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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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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和法家则公然割裂和对立人我关系、群己关系(包括人与社会关系)。早期道家“阳生贵己”(《吕氏春秋·不二》),认为“拔一毛而利天下,弗为也”(转引自《孟子·尽心上》)。后来的庄子更赤裸裸地提倡不受任何伦理约束的绝对的个性自由,认为伦理规范有损于人的本性(见《庄子·大宗师》、《骈拇》等)。法家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人“皆挟自为心”(《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公私相背”(《朝非子·五蠢》)“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商君书·修权》)。因而主张“废私立公”(《管子·正》),“去私心,行公义”(《韩非子·饰邪》)。

在西方,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强调城邦(国家)的意义,提出社会高于个人的主张。亚里士多德说:“因为整体必然先于部分,城邦自然先于个人;一个孤立的人,就不再是自足的,所以他就要和其他部分一样与整体相关联。如果有人不能过共同生活,或者由于自足而不需要成为城邦的一部分,那么,他不是一只野兽,就是一尊神。”(引自《古希腊哲学》)他提出“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以城邦的整个利益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归”(《政学》)。柏拉图也提倡要在城邦的制约下建立一种人人安分守己的秩序。那么,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呢?柏拉图认为只有以禁欲为手段,用他的话说“只有用理智宰割情欲”(引自《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这和主张禁欲的古希腊犬儒学派颇有相通之处。

中世纪的西方伦理学更表现出明显的禁欲主义特征。奥古斯丁鼓吹的“原罪”说旨在证明人的情欲是与身俱来的邪恶。与此相对照,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伦理观所推祟的是个性的彻底自由和解放。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产物,人的力量是大自然力量的一部分。人的自然属性是人之根本属性。因此,伦理模式的建构必须以人的自然本性为依据,去不断地满足人的感官享受。人文主义之父佩特拉克说;“凡人先要关怀凡间的事情”,“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欧洲哲学史纲》)正如法国作家拉伯雷在《巨人传》中所描写的:“他们整个的生活起居,不是根据法律、宪章或规则,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和自由的主张来过的……他们的会规只有这么一条: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在《十日谈》里描绘了市民阶级对禁欲的反抗。他认为追求快乐是人之天性,“谁要是想阻挡人类的天性,那可得好好拿点本领出来呢。如果你非要跟它作对不可,那只怕不但枉费心机,到头来还要弄得头破血流。”在这种纵欲思想的支配下,人我关系、群已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结构中的个人上升为本位,个人成了最终价值实体,个人利益高于一切,成为伦理道德的标准和基础。西方利已主义伦理学就曾毫不掩饰地认为,人用伦理道德标准来自律,最终是为了自身利益和幸福。利他是以利己为最初动机和终极目标,伦理道德在这中间只是一种手段和技巧。这种快乐主义的主旋律在以霍布斯、孟德维尔、洛克和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为代表的英、法经验论伦理学中尤其流行。霍布斯就认为,人签定并遵守伦理契约,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自身生活的舒适和生命安全。霍尔巴赫则讲得更风趣露骨:“德行不过是一种用别人的幸福来使自己成为幸福的艺术。”(《自然的体系》)这显然不同于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等人为代表的唯理主义先验论伦理学。后者认为遵守伦理道德是人必须履行的一种责任和义务,而不是出于快乐或幸福这类经验感受之目的。康德指出,如果从感性幸福引出伦理道德(如伊壁鸿鲁),或从伦理道德中衍化出幸福(如斯多葛主义),便会使伦理基础瓦解和崩溃。因此,人们在履行伦理责任时仅从义务出发,将利益、快乐、幸福统统抛在脑后。“行为要有道德价值,一定要为义务而实行的”,“出于义务心的行为所以有道德价值,不是因为它所求达的目的”。这种价值“与欲望的对象无关”。(《道德形而上学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