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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在

#185509
向日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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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载和二程来说,这个作为世界本源的神或理,不仅是人的精神的来源,而且它本身还是上帝、鬼神,从这一点来说,上帝鬼神就在我的心里。甚至说,我的心就是天,就是上帝: 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一作“性便是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程氏遗书》卷二上)
经过禅宗的“即心是佛”说,人们对这样的命题已不陌生了,接受起来也没有什么困难。

朱熹高度评价二程的“性即理”说,认为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千万世说性的根基”(《宋元学案.伊川学案》)。
然而性即理说的只是性的本源。就本源而言,性是善的。但是还有所禀之性,这个性就不是纯善的了: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气质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缓之类。(《程氏遗书》卷十八)
气有善不善,性则无不善也。人之所以不善者,气昏而塞之耳。(《程氏遗书》卷二十一下)
气清则才清,气浊则才恶。禀得至清之气为圣人,禀得至浊之气生者为愚人。(《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上)
性无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于天之谓性,禀于气之谓才,才之善不善由气之有偏正也。(《程氏外书》卷七)
朱熹也曾高度评价张载与二程所讲的气质之性,认为气质之性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程子论性所以有功于名教者,以其发明气质之性也”(《朱子语类》卷四)。然而二程所说与气有关的人性,只是说的气禀。由于禀气清浊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才,从而导致了后天的善恶。而张载所说的气质之性,是说当气聚成形质、即成形之后的性。在张载这里,善与恶的分界在于气是否凝结,而二程所说善恶的分界在于所禀的清浊。实质上,二程所说,不过仍是传统的禀气清浊而已。张载把善恶的分界归于气的凝聚,才真是说了孔、孟、荀、韩等都没有说过的东西。
然而人不能不禀气而生,那么,他从出生之时起,也就具备了趋恶的可能。气不能不聚为万物,其中就包括人。依张载说,一旦聚成形质,也就具备了趋恶的可能。这样一来,张、程都把善性说成是仅仅存在于尚未成人之前。在尚未成人之前,又怎么能叫做人性呢?这时所说的人性,不过是天理,或是如张载所说,是气中固有的神和性。这天理或神和性,也是上帝的同义语。这就是说,只有上帝是纯善无恶的。这纯善无恶的人性,其实是上帝之性。这纯善的性,只是人性的源泉,却不是人性本身。在这一点上,张载和二程也是一样的。

人们常说中国古代主张人性善,西方主张人性恶,有原罪说。其实,在西方,人被说成是上帝所造,上帝所造之人岂能是恶?后来又说人是上帝的流出物,上帝流出的东西岂能本来是恶?在《旧约》中,恶发生于后天,是由于蛇的引诱。就其本源来说,人性也是善的。因为人性的本源在上帝,而上帝是纯善无恶的。中国,至少是张、程及后来的理学,也仅仅从本源的意义上承认人性本善。一旦禀气为人,也就有了恶。在这些根本问题上,中国和西方的哲人,不论说法有多少不同,其实质内容,都不会有原则性的区别。

认为人性就其本源来说是善的,最重要的宗教意义,是给所有的人提供了向善的可能,甚至人人都可以做圣人。程颐说: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已者,皆自弃也。(《宋元学案.伊川学案》)

所谓圣人,他的心和天地是一样的: 圣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岂尝有心拣别善恶,一切涵容覆载,但处之有道尔。(《程氏遗书》卷二上)
圣人之神,与天为一,安得有二?至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与天地无异,不可小了它。(《程氏遗书》卷二上)
问:“圣人与天道何异?”曰:“无异。”(《程氏遗书》卷十八)
因此,圣人的心就是天地之心,圣人的话就是天道、天意。它涵容覆载一切,但处之有道;它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因此是全知全能。这就是二程所追求的目标。和张载、邵雍等人相比,说法可能有某些不同,但他们心目中的圣人观念,却没有根本的差异。可说在所有儒者的心目中,圣人,就是能够传达天意的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儒者们才把孔子和释迦、老子同样看待,并称三圣。在一段时间里,正统的儒者,甚至不承认老子的圣人资格。后来,也才会把孔子和耶稣同等看待,因为耶稣究竟不过是天之子,是天意的传达者。至于程颐,他甚至不承认释迦的圣人资格。在他看来,释迦不过是 “一个黠胡”(《程氏外书》卷十),最多不过是“胡人之贤智者”(《程氏遗书》卷十八),释迦之道,自然是无法和孔子之道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