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传真道网 › 论坛 › 【中国苏菲】 › 【真镜花园】 › 经学大师常志美与回族伊斯兰教的第一次革新运动浅析 › 回复 #232080
三、常氏革新运动在各地的影响
常志美的许多弟子门人从济宁学成归来后,都在各自家乡或开学之地推行常氏的以上各项主张,一时之间,华北、中原各回族聚居区群情激愤,褒贬不一。就现有资料来看,以下几个地方可以作为例证。
1 北京
传世的北京牛街清代民间志书《冈志》为我们提供了连班制与独班制之争的丰富材料。《冈志》记载,北京的“讲班”始于明末,牛街礼拜寺“明崇祯年间,因寺改独班,有杨、李二姓,誓不从独,捐资创建(教子胡同清真寺),仍聚连班之众”。这次改班,应该也是受到胡登洲太师经堂教育学派的影响所致。据《经学系传谱》,胡登洲二传弟子冯伯蕃的弟子当中,就有一位“行五马师,京都人氏”。但这次改革没有成功,“后西寺(牛街礼拜寺)复改连班,此寺(教子胡同清真寺)遂废”。
到了清初,独班制再次影响北京,乃是通过常氏弟子们的活动。据《经学系传谱》,常氏弟子列名者50人当中,有10人系河北和北京人氏。其中的安宁宇,在《冈志》中也有记载:“安宁宇,笃志经典,博通教义。受业于济宁常老师。为东寺掌教,天下知名。”他任教子胡同清真寺掌教,应在康熙初年,即“康熙八、九年间,独班渐盛,张、闫等姓复营建之(教子胡同清真寺),为独班新寺”。《冈志》中还提到其他两位牛街籍的常氏弟子,一位是马永和,“游学于济宁十余年还京,独班人敬信之”;一位是张公越,“负笈游泊头、济宁,投常、李诸师”。除本地常氏弟子以外,《冈志》中还提到来京执教的至少四位常氏弟子:舍蕴善、王允卿、王祥宇和鲁腾九。经过常氏诸弟子的活动,独班制已经成为北京的主流,“京都十寺九为独班制,冈上守连班之旧”。而舍蕴善俨然成为独班制的领袖和代言人,他不仅参与“性理”辩论,还是“康熙己卯年讲班”中独班制一方的领袖。
《冈志》载,王允卿虽为常氏弟子,但却一味媚俗,加入了连班制的牛街礼拜寺,连班寺众对他“仰若神明”;而舍蕴善善于讲解哲学,曲高和寡,连班寺众“兴致索然”。由此导致了王允卿和舍蕴善之间的一场“性理”之争,另一常氏弟子安宁宇作为裁判,结果舍蕴善说服了二人”。这场辩论说明:(1)常氏弟子在学问水平上有很大的差异,而舍蕴善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2)常氏弟子中的庸常人物王允卿在连班寺众中有很高威信,说明连班寺的确在学问水平上很差;(3)独班制不仅是形式问题,也代表着在教义学上的活力与较高水平。
迨至康熙初年教子胡同清真寺复改独班制,牛街两寺的矛盾逐渐激化,“同席共座常起争端,父子弟兄亦各分各派”,甚至“虽妇人每因争论班制而愤愤然”,“即街巷中酒徒无赖亦为班而操拳”。因此遂有“康熙己卯年讲班”之举。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五月初十,以连班掌教白世祥与独班掌教舍蕴善为首的双方,相约聚集在改家,“集经于案,焚香立誓”,辩论教义。连班一方的主力是马君锡,此人是一个自以为是、品行低下的世袭经师,他明知道连班制无根据,但却声称:“真经、圣谕今且高搁。我京都大寺,天下连班之瞻仰,一失足,体面扫地矣。”可见,连班一方的出发点不是维护教义,而是维护“脸面”。而独班一方的主力是王祥宇、马心吉占、鲁腾九,王、鲁二人是常氏弟子,马则是舍氏弟子,即常氏二传弟子。王允卿虽在连班寺安身,但没有参加此次辩论。双方辩论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连班一方虽拒不认错,但也铩羽而归。
讲班事件遂告结束,主张连班的牛街礼拜寺仍维持旧制。马君锡本为“连班助教马腾云”之子,乃是属于三掌教世袭制度的受益者。以他为代表的劣等经师,在寺内争权夺利,闹出不少笑话。按《冈志》记载,到康熙五十九年,在利益各方的角逐下,牛街礼拜寺的掌教增至六人,“六人贪鄙,怠于礼拜,除聚礼外,鲜至寺矣”,甚至发展到“晏起早眠,闲谈树下,而竟日不入寺”;更可恶的是,对丧葬礼仪“视如贸易,若无衣帛之奉,虽极贫之家,不往经营也”。连班寺的世袭与世俗化,已经使伊斯兰教到了崩溃的边缘。由此也就更加确证,常志美先贤发起的以废连班、反世袭、革陋俗、兴学术为主题的宗教革新运动,实在是切中时弊,功莫大焉。–
除推行独班制以外,常氏弟子可能在北京也进行了“遵经革俗”的活动。《冈志》载:“冈人马永和游学于济宁十余年还京,独班人敬信之。”他“摘教规错讹十事”,提出十条改革方案:一、真经首章不可重念;二、站者拿子必脱履成礼;三、不可浴尸念《塔哈》;四、聚礼阿疾讷拜前不可念邦克;五、葬时坯门之外不可念特勒根因;六、早晚拜后念归正真言不可出指;七、晚拜之后二叩应裁;八、不可食部(疑为“不”)出羔;九、不可食虾蟹;十、七颗米尽纳口中。因为这些主张,他被贬称为“新兴儿”(标新立异者)。但他是否确系常氏门人,尚难以证实。
2 济南
《经学系传谱》列名的常氏弟子当中,有两位济南人:杨魁元、杨会元。在舍氏弟子当中,也有济南人金祥云和党玉玺。这几位常氏弟子和再传弟子,曾经执掌济南南大寺和北大寺,领济南伊斯兰教之潮流。
济南南大寺作为山东省内最古老的清真寺(创建于元元贞元年,1295年),是明代实行三掌教世袭制的典型官寺模式。据《济南伊斯兰教史》,济南三掌教制于清康熙年之后逐渐消失,这显然与常氏弟子的活动有关。据该书所列《济南清真南大寺历任教长一览表》,常氏弟子杨魁元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任南大寺掌教,而到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时,济南南大寺抄录济宁《永禁三掌教世袭序》并刻碑立石,这是树立了革除世袭制度的标志,也充分表现了常志美思想的影响。
另康熙年间济南的古行(格底木)与新行(侯都司)之争,《济南伊斯兰教史》和李兴华先生《济南伊斯兰教研究》一文都断言“新行”与舍蕴善有关,笔者不能苟同。很明显,舍氏本人从未在济南执教,而舍氏门人金祥云却曾接任杨魁元担任主张“古行”的济南北大寺教长,说明舍氏主张与其师常氏并无根本性的区别。现存的济南新行“十一条”主张,多数与北京未经证实的常氏门人马永和的十条主张相同或类似,其来源不详。
3 开封
在现有资料里,开封东大寺可能是反对独班制、固守连班制最持久、最激烈的地方了。早在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该寺就刻立了《古制连班永遵》碑,明确反对胡登洲及其弟子的独班制主张。到常志美及其弟子继续推进胡登洲经堂教育学派的主张之时,该寺又于清初立《古制连班序》碑。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该寺的《具甘结碑》则表明了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开封东大寺诉讼到官府,强令“创建新寺、擅行独班”者立即拆毁新寺。在这种强烈反对下,常志美及其弟子的革新运动未能撼动开封伊斯兰教的古老传统。这里虽然后来也改为了独班制,但开封东大寺为首的古老的豫东回族伊斯兰教传统还是保留了自己的风格,并一直留存至今。
综上所述,北京牛街礼拜寺、济南南大寺、开封东大寺大致可以代表华北和中原地区伊斯兰教的古老传统,常氏及其弟子的革新运动在这些地方都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结语
本文综合零散的历史资料及实地考察,初步提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胡登洲太师开创的经堂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还伴随着一种教义学理论和宗教礼仪的革新运动。要之而言,是把内地伊斯兰教中杂乱的伊斯兰教义学统摄、回归到逊尼派主流(具体说是马突里迪耶教义学、哈乃菲派教法学)之中。在表现形式上,主张礼仪方面的独班制,并发展起了精研认主学的经学传统。
第二,常志美先贤是这一理论和礼仪革新运动的最重要承传人。常志美先贤的革新活动,其核心是“废连班、反世袭、革陋俗、兴学术”四个主题。其中,前三者是表现为社会行动,最后一个是理论支撑。所谓兴学术,是把握伊斯兰教认主学的“认一论”要旨,站稳逊尼派主流派的中庸立场,主张教(舍勒阿提,礼法层面)、道(托勒盖提,性理层面)相辅的宗教修行道路,并通过经堂教育培养合格的宗教事业接班人。
第三,常氏经学对胡太师经学传统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在教义学立场上是完全的继承,在教学方法、理论研习和社会实践上则有重要发展。在教学方法是表现为经堂教育山东学派的诞生,其风格是:博而熟,重兼授(阿文与波斯文);讲礼法,顺序进;表(理学或凯俩目学)里(道学或苏非学)哲学同时讲。在理论研习上,表现为对苏非经学的理解逐渐加深,尤以舍蕴善译讲《昭元秘诀》为代表。在社会实践上,则表现为推动了华北和中原地区回族伊斯兰教的变革。
本文的探讨,只是抛砖引玉,对以山东学派为核心的山东、河北、京津及河南、安徽部分地区经学传统的进一步调查和研究,可能将会揭示这一地区不同于西北地区的独特特色,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内部差异和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