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性的缺失
范钦林
我以为,张承志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对于张承志的评价已经不能仅仅囿于文学批评的领域。唯美主义的文学批评家对于张承志是无用武之地的。尽管他们可以宣称《心灵史》的抽象大于具象;从历史文本中去讨材料而使作品失之过叙;从宗教情绪中寻求激发文思的灵感又往往失之玄虚等等。然而这一切张承志并不在乎。从某种意义上讲,张承志他本来就不是在写什么小说,而更象是以小说为幌子创作一个社会文本、历史文本或宗教文本。更准确地说,张承志本人也更重视后者,他把《心灵史》看作是哲合忍耶教派的《创世纪》,也是张承志本人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所以对于《心灵史》的文学品格的怀疑本身不值得怀疑。《心灵史》的出现,宣喻着张承志文学道路的终结,同时也宣喻着张承志社会角色转换的完成。
回顾张承志的文学道路,从《北方的河》到《心灵史》,从理想主义到精神的虚幻与信仰的迷狂,张承志走的是一条不断逃离他赖以成长的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中心,而寻求他的精神家园的道路。《心灵史》的出现说明他已成功地达到了他的精神彼岸。张承志对于儒教文化的批判是不遗余力的,他把儒教文化描绘成一种毫无生气的,阴柔、苟活的文化,他要用在中国这片国土上发现的"这样一群哪怕死光了也要追求心灵信仰的人"的宗教–实践精神来修正儒教文化的不足,其用意或许是不错的。
问题在于,张承志是以一种落后的文化为其支点,来批判相对先进的文化。这种批判只有在文化相对主义的前提下才得以成立。但文化相对主义的致命缺陷在于,它否定了文化的发展性与阶段性。其实张承志所崇尚的那种迷信、盲从与缺乏理性的献身精神。儒教文化中并不缺乏。儒教文化中缺乏的倒是那种怀疑精神和科学、民主与个人自由的实践精神。而这些,在张承志的乌托邦里并不能提供。所以,张承志这种对于儒教文化的批判的价值就大可怀疑了。对于儒教文化的批判是必要的,但这必须以更为先进的文化为其支点,而批判本身也不应是一种审判,而应是一种对话,具有双向渗透性,是一种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共同体。而张承志的批判则由于放弃了对于哲合忍耶的自我批判而降低了他文化批判的品位。
总体说来,我认为批评界与张承志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信仰与不要信仰,而在于信仰的内在涵义。在张承志看来有信仰总比没有信仰要好,而在批评界看来"迷信"与"盲从"比什么信仰也没有更要不得。缺乏怀疑精神的迷信与盲从,追求天国之梦而舍弃现世努力的宗教迷狂,毫无疑问将是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
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目前最大的危险是蒙昧主义,而不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固然没有建设性,但它也不具备欺骗性,它不会故作姿态、装腔作势,也不会在信仰的名目下把人群糊里糊涂地引入死地;而这一切蒙昧主义却都能轻而易举地做到。它要把人的理性遮蔽起来,让人人都来做奴隶,做某些人的思想和信仰的奴隶。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健康的怀疑精神和深刻的批判理性,不要说信仰,就是一般的学术研究也都要打上一个问号,一切都要再三地追问"为什么?"(季广茂《错把"人文"当"神文"》,《小说评论》95.5)当然我们对于张承志的张扬信仰,也应该追问一个"为什么?"另一方面,批评界与张承志的分歧也不在于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之争。其实质是科学与宗教之争,或曰科学与神学之争。张承志是与主张人性人道,反对神性神道的精英文化层处于对立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承志很可能是在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一个喜剧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