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传真道网 › 论坛 › 【中国苏菲】 › 【真镜花园】 › 《一个法国穆斯林青年对瓦哈比派的揭露》 › 回复 #61262
第二章、少年时代:快乐与挫折
我们搬家的时候,我十三岁半,扎卡里亚十二岁。离开米卢兹的前几个星期,整个收拾准备期间他都在咕哝:“我不去那边,纳尔本,腐烂的城市,反正我不去,我要留在米卢兹。”当然他实际上得跟我们走。我们那会儿还是孩子,脑子里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在一起贪玩和恶作剧。尽管如此,从那时侯开始,扎卡里亚有了某种变化,仿佛在他身上产生出一种细微的漂浮不定,一痕苦涩或怨恨。如同一个细小的伤疤,几乎不可察觉,却永远不能被时间抹去。
扎卡里亚永远怀念米卢兹,或准确地说追悔一个想像的生活里程:一个手球冠军。离开米卢兹,我们的居住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东部,我们的房子很大,有一个大花园,花园里有我们的木屋。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房间。可是到了纳尔本,自八月底迁入新居,我们立刻就又重新见到了“小区妩媚”,像电视里报道的那样:拉赞堡小区,第五层楼。刚进到房间里,第一眼的印象何等深刻,我们看到浴室里只有一个小得像木鞋一样的浴缸,太可笑了。只有两个寝室供孩子们用,男孩一个,女孩一个。
刚来的时候,在小区里我们不认识任何人。离开学还有几个星期,我们有时间观察熟悉周围的情况。我母亲有时间的时候,会带我们去海边。新学校是孟德斯鸠初中,就在我们家附近。这一阶段不那么容易,因为我们在学校里是完完全全的陌生人。扎卡里亚进了初中一年。他好像在这新环境里比我更紧张,感受到更多的敌意。再加上我们有一个严重的缺欠:我们的阿尔萨斯口音!那是无论如何也掩藏不住的,特别是上法文课的时候。而且在纳尔本,我们是仅有的带阿尔萨斯口音的“黑人”。这惹得所有人发笑,除了我们自己在外。商贩、学监、个别教师,尤其是班里的同学和邻居,都用古怪的眼神看我们。
当我使用“黑人”来说我们自己时,是因为我们深色的皮肤在纯正法国人那里常会引起一种特别现象。尽管我们是阿拉伯人,但第一眼望上去,人们完全无法为我们贴上一个准确的标签,他们在非洲人或是南美安提尔人之间犹豫不决。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是来自异地的。他们只好向我们询问我们的原籍,只有在我们回答说“北非人”或“摩洛哥人”后,他们才晓得我们是阿拉伯人。这一模棱两可的尴尬,我从小到大都深有体验,我弟弟扎卡里亚也身在其中。此刻,到了成年,已“安家立业”,这种事不再成为问题,我已经习惯于此。然而,少年时代,我与我弟弟总是因为肤色而遭到询问,以确定我们的来源,那是一件令人极为沮丧的事情。这一不断被重复的提问,隐含着某种令人受辱和扰乱心绪的东西,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长相是无法被确认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某种正式身份。更羞辱人的是人们最后的反应,一种不自觉的躲避。对于许多人来说,安提尔人“无论如何”毕竟是法国人,可是阿拉伯人嘛,他们……
在小区里和在学校,适应新环境的过程很漫长。在大楼下面,有一个手球场。理所当然地,扎卡里亚在我们刚一到达就去了那里。然而,小区里的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习惯,不那么容易接受一个新来的人,特别是一优秀的手球运动员!我跟扎卡上场,我们战无不胜地赢了所有的比赛。接下来差不多就是同时激起的群架。这里也一样,有多子女家庭,可我与扎卡里亚已经是大男孩,不能再喊我们的姐姐来救援!最后的结果常常比在阿尔萨斯更过火儿。
至少用了两年时间我们对这个南部城市才有了“我们那儿”的感觉。在拉赞堡小区,比我们年长的孩子们有真蛮横的。每幢大楼都有自己的帮派,每个帮派都有自己的头儿。几个月过去了,我们仍然不被任何一帮所接受。可是不属于某帮,就很难在小区“站住脚”。就在我们到达前的几个星期,十几个15到23岁的青少年在海滩上轮奸了一位年轻妇女,并在这之前殴打了她的丈夫。他们中的一些人被监禁起来,另一些则逃到国外。拉赞堡小区里有好几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牵连,这一肮脏的故事使他们深感耻辱。我们到的时候,居民们还在纷纷议论着这件强暴丑闻,小区内的氛围十分阴晦。
我们楼里住的人有原籍北非马格里布的移民,也有地地道道的法国人。拉赞堡小区在当时有个头号敌人,那就是邻近的另一个小区,叫帕斯图莱,在那里居住的几乎清一色的是纯正法国人。天长日久,帕斯图莱小区有了排外区的名声,而拉赞堡则成了大杂烩区。因为还有另外个一小区,人们不总会想起它,叫圣·让-圣彼得,那里住的则几乎都是北非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有时候他们与我们联盟,有时候他们与我们打架。然而无论在拉赞堡和圣·让-圣彼得之间有什么隔阂,面对排外区的帕斯图莱,他们的联盟是一贯的。这时,阿拉伯人的荣誉得到维护。这里的“阿拉伯人”是一个泛指词,意指小区里的所有居民。
不过事实上,十三四岁的扎卡里亚和我,是颇满足于我们的观众身份的。我们一般不参与那些群架,不过有一次例外。那是一次拉赞堡的蹦舞会,圣·让-圣彼得的少年没被邀请,但想要进入。这立即就演变成一场街区战。三十多人厮打成一团。扎卡和我参与了战斗。但为避免遭受打击,我们躲在我们小区的两个壮汉背后,只要他们撂倒一个,我们就冲上去按住他们,以便那宽肩阔臂的两个人继续对付其他人。
在这类小区,规则很简单:只要在力气上别人不怕你,那你就白丁一个。因此你不妨去倒拔白杨,显示你的力量训练,让人害怕。到了两年头儿上,扎卡里亚和我也学会了怎样让别人尊重我们。我们大概有十五六个人,差不多同期搬到这个楼里来的。我们形成了自己的帮派。我们这帮中有一家是从北方来的,两个儿子又粗又壮,像我们一样,浓重的口音像刀割的一样。
我们楼下住的是蒂埃里,我们的好友。他一家十分好客,母亲在一个工人协会工作,是个积极的社会行动者。我们可以与她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谈政治,谈社会,谈未来……蒂埃里的父亲是速溶咖啡厂的推销员。他们家的大门向客人敞开着,桌上的咖啡永远煮好了等待饮用。我们一天到晚都往他们家里钻,回家只是为了睡觉。我们觉得,这个家才是一个“真正的家庭”,温暖而热闹,不是喊叫造成的,而是欢声笑语所致。1982年世界足球杯赛期间,我们干脆就长在他们家,那是一段真正的节日!蒂埃里一家尤其喜爱扎卡里亚,他们说他是个小福神。应该说扎卡里亚很招人喜欢,善良,细心,敏锐并且幽默,很能征服人心。而且,他对欣赏喜欢他的人很愿意效力。
我们楼里还住着一个“自行车专家”,叫让。他偷自行车或摩托车的零件,然后组装自己的车。我们的相识是有一个故事作契机。他窃取了我的自行车的换速叉!但是因为我做过记号,所以,一眼就在他的车铺前认了出来。于是,在扎卡里亚的陪伴下,我找到让,向他说明我是怎样认得我的换速叉,并要求他把它还给我。让居然答应了。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让有一个亲兄弟和两个同父异母兄弟,他们是彪形大汉,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在小区里的“风险保安”。让和他的兄弟们占用了几个无人管的地下室,将他们偷来的自行车和各种零件摆在一层层的架子上,里面有最新样式的换速叉,革新的打气筒,未来防泥板……有几次我和扎卡里亚随他们骑车远足,一个周六下午骑150公里!回来后我们俩筋疲力尽,接下来的两天连路都不能走。可他们第二天又出发了。
偷车人把我们又介绍给其他的偷车人,其中一个叫达夫,是小区里的莽大胆,跟我年龄相仿。他是孤儿,父母在一场车祸中身亡。他的祖母好不容易地将他拉扯大。他有个叔叔因偷东西而被关在卡尔卡森监狱。他侄子却把他视为英雄。有如此这般的一个家庭,达夫在小区里很有名。他把绝大部分的时间用于捣碎电话机钱箱,偷自行车、摩托车甚至汽车……无论他看见什么都不放过。他还发明了用旧汽车相互冲撞的游戏,以吸引观众,当然撞的车都是别人的。虽然只有十四岁,他却偷过雪铁龙500XT和双马牌汽车。有一次,他与星罗棋布的警察在小区里捉迷藏,因为他熟悉那里的每一个角落。达夫有点是小区里的英雄。
然而,大概是由于孤儿院时的记忆太深刻,我们总是对粗野的孩子们有种戒备之心,怕他们是未来的罪犯,因此,我们与达夫他们这些小偷一直保持着距离。而且是达夫本人向我们解释说,法律可以监禁十三岁以上的少年。这是一个警告,可惜对达夫自己没有抑制作用。他大概认为我与扎卡里亚没有痞子的天分。而我们一想到由于某桩犯罪记录而不能继续上学读书,就会吓得发晕。如果说在当时有什么事情是明确的,那就是今后我们绝对要继续念书。
扎卡里亚总是害怕那些违法的事,它们诱惑着小区里生活窘迫的青少年,而且他特别为我担心。他尽量避免我与十几个有恶名的人“不利往来”,并建议我小心别纠缠到那些下流的事件中去。
在学校里,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努力,一切可以说都不错。可是由于扎卡和我在家里几乎是彻底自由惯了,以至于在课堂上我们没有服从的品质。这一年,我“收获”了60多个小时的课后留校惩罚,以致被要求转学,理由是不守纪律。于是我们转到坐落于城市另一端的朱尔-费里中学,步行要半小时甚至三刻钟。那里与孟德斯鸠中学完全不同,是在一个富裕的城区,朱尔-费里中学也有“布尔乔亚中学”的别号。自此,我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变化。学校周围绿树成荫,校舍建筑也很美。然而现实与这一美好表象却十分不同,校园里传递着各种各样的武器:匕首,警棍,甚至有一次还有一把手枪。经常有打架斗殴的事发生。我升到初三,但成绩中乘,远不及初二时好。而且我还是不守纪律。数学女老师一见到我就头疼。扎卡里亚上初二,他比我聪明,明白不能太明显地淘气。
有一天下午,在院儿里玩手球时,我把大拇指触伤了。伤处很疼,我便想请假回家。可是学监不同意。我便做出强行通过的样子。在场的教育顾问想要抓住我,正好拉住我受伤的大拇指。条件反射下,我给了他一拳把他打倒在地。愤怒之下,教育顾问把我弄到他的汽车上说:“去见你父亲!”
我父亲在同一年也搬到纳尔本。他知道好时光到来了,因为,重新见到他时,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逃跑了。他开了一个小的土木公司,在各处的工地上干活。住的是一套两室的公寓,杂乱不堪,可他开的却是一辆奔驰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