斯兰教育与内地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的经堂教育有所不同。经堂教育是以清真寺为中心的伊斯兰教育,而维吾尔族的经院教育是以经学院为中心的伊斯兰教育。同时,经院教育的教学内容和附属设施也与经堂教育有所不同,课程设置不仅有宗教课程及阿拉伯、波斯语等与其有关的课程,而且还有数学、化学、医学、地理学、天文学、哲学、历史等社会科学。喀喇汗王朝时期所创建的几所经学院都是如此。
10世纪上半叶,即在萨图克博格拉汗在位时期,为传播、发展伊斯兰教,曾在喀什创建了第一所高等经文学院——“萨吉耶麦德里斯”(萨吉耶经学院)。这也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最早的经学院。之后,在学院又增建了有相当规模的图书馆,使学院成为伊斯兰学术研究中心。维吾尔族穆斯林史学家贾玛尔•卡尔施曾经在这所图书馆里发现了突厥学者朱哈里编撰的4卷本词典《绥哈赫》(即《语言之冠》)。该学院完全按照当时在巴格达创建的“尼扎米亚大学”的教学模式和内容进行授课,其宗旨为传播伊斯兰学术文化,培养高级教职人员、学者、教法官和行政官员。作为喀喇汗王朝的宗教文化教育中心和最高学府,该学院为汗国各地区(包括中亚地区)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同时,成为以后建立的各地经学院的典范。喀喇汗王朝和以后的叶尔羌汗国在喀什建立的“哈密德耶经学院”“阿克经学院”“马赫穆德耶经学院”“麦苏德耶经学院”“汗力克经学院”“米儿咱•海答尔经学院”等,在叶尔羌修建的“赛义德经学院”“额什丁经学院”“汗力克经学院”“加航经学院”等,均是以萨吉耶经学院的模式建立的。这些经学院主要进行宗教教育,同时,在当时维吾尔地区无任何其他教育形式的条件下,它又具有进行世俗教育的性质和职能,实际上成为维吾尔族民族教育的一种教育形式。因此,这些经学院的课程设置与一般宗教院校不同,不仅有经注学、教义学、教法学、圣训学、阿拉伯语、波斯语等有关宗教的课程,而且还有历史、文学、哲学、数学、化学等十几种社会科学知识课程。学制一般分为5年。这些经学院还培养了除经师以外的其他专业人才。10世纪以后到近代。在维吾尔族历史上出现的许多学者,都是在这类经学院里培养出来的。
经堂教育自创立以来,已历经400多年,至今不衰,显示了其坚韧而持久的生命力。经堂教育的倡兴,对回族等内地穆斯林民族穆斯林的文化建设和传承,具有积极重要的历史贡献和作用,这主要表现在:
1.培养和造就了一代教学相长、薪火相传的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经师、阿訇,使伊斯兰文化屡经岁月磨难而永保本色,通过经堂教育这一固定形式,使伊斯兰文化成为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立足中国,奋发图强的巨大精神资源
历代经师、阿訇,既是经堂教育的传承者,又是回族等穆斯林民族宗教生活的导师、引路人。在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社会内部,经师、阿訇备受尊敬,特别是如胡登洲及其再传名弟子中的著名者,更是被回族等穆斯林永远缅怀和追念。正是无数经师、阿訇持续不断地坚守岗位、兢兢业业、信念坚定、百折不挠地传播伊斯兰文化,才使伊斯兰教在中国永不间断,具有一个稳定的信仰群体和继承群体,并且生生不息,代有传人。
2.经堂教育对回族等穆斯林群体起了整合和标准化作用
回族等穆斯林民族在中国大地上“大分散,小集中”,时间和空间的立体差距造成了各地回族穆斯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但经堂教育通过适应中国社会的行之有效的教育体系,将伊斯兰的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人生观贯穿于求学知识付诸实践的穆斯林一生。通过经堂教育的这一信仰方式,把分散于全国各地,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凝聚为一个坚强的共同体。遍布华夏大地的回族等穆斯林民族正是通过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价值取向而实现文化上的“自我”群体认同意识,从而达到了“天下回回是一家”“回回党护族类”等群体观念和整体意识的成熟及自觉。
3.经堂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穆斯林学者,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长期经堂教育的结果,诞生了一大批“中阿”并授的穆斯林学者,如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张中、伍遵契等都是儒、释、道、伊四教兼通,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学者。他们以自己丰富的著述,充实了中国哲学史、宗教史、伦理史内容;努力促进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交流、沟通和理解,为伊斯兰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拥有一席之地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同时,像马明心、马来迟、马化龙、马果园、马启西等一大批著名阿訇,出身于经堂教育,既是某一派别的宗教领袖,又是当时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社会的著名活动家和教育家。他们为巩固和建设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历经艰险、磨难,对维护民族生存和切身利益,
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4.经堂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回族等穆斯林民族大众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
经堂教育的目的和宗旨不仅在于培养一代经师、阿訇,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大批“尔林”(学识)“操守”(道德修养)俱佳的经堂师生,去劝化和影响广大的穆斯林民众,将伊斯兰文化的价值观、道德观,贯穿于每个人的具体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尤其如家庭伦理、社会伦理等,教导穆斯林“命人行善,止人作恶”,虔诚的穆斯林群众往往洁身自好、律己甚严、道德感很强。同时,经堂教育的课程设置,除了阿拉伯语、波斯语的语言、语法学、修辞学知识外,还开设有关历史、哲学、天文、地理、文化等方面的课程,广大阿訇经生通过学习这些课程,具备了较好的文化修养,并通过日积月累的讲经,将宗教知识和文化知识普及给回族等穆斯林民族大众,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和能力。
5.创制了适合中国汉语语境的“经堂语”“小儿锦”话语体系
经堂语是经堂教育长期教学和实践的结果,切合了回族等穆斯林民族大众通过汉语的组词、语法方式学习了解伊斯兰文化知识的需要。“小儿锦”是“经堂语”的转化和拼音化记录符号,这二者均为穆斯林历代经师、阿訇所创,但影响深远,对回族等穆斯林民族文化的丰富和延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然,历史地、客观地审视经堂教育,也有它明显的局限性。尽管经堂教育对传播伊斯兰文化,巩固和延续伊斯兰信仰,抵御封建王朝对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的民族同化政策,促进中阿文化交流等方面起过很显著的作用,但它的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培养出来的人才知识结构不太合理,重宗教知识,轻人文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历史上由于统治者汉化政策留下的阴影和伤痕使穆斯林对汉文化总是心有余悸,不能正确对待,一提汉文化,不问青红皂白,一概拒绝,最终导致不学汉文,拒绝汉文化的传统。对此,金吉堂先生在《中国回教史•序》中指出:“吾人杂居三教之间濡染流俗,同化是惧,兢兢操守,唯恐不及。”认定“多读书即远教之由”。赵振武先生在肯定经堂教育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不足,他说:“暴政之下,保持回教于不绝,寺的教育实居首要。然而拘墟不变,使回民积渐而成今日之贫愚。”经堂教育的发展史也证明了历史进程中“双刃剑”的发展规律,一方面经堂教育培育出了代代传播,守护伊斯兰文化价值观、信仰观的广大经师、阿訇及回族等穆斯林民族大众;另一方面却逐渐使经堂教育与国学脱节,与汉文化脱节,与现当代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脱节,与变化了的时代脱节,与科学文化脱节,与普通技能、应用教育脱节,甚至把经堂教育这一宗教性质的教育绝对化为穆斯林的一切教育,带上了深深的历史和时代局限性。加之学制及升留级制度的不完善,影响,科学教育教学质量的普通提高和自身更新能力的滞后①。随着清末中国社会历史的大动荡和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社会的大变化,特别是中西部回族等穆斯林民族自咸丰同治年间后,元气大伤,经堂教育走向衰微,于是通过反思经堂教育,面向时代开创回族等穆斯林民族新文化教育运动,又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化,从而开启了回族等穆斯林民族文化的一个新时代。

选自《简明伊斯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