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名为《西宁街上走过》的文章里(见深圳《街道》1994年8月号),作者叶舟见到“一个披戴了黑色盖头正在叫卖的穆斯林妇女”。“知道张承志吗?”叶舟问。“呕喳喳,知道呗,他是为我们回回写书的那个,知道呗。”“读过他的书吗?”叶舟再问,“不认字。”穆斯林妇女答道。
“他是为我们回回写书的那个。”这句出自女文盲之口的断语,抵得上一打教授博士的联名推荐,抵得上一百万发表在报刊上的“印刷垃圾”(张承志语)。虽然张承志对自己的语言非常自豪,但他显然更在乎自己在回回百姓眼里的地位和身份。作为自命的回回教护法使者及哲合忍耶教派的宣示者,他会很高兴得到这种超出文学之上的尊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在其随笔里频频流露出的那副匡济危世、非我莫出的气概,以及所谓与“‘个人读者们’之间关系的深刻”。将文学事业的成败归之于是否得到文盲的赏识,这标准也许会让别的文学家感到泄气和不公平,就张承志而言,又确实是他迥异同侪之所在。
张承志有着较为独特的经历,在说不上漫长的岁月里,他身历目验的生活场景也非他的泛泛同行所能企及。他似乎同时置身于汉人和回民两个生活领域里,一方面汲取了丰厚的汉文化素养,一方面又以回民自命,可以掷地有声地写道:“我有十足的理由说我是蒙古草原的义子,黄土高原的儿子。”(《语言憧憬》)因此,就像尼采看重在但泽的波兰贵族血统一样,张承志也声情并茂地看重自己的身世,差不多在他所有作品里我们都能获得由他本人提供的传记素材。对一位主要以小说名世的作家,这便有了点特别。看来他尤其喜欢用宣言式口吻介绍自身,所用语言通常也气冲霄汉,值得房地产广告商揣摩借鉴。在《语言憧憬》里他接着写道:“我要说,那些先天不足的小文痞子是不配和我谈论《海骚》的,《海骚》是Keramati,是神藉我的诗降喻的警告和暗示。”——他似乎想让我们这些可怜的读者感到正面对着一座青铜巨神。他也希望我们知道这样一些事迹:他曾“骑过上百匹马。拥有过上十匹马。害死过两匹马”,曾“300里空山绝谷,一路单骑”地“放浪于幻路”。他之所以“永远地怀念着阿勒泰大山”,是因为坚信“没有人知道它,只有我和那些牧人想着它”,(《荒芜英雄路》)因此,他更一发不可收地宣称:“是我使艺术真正和底层人民的心贴在了一起——这一点任何人都望尘莫及。”这里的“底层人民”当然是那些让张承志萦系于心的回回百姓,多半还包括“不认字”的穆斯林妇女,正如他得意的油画《光复洪乐府礼拜寺》——惜未—睹——也只憧憬着“挂上兰州东川拱北或银川东寺的墙壁”一样。据说在那里而不是在博物馆,“几十万誓死的哲合忍耶将是我最棒的欣赏者。他们在舍命保卫清真寺的同时,也将守卫我的艺术。”(《语言憧憬》)虽然我觉得说此类无法证实的话有点无聊——中国既没有发起一个焚烧张承志作品的运动,他如此尊崇的哲合忍耶目前也非生存在大清国曾国藩的军刀下——但我还是愿意对能在人间吼上这么几句豪言的人表示羡慕,因为让我学这种调门讲话,只有一个前提:我脖子上横着把利刃。我个人谈不上顺遂的区区经历也提醒我,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不轻易指责他人狂妄。视别人为狂徒是容易的,但在我们这个艺术人才遭致压抑几成常例的国家,它也有可能成为可耻的帮闲,反使天才悲愤的呐喊更加不幸地转为折戟沉沙的屈辱。
初读张承志《北方的河》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这部自传气息相当浓厚的作品,开篇即有着那时文人惯于亮开的“大任”意识和忧患情结:“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不用说,这样的文字用于一篇小说的开头多少有点奇怪,它除了表明当时的时代亢奋外,还暗示作者的别有寄托。作为代价,《北方的河》在艺术上遂大显粗糙,不少文字都像作者走过的人生路那样硌脚。作者与主人公交叠地抢着话筒,以至我们每每忘了是在读小说还是读一位热血青年的浪漫日记。弥漫全篇的倾诉欲望,表明小说只是一个被借用而未必被尊重的手段。小说构成法里的诸多要素被忽略了,所见只是主人公“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的匹夫心志。也正因此,留在记忆中的便不再是小说印象了,依稀记得的乃是主人公独自泅渡黄河时的桀傲雄心,就像金庸笔下断臂英雄杨过在黄河滩头苦练武功那样。
作者分别由宁夏和台湾两家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题目都以中篇小说《黄泥小屋》命名,该小说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便可见一斑了。小说似乎一上来就想吓唬一下读者,个中不时出现的“竹笔老满拉”、“乃玛子”、“俩依俩罕”等词汇,充盈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个人色彩。不怕见笑,读他另一部《西省暗杀考》,我碰上的语言障碍甚至超过我用蹩脚英语读原版小说的程度。读原著时,我还能借助字典粗通文意,而在这篇小说里,面对那些说不上是蒙古文还是阿拉伯文音译的字眼,我只有束手无策的份。我自命算得上一位在别人从事语言探险时不轻易闭上眼睛的人,我饶有兴趣地读着小说,尽可能争取被他那闪烁着“异端之美”的情境所打动。有完美的小说,也有不无特色的小说,我希望《黄泥小屋》属于后者,前提是张承志先生除了大语震人奇语耍人之外,还能拿出点别的东西。
《黑骏马》是另一部张承志感觉非常了得的小说(这么说一方面是由于他入选长江文艺出版社“跨世纪文丛”的小说集即以“黑骏马”为题,另一方面则是张承志自我感觉不佳的作品我几乎没有发现过),似乎也是他把小说写得最像那么回事的东西。小说虽不足五万字,却有着相当的底蕴和厚度,背景宏阔,气息沉雄,男主人公的阳刚正气与复调般出现的女性柔美,如一支幽绝的唢呐,吹奏出悲怆的旋律。黑骏马“钢嘎·哈拉”的美妙步点更为小说平添一股脆生生的节奏感。他笔下的索米娅,通体焕发着饱含本真色彩的沧桑丽质,大俗大美,常常还伴以揪心之痛。这部小说我不忍释手地读了两遍,它让我感到:把小说写得一如生活本身,仅有才情是不够的,更需要对人生的深沉咀嚼和够格的理解。他若老是向世人牵出一匹又一匹“钢嘎·哈拉”来,作为小说家的张承志将是多么令人感谢呀!他为什么不呢?
回到那篇他高标自恃、并以“竖子不足与谋”的姿态拒绝批评的小说《海骚》。看来,张承志对于在中国做一名小说家如果不是很有信心,便是对小说缺乏一以贯之的理解。也许张承志想尝试一种新文体,一种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东西(当然不是散文诗),但又不像介于驴和马之间的那种生命那样容易辨认和命名,所以他兀自将其称为“小说”。《海骚》中几乎没有可供玩味的人物,也谈不上连贯的情节,所见只是作者在“何况我怀着叛逆的诗篇”的自我暗示下,在一艘名叫“雪岛号”的侦察船上生成的关于故乡“阿洛达莱”的绵绵思绪。这思绪几乎是暴烈的,何况作者还见缝插针地在段落间不断铺排自己的信念和豪情,如“我以骑手的速度,用我的诗篇点缀夏季的美丽草原”、“我是神鸟衔来的一颗种子”、“它将宣布异调之美/它将宣布异端的爱情/它将宣布圣域的开始”等等。稍嫌幼稚的叠句的频繁使用(如“黑亮亮沉甸甸的大涌猛地鼓涨涨地顶上来了,又险危危地一滑落下。漫天密密的白雪片片总算和闪荡的黑涌混扰成一团啦”),也为这部作品点染了颂歌而不是小说的色彩。侦察船“雪鸟号”无休无止的出航被赋予了某种统驭全篇的结构功能,然而我们竟没能从这份费力的结构中看出多少深意来。
在《艺术即规避》一文里,张承志认为“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诗。无论小说、散文、随笔、剧本,只要达到诗的境界就是上品。而诗意的两大标准也许就是音乐化和色彩化”。既然他又脸不变色地将作品命名为“神示的诗篇”,我们对他的艺术只能敬谢不敏了。张承志在中国文坛上的声名,似乎更多还是靠着所谓“伊斯兰的黄土高原”背景,及那股扯着嗓子嚷嚷“我决不背叛”的不雅腔调,而非如王安忆或余华那样仗着本色才华。由于他常常无法笼轭住呐喊欲,他艺术上的成熟和大气便只能一再受到延误。
张承志另一部以小说自诩而事实上与小说关系更远的作品便是《心灵史》。谈论张承志却不论及《心灵史》是说不过去的,何况那又是一部作者以惯有的作风向读者拍胸脯担保的作品:“这部书是我文学生涯的最高峰”,“甚至我还在考虑,就以这部书为句号,结束我的文学”。然而读完小说后,我们也许会钦佩其人,却极难如作者预期的那样对作品本身予以多少嘉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