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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6134

本帖最后由 前三三来后三三 于 2012-2-13 01:38 编辑

四
上述两部西域作品中关于阿帕克和卓东游甘青地区传教授徒的报道,能否在甘肃、青海地区的资料中得到印证呢?我们发现,在当地穆斯林门宦资料中,流行着“二十五世圣裔”赫达叶通拉希远来传教的传说:

“康熙十年(公元一六七一年),马守贞从陕西西乡往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贩运茶叶,路遇穆罕默德二十五世后裔豪祖勒提·赫达叶通拉希·阿法格·曼什乎勒去河湟传教,背生一疮,马守贞见其是个外来的伊斯兰传教士,就精心予以服侍,并想法为其治好后才返回东峪沟老家。康熙十二年(公元一六七三年)阿法格正在青海传教,河州一些伊斯兰教学者、阿訇、满拉和一些虔诚的群众去求学、拜访和讨平安者较多。这年正月二十日,马守贞接到阿法格一封信,要他来西宁。马守贞即去湟中拜访。阿法格见马守贞非常高兴,为了感谢在途中关顾之情,遂收为穆勒什德,给他传授了虎夫耶教理和必须做的功课,叫他干功传授,并命名‘穆夫提’,还把他的传教用品——经、太斯比合(念珠)、太斯达勒(头巾)等八样东西,交给马守贞,作为传教凭据。后来穆夫提称为‘八件宝’。”( 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第17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康熙十年(公元一六七一年),穆罕默德第二十五代后裔赫达叶通拉希在青海西宁传授伊斯兰教苏菲派主张,受到当地穆斯林的尊敬与拥护,同时,好‘道’之士,也就牵强附会地传出华哲·赫达叶通拉希的一些奥妙神奇,使赫达叶通拉希成为当时河湟一带的传奇式人物。”(同上书,第153页)

“康熙十一年(公元一六七二年),穆罕默德二十五世后裔,华哲·赫达叶通拉希·阿法格·曼什乎勒的传教士,从中亚经新疆到青海湟中凤凰山传教。”(同上书,第148页)

“康熙十一年(公元一六七二年)闻穆罕默德二十五世后裔华哲·赫达叶通拉希·阿法格·曼什乎勒来青海湟中传教。”(同上书,第225页)

穆夫提门宦家谱提供的道统源流:

至圣穆罕默德→……豪祖勒提·曼贺独目·哎尔赞木→豪祖勒提·依禅·克俩良→豪祖勒提·依禅·哈什目→豪祖勒提·依禅·穆罕默德·郁素甫→豪祖勒提·赫达叶通拉希·阿法格·曼什乎勒→马守贞。(同上书,第185-187页)

显然,“华哲”即西域史料中的“和卓”(Khwaja)、“赫达叶通拉希”即 “伊达雅图勒拉”( Hidayat Allah)、“阿法格”即“阿帕克”(Afaq)、“曼贺独目·哎尔赞木”即“玛哈图木·阿杂木”(Makhdum-i A’zam)、“依禅·克俩良”即“依禅·卡朗”(Ishan Kalan)、“依禅·哈什目”即“哈色木”(Qasim,依禅·卡朗长子)、“依禅·穆罕默德·郁素甫”即“玛木特·玉素布”(Muhammad Yusuf),穆夫提的这个“道统”正可与西域史料中的阿帕克和卓世系[29]相印证。这位甘青穆斯林传说中的赫达叶通拉希就是阿帕克和卓[30]。由此可以确断,阿帕克和卓曾东游今甘肃、青海一带传教授徒。

前文已述,阿帕克和卓是在1670年4月伊思玛业勒汗登上叶尔羌汗位后离开喀什噶尔,开始其流亡生活的,而根据上引门宦资料,至迟在1671年阿帕克和卓已出现在甘肃、青海一带了,也就是说他是在流亡后不久就东来甘、青地区的。我们不能排除这期间他曾到过克什米尔及中亚达合比德等地,但可以肯定他没有前xizang并得到五世dalai的援助信,因为一是假如那样,阿帕克和卓就会直接前往伊犁而不可能再往甘青一带传教,并且起码直到1674年还留在那里;二是1670-1671年间准噶尔内讧,僧格被杀,噶尔丹刚刚夺取准噶尔部领导权,立足尚未稳定,dalai喇嘛不可能考虑他征服天山南路的问题。而从上引门宦资料,似乎能够看出阿帕克在这一地区的活动趋势是从河州地区的北面方向而来,由从这里西向西宁一带。因此我推测阿帕克和卓是经过河西走廊进入甘肃、青海的。

这一点得到了哈密传说资料的支持:“阿帕克去内地途经哈密时,曾住在苏巴什,并在此讲经,当时这里有一间小木房子……后来伊斯兰教徒就在此处修建了一座小礼拜寺,都叫它阿帕克和加麻扎,又称绿拱北,位于现在的哈密地区政治学校和哈密饭店附近。”[31]由哈密东向进入河西走廊,对阿帕克和卓来讲应当是相当自然的,如前文所述,早在他的幼年时代,他的父亲玛木特·玉素布就在这一带从事宗教活动,当时阿帕克和卓很有可能就在随行之列。由此,我认为阿帕克和卓这次流亡中是经过哈密进入河西走廊,一路传教,抵达兰州,从那里南下河州一带,继而西走今青海西宁等地。

那么,阿帕克和卓是否如《大霍加传》所言由西宁地区继而进入xizang呢?是否曾向dalai喇嘛求援呢?从历史地理上看,由西宁到拉萨是一条很重要的路,阿帕克由此入藏是很顺利的。但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仍未能在藏文文献中发现任何有关的记录。不过我这里并不想因此就否定阿帕克和卓曾到xizang向dalai喇嘛求援并北投噶尔丹的说法。我们知道,在中亚及旁遮普以北地区,一些穆斯林作者笔下,“秦”是指包括**在内的信奉佛教的各族地区。很显然,这里所说的婆罗门教就是指的佛教;当时在包括**在内的广大内亚地区,对穆斯林来说,有影响的“异教”就只有佛教。在帕米尔以西的广大中亚地区早已伊斯兰化,而其东的天山南路地区,也于明末最终完成伊斯兰化。但游牧在天山北路的卫拉特蒙古却是信奉喇嘛教的佛教徒,与其相邻的漠南蒙古和漠北喀尔喀蒙古比卫拉特蒙古更早皈依喇嘛教。青海地区也是一个以喇嘛教为主宰的地区,这里在明代后期为蒙古俺答汗的势力所控制,明清之际卫拉特渐强,以顾实汗为首的和硕特等卫拉特诸部迁入这一地区,并进而控制了**。居于拉萨的**喇嘛成为准噶尔盆地、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上的精神领袖。清初以来,卫拉特强大,特别是噶尔丹兴起后,更有并吞整个蒙古地区之志。这种形势下,在这个佛光映照下的广大地区,能够对伊犁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只能是拉萨的**喇嘛。因此,上引《和卓传》中的那位婆罗门长老,就只能解释为**喇嘛,而这一时期称雄于天山北路的卫拉特蒙古首领只能是噶尔丹。
综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670年阿帕克和卓为叶尔羌汗国伊斯玛业勒汗所逐,逃离喀什噶尔后,可能到过克什米尔等地,但很快东行,经哈密进入河西走廊,再由兰州南下,起码在1671-1674年间在河州、西宁一带传教授徒,此后由这里进入**,向五世**喇嘛求援,得到了后者令噶尔丹出兵天山南路的信后,可能是取道肃州北投天山北路的噶尔丹,于1680年随噶尔丹大军返回喀什噶尔。

(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