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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在

#73417
哲谧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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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是私。缺乏公德心尚算好人,而我们这个民族的私则是“缺德”之私。这种自私的本性已是“贫穷不能改、富贵不能移”,穷的如劳工苦力者可以白天在工地抬沙灰,晚上跑去撬大街上的阴井盖卖到废品站去,结果每个城市几乎都有小孩子跌到阴井里淹死的惨剧发生,富的则可以把钱大把大把地烧给死人也绝不愿“拔一毛以利天下”,哪怕家财万贯,施舍给乞丐几角钱都还要猜度人家是不是靠乞讨发家致富?

在特定的环境下,我们中国人几乎人人都有踏着别人的血泊往上爬的本能冲动,典型如文化大革命,我们就不去说了,在监狱里我就亲眼看见两个温州人告发自己的老乡“有逃跑念头”,结果那个仅仅发过一句牢骚的老乡给戴上了二十斤重的铁撩,告发者则得了减刑的实惠。打比方说,我们中国人分一锅菜因为分得不够均匀,几个人争吵起来了,最终的结果一般是其中一个人一怒之下把整锅菜倒进茅坑里了事.这就是典型的民族心理和行为模式。日本人当初打中国的时候,一百万人就可以长驱直入打遍全中国,也是这个原因:“是大家的事嘛,凭什么非要我一个人出钱出力呢?”自私就必定无社团,无社团的民族就只配扮演欺凌弱小,对强暴俯身称奴的猥琐角色。这个民族已没有同情心和宽容可言,所以我们可以看着别人饿死冻死在街头路边,我们也可以眼睁睁地看着没钱的病人死在医院门口。

七八十年前的愚、穷、弱、私仅仅表现为人们的无知和社会落后,而今天的愚穷弱私则已演变为全社会的腐败,我们的政府在反腐倡廉,但我们的人民是否也应该作一个深刻的自我反省、作一个深刻的忏悔,配合政府的反腐倡廉来一场民众的反腐倡廉呢?当今社会中腐败的难道仅仅是那些大权在握的人物吗?!当官的腐败应该给予毫不手软的惩处,而没当官的平民百姓腐败了难道就可以网开一面吗?官场上的腐败固然有政治体制上的原因存在,但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人民的腐败,在于我们民族的腐败——这才是政治腐败的土壤所在,因为我们这个民族骨子里就是一个腐败的民族。

面对这个民族、这个社会的丑恶,北京大学的何怀宏老师开了一个“底线伦理”的药方,大致就是说:我们不要求社会大众做道德高尚的人,我们只要求大家都别去坑人害人,自己管好自己。何先生之所以会以如此低调地提出这个主张,可能是他考虑到以前50年我们这个社会假大空的口号太多太滥的缘故,一会儿学雷锋一会儿要无私奉献,一会儿破除私字一闪念,一会儿要为某某主义奋斗终身,一会儿要为四个现代化添砖加瓦,一会儿又奔小康,但没有一个口号真能让人实实在在去做,这确实是一个事实,然而何先生真以为降低标准就有可能会改变我们这个民族的道德腐败了吗?我想,要治病还得从诊病开始,不知病症所在,任何药方可能都是不会有效的。

病根就在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上。

上下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历史其实远可以追溯到数万年前,到作为我们今天的炎黄子孙来说,能看得到、读得着某些学说的历史追溯期,恐怕也就先秦至今2000年罢了。这期间东周战乱毁了一批藏书,秦始皇焚书坑儒又毁了一批藏书,也就是说先秦之前的文化积累已付一炬,成为一个空白,留存至今的只是先秦之后又重新开始逐步积累起来的,所谓传统文化,实质上仅指先秦至今这短短一段历史传统,这个历史传统的起点是东周末年战乱的非常时期,非常时期所产生的民族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围绕着怎样在死亡和流血中给自己找一条活路这样一个主题,并且这一时期还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即“士”,这些能识文断字能著书立说的士们怎么想怎么做怎么说怎么写,就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低色和民族心理定势。

首先,当时的“士”面临着一个残酷的生存问题,即靠什么吃饭?怎样免于战祸?怎样在乱世中求生存并且活得有头有脸?对这个怎样问题他们的立足点是相同的。另外,他们对人心险恶的看法也是一致的:“人心不古。”针对这两个问题,作为儒家代言人的孔子提出了仁义孝悌恢复周礼的主张,并且他确实准备用这一套学说混一口饭,谋个一官半职,如果真能实现这一理想,那倒真是两全其美。不过买卖难做得很,孔子感慨万分地对弟子们说:“天下有道就一展宏图,天下无道就退隐独善其身罢!”话说到这份上已经是非常泄气了。无独有偶,《道德经》的作者也在这样矛盾的心态下“道可道,非常道”地写了五千多言,先是叙述一番挺深奥的悟道之理,说着说着就变了味,什么“木秀于林,风必催之”、“勇于敢者则死,勇于不敢则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之类不求出头露脸但求保条活命的论调也出来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本性上相当善良的孔子和老子们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失败的了,但恰恰就是这两位失败者的理论首先就给我们这个民族奠定了文化传统的底色。当然也有比较成功的人物,比如商鞭和韩非子,他们的主张和学说都被有“虎狼之国”称号的秦国采纳了,他们的中央集权艺术以及阴险毒辣的权力斗争艺术一直在中国历史上大放光芒,不过这两位先贤先哲最后都作茧自缚,作法自受,死在自己创造的“艺术”上——他们俩人的命运恰恰就无形中印证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最终命运:过于发达的极权策略和斗争哲学反过来害了我们自己。

我们这个民族的处境,在今天不是变得更好了,在某一方面,反而是变得更为糟糕,道德沦丧的普遍性和彻底性,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社会生活的安全程度上更是这样:带上钱出门就得防备让人偷了,让人抢了,夜里一个人走路就得防备遭人抢劫,如果是女的,还得防备遭到强暴,回到家里也没有安全感,锁上门,门外还得安一个防盗门,买东西得防着假货、缺斤少两,卖东西的防着小偷、假币,人一旦生一场大病就得家破人亡——付了一小半医药费,全家人的生活就没有着落了……一个人时时刻刻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中,有钱人和穷人一样担心受怕,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呀!几乎全国每一个火车站都有一帮成年人控制着一群被拐骗来的孩子掏包偷钱;电视台专门制作栏目,教年轻姑娘上班回家怎样摆脱坏人跟踪——先是要回头看看有没有人跟踪,如果有,就往人多的地方走,回到家,不要急着上楼,先给家里打电话,上楼时要小心楼道有歹徒隐藏作案,到了门口不要急着进去,先在外面听听有没有动静……这叫什么世道呢?!其实小偷在我们这个社会上还应该算是不太坏的人,我就碰到过一个抢劫犯,共结伙抢劫48起。有一次他们几个人晚上拿了尺把来长的刀子就在马路边草坪上抢了一对年轻恋人,后来看那个女的还比较漂亮,就几个人当着她男朋友的面轮奸,女的还说:“大哥你快点。”她男朋友一直就乖乖地蹲在一边让人用刀搁在脖子上,直至完事。我问这个抢劫犯:“如果那个男的反抗了你怎么办?” “没想过。”他想了想又说,“一般都不会反抗。” “那么如果你能出去怎么办?” “我这一辈子判了七八年也就差不多了,回去以后我就买一辆摩托车、一支枪,闯进门就把房屋里的人全部干掉,抢了以后下楼摩托车一骑,谁也查不出来。”当然,按照中国的法律,这个抢劫犯是死定了的,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民族的阴暗面:面对强暴,中国人一般的选择都是“不反抗”,有道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韩信忍得胯下之辱,勾践卧薪尝胆”,活命是第一条,尊严和自由则是次要的;面对弱小,中国人一般的选择是得寸进尺,从无同情和怜悯可言,该作恶时便作恶,头脑里就从来没有“报应”的概念。要说让作恶的人有所忏悔,则更是笑话,“坐七八年牢出去”使他们想到的,不是“我有罪,我要重新做人”,而是“买一把枪”大干一场。所以说,何怀宏先生的处方治不好我们这个民族两千年的旧病。

的确,中华民族确实需要一种真正的信仰。中国人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缺乏责任意识,我们的民族精神缺少“认真”两字,要改变这个缺点只能依靠信仰来改变。我们的祖先是有信仰的,商周时期的上帝崇拜天命崇拜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并且这一时期确实存在着围绕上帝崇拜而采用的宗教仪式和宗教功修,有沐浴、斋戒、祀、祭,等等,“三皇五帝”也是这一宗教文化的一种道统。作为先秦诸子中的唯一“准宗教”墨家的墨子自称是继承了夏礼,如果这一说法是可靠的,那么汉民族的早期宗教史远可追溯到夏以前。孔子有“巍巍乎,唯天其大”、“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天何言哉,四时行矣,百谷生矣”,墨子有 “法天,天施广而泽远”的说法,孟子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焉”的叙述,“天”和“上帝”的概念在古代文化中是非常清晰的,如“天命”、“天意”、“天道”、“天谴”,等等。这是以造物主崇拜为核心的一个纯粹的信仰。但是这一信仰在春秋战果时期失落了,在此后的中国2000年历史中,原先的信仰已经变得模糊和不成体系,退化为民族精神中一种朦胧的本能信仰,并且这一信仰在经过150多年西化努力后的今天,已经被彻底摧毁了。

我们这个民族,有着悠远的历史和文化积淀,我们的人民,在天性里是聪明善良的,但是我们今天却沦落到了今天这种境地,我们每一个人都扪心自问:造成全民族道德衰败、社会生存环境恶化的,难道就没有我们个人的罪责吗?这就像十年文革一样,“四人帮”一打倒,就全国人民皆大欢喜,好像害人整人的就江青、姚文元那几个人,剩下几亿人都是无辜的受害者。但事实上真是那样吗?一个不敢承担历史责任、不敢直面人生审视自我的民族,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文明高尚的民族?

我们这个社会各种弊病和丑陋阴暗面,其产生的根源,就在于我们缺失了共同的价值准则,我们需要用新的信仰全面重建我们的文化传统,推动一场彻底改造民族精神和民族素质的全民族教育运动,从文化、科技、伦理道德等角度出发,加强以上帝崇拜为核心的信仰普及工作,从而以天启的神圣律法强化全民族的道德自律能力,充分发挥信仰的教化功能和终身教育作用,从而改变汉民族祭祖厚葬、放火纵情(放鞭炮烧纸钱)、酗酒抽烟、好赌浪费以及性道德意识淡漠等种种恶习,改变我们自身、完善我们的人格,改变全民族的道德情操和精神面貌。

这就是伊斯兰教育——我们所应走的一条民族文化自救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