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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的移民宗教组织与家族[①]
——灵明堂固原分堂考察
王建新
(中山大学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灵明堂固原分堂的民族志印证:回族伊斯兰文化,是在不断的群体移动和社区建构中完成的;而这一过程与中国特殊的父系家族体系及基于汉文汉字和儒家学说的历史文化传承两大因素密不可分。
关键词:回族;移民社区;父系家族;灵明堂
一、回族伊斯兰教中的家族与门宦
回族伊斯兰文化是在不断的群体移动和社区建构中完成的,这一过程与中国特殊的父系家族体系及基于汉文汉字和儒家学说的历史文化传承两大因素密不可分。前者在回族穆斯林门宦的创建和发展中得到了充分证明,而后者则在王岱舆、刘智等金陵学派回儒学者的宗教哲学思想中有深刻体现。从东南沿海的泉州,斜跨中原大地到天山腹地的伊宁,再从松花江之滨齐齐哈尔到西南边陲的昆明,有很多的案例可以描述和展示这种极为有趣的宗教社会现象。但是,与这种丰富的社会文化资源成对照的是,迄今为止关于针对伊斯兰文化在回族社会发展的文化因素及其原理的学术探求却很少,尤其是缺乏有助于整体理解的研究,没有行之有效的理论及方法论模式供我们采用。就我们目前所能掌握的情况来看,尽管已经有了一些可供参考的研究,如有关回族姓氏的溯源研究(魏德新,1999)[1]及回族族谱的资料研究(庄景辉1995,马建钊1998)[2][3]等等,但这些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介绍情况和考察穆斯林社会中家族姓氏的历史文化功用,而基本没有涉及与伊斯兰文化发展的内在关系及相关讨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学术空白。
笔者有意尝试用一种人类学亲属制度研究与伊斯兰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即通过灵明堂在宁夏固原的分堂设立及扩大过程中父系家族组织与灵明堂兰州总堂的互动关系的实例分析,来揭示20世纪中国伊斯兰文化及回族社会发展中鲜为人知的社会组织机制及其运营原理。本文研究的学术目标有二:第一是为相关人类学研究提供系统的第一手资料,第二则是向读者展示一种有关中国伊斯兰文化发展及穆斯林社会文化建构之深层理解的获取途径。本文所利用的资料,除援引文献以外,均属笔者于2000年春、夏及2001-2003年夏天在宁夏固原、河南偃师等地实施的田野调查中所得[②]。
在回族社会中,一定的地方性社会组织形态与伊斯兰宗教社会组织的结合及互动情况因地域而有很大差异。对相关研究整理和分析可知,目前回族社会中至少有三种与伊斯兰宗教组织相关的基本社会组织形态。第一种是在中国中部、东北部的中心城市及周边地区以清真寺为中心而形成的回族社区“坊”(Alles 2000,Jachok 2001)[5][6]。在这些地区,家族的长老及清真寺的宗教领袖是社区内社会活动的组织者,他们主要通过各种宗教仪式及群体内部婚姻等方式来维持群体认同及自他界线(Gladney1991)[7]( 229-260)。第二种是在西南、西北等地区所常见的、以不同派系伊斯兰苏非门宦领导人为中心、围绕门宦创始人和重要领导人的墓地(拱北)及所在道堂而形成的穆斯林民间宗教社团(马通1983,2000, Lipman1997,Dillon1999)[8][9][10]。第三种则多见于东南沿海地区,以类似于汉族社会的父系继祠集团为基础、并以族祠、祖坟、族谱、族规及其他文化规范等重要制度性标志而存在的回族穆斯林社区(Gladney1991,庄景辉1995)[7][2]。
在10年前的一篇相关论文中,笔者曾认为,第三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西北地区回族中很少见,是仅限于东南沿海地区回族社会的特殊现象 [11] (209-238)。但近几年来的调查研究及新发现使笔者开始更正以前的认识[③]。第二和第三种社会组织形态完全可以结合存在,而且能够高度融合,相辅相成地发挥维系和发展教派门宦的社会功能。在这种复合型的宗教社会组织中,父系血缘及谱系关系普遍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象征及社会组织功用,而其运作的内部机制则随门宦流派的不同而有差异。比如,在哲赫忍耶及库布忍耶等规模较大的门宦组织中,教祖或教主家族的父系血缘关系被视为维持伊斯兰神圣道统的根本依据,其象征意义是至高无上的[④];而在诸如嘎德忍耶及灵明堂等具有教主终身不婚传统且规模较小的门宦中,道统的维持与教主的培养选拔有关,父系家族组织则是在加强成员间提携和门宦组织扩大的过程中起作用。这一点,在灵明堂的发展过程中体现的尤为突出。下文,笔者将根据自身调查研究所得资料,围绕灵明堂固原分堂的创建和发展实例,具体讨论和分析回族的地方性父系血缘关系在该门宦组织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