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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穆斯林创办的第一个刊物是《醒回篇》。1907年,留日的
中国穆斯林学生创立“留东清真教育会”;第二年,创办《醒回篇》。
这个刊物虽然仅出了一期,但它吹响了中国穆斯林觉醒的号角,至
今读起来使人感到如暮鼓晨钟,振聋发聩。该刊内容的特点是把
民族、宗教与现实联系起来,与国家联系起来,具有强烈的爱国主
义精神。清末的中国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该刊发刊词则表现
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文中说道:
“北尽黑龙,西跨天山,东南至海,其间一大帝国,昏蒙沉暗,佥
日‘睡狮’……自19世纪中叶以后,凡逆旅过客,秉烛夜游,辉光接
天,吾人方酣眠,何殊聋聩……苟振衣起视,则见危楼飞阁,则天神
仙子之居,而回顾同济,多处于濯淖淤泥中,初不谓我境内之公园
蹊径,经彼设施,独摈吾地主游踪,恐泣蕙路,殆不齿吾于人类焉。
曾游沪上云有心人莫不悼为含垢蒙耻也。……呜呼!噫嘻!谁作
孽耶?其天也?亦人耶?奈何我皆醉而彼独醒也?”
这段话具体描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饱受列强侵略,丧权
辱国,任人宰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痛苦与愤慨,字字血泪,句句
真情,感人至深。该刊进一步强调,中国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血肉
相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应同舟共济,共赴国难。认为:
“甲午战败,庚子再创,外国人之入我国中者,未闻为我区别
日:‘某也满,某也汉,某也回,某也某。,而惟肆行杀戮,同归于尽,
盖同国如同舟也。乘组员之种类,无论其为黄为白,至于舟坏覆
没,则其被难一也。以是而言,种族虽殊,以同国之故,则一国之盛
衰强弱,莫不直接同受影响。”“欲唤起回教同人,当知回教与中国
之关系,发奋兴起,实力担负中国国民之责任。”“愿我教青年子弟、
志士仁人,作尔气,奋尔力……上而报效国家,下以授拯苍生。”
该刊还缅怀穆斯林历史文明,回顾昔日的辉煌,感叹近代以来
的衰落,用以激励后人,指出:“当中世纪文明垂绝的时代,为欧学
继往开来之津梁,文化彪炳,照耀全欧。”“所谓几何学、天文学、解
剖学、医学、砥砺专攻,为一时欧洲学界之先导。”对于近代以来伊
斯兰世界的衰落,该刊也从文化方面寻找原因,说:“降自纪元十二
三世纪,基督教人倾心研究回教种种科学,田悉夺其学问,回教由
是渐衰。”
在总结了伊斯兰世界兴衰规律和经验后,该刊提醒国人从中
吸取教训,说道:“吾中国,非素号称世界文明最古之国哉……若长
此因循……又安知其后不与回教之文明同一绝响,久之而遂及于
湮没也。”
该刊批评了有些穆斯林对教育“漠然无动于衷”的态摩,认为
发展新式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是当务之急,说道:“有教育者昌,无
教育者亡;旧教育者死,新教育者生。”并对新式教育的方针、内容、
方法以及如何筹款兴学等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主张,至今仍有
参考价值。
《醒回篇》所提倡的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主张对孙中山先生的
“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众所周知,孙中山先
生所领导的近代民主革命运动在早期是以民族革命为号召的。
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目标。
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排满,建立共和”又成为当时的中
心口号。它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满清贵族的积极意义,但毫无疑
问,它也助长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在当时宣
传革命的报刊中,一般都是笼统地提倡“排满”“仇满”,有的还用侮
辱性的语言攻击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有的还在唱“非我族类,其
心必异”的老调,有的甚至把满族的发源地——东北,竟然看作“化
外之区”。在这种社会舆论氛围中,留日穆斯林知识分子在他们的
刊物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民族团结,同舟共济的主张,说道:“中国
今日之形势。四面皆敌,非协力同心,化除种族之界,化除宗教之
界,化除疆域之界,合四百兆人之脑髓而为一大知识,合四百兆人
之资产而为一大经济,合四百兆人之体力而为一大陆军,否则分崩
离析,将有瓜剖豆分之患。”在一片“排满”“仇满”和“非我族类,其
心必异”声中,这种提倡民族大团结,共赴国难、同雪国耻、振兴国
家的主张,充分体现了留日穆斯林知识分子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
识,显得十分难能可贵。
这个时期同在日本的孙中山先生也提倡“五族共和”“民族平
等”。他对以回族为主的中国穆斯林也刮目相看,深情地说道:“中
国民族运动,非有回族的参加,难得最后之成功;打倒帝国主义之
工作,非有回族的整个结合,亦势难完成也。”
《醒回篇》的创刊,吹响了穆斯林文化觉醒运动的号角,从此以
后,各种报刊在全国各地陆续问世,百花齐放、各领风骚。《清真月
报》(1920年)、《清真汇报》(1921年)、《清真旬刊》(1922年)、《清真
铎报》(1929年)、《清真周刊》(1921年)、《穆声周报》(1924年)、《穆
友月刊》(1925年)、《震宗报》(1927年)、《穆光半月刊》(1929年)、
《月华》(1929年)、《成达学生会月刊》(1930年)、《北平伊斯兰》
(1931年)、《正道杂志》(1931年)、《醒民》(1932年)、《穆声》(1932
年)、《西北》(1933年)、《成师月刊》(1934年)等先后在北平创刊;
《明德月报》(1924年)、《明德报》(1924年)、《伊光月报》(1927年)、
《回教青年月报》(1930年)、《伊斯兰学生杂志》(1931年)、《改造》
(1934年)、《人道月刊》(1934年)等在上海与读者见面;《天山月
刊》(1934年)、《突崛月刊》(1974年)、《文化周刊》(1934年)、《晨
熹》(1935年)、《回教青年月报》(1936年)等相继在南京出现;《天
房学理月刊》(1929年)、《穆民》(1921年)、《塔光》(1936年)等先后
在广州问世;其他还有西宁的《昆仑》(1935年)、《回教青年》(1936
年),西安的《陕西回教公会月刊》(1930年),河南的《开宗月刊》
(1933年)、《伊斯兰》(1935年),湖南常德的《回民》(1932年)、《穆
音》(1933年),山东泰安的《东光》(1933年),辽宁的《伊斯兰青年》
(1931年),桂林的《醒蒙月刊》(1933年),南宁的《广西回教》(1934
年),湖北汉口的《华族周报》(1935年),江苏六合的《灿烂》(1933
年),香港的《穆斯林》(1930年)等。
在上述报刊中,由马福祥、唐柯三、马松亭在北平创办的《月
华》影响最大,办刊时间最长(20年),它以“发挥回教适合现代潮
流之精神,增进中国回民知识与地位,提倡中国回民教育和生计’’
为宗旨,设历史研究、经典探讨、教育发展、宗教事务、各地穆斯林
通讯、文艺等栏目,内容丰富,不仅发行到全国,而且远销海外十几
个国家。《上海回教学会月刊》《云南清真铎报》《伊光月报》《成师
月刊》等以知识性、学术性见长。在南京的青海籍青年知识分子穆
建业、穆成功、马继周等创办的《突崛》以关注边疆发展和时事评论
著称。总之,绝大多数报刊旗帜鲜明,旨趣高雅,文风活泼,在关键
时刻,分析问题,引导舆论,把握方向,充当了穆斯林大众的喉舌。
尤其在清末民初风雷激荡、社会变革的时代和抗日战争国难当头
之际,爱国爱教,维护祖国尊严,维护民族团结,揭露日本帝国主义
的侵华罪行,动员广大穆斯林抗日救国,表现了穆斯林知识分子高
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忧国忧民情怀。至于在唤起民众、开启民智、
提倡教育、研究学术、提高素质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则是重大而
深远的。这些报刊是中国穆斯林的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至
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需要补充指出的是,这个时期,除了上述报刊外,穆斯林还办
起了自己的出版机构,以便于有关书籍的出版发行。这个时期,全
国有穆斯林的出版机构约十几个,其中影响较大的应推1930年买
俊三创立的上海“中国回教经书局”,该局曾影印出版了大量的伊
斯兰教典籍。此外,还有“北平清真书报社…‘上海伊斯兰文化供应
社”,抗战期间在桂林、重庆的“回教文化出版同志会”,1947年由
赵明远、马松亭、庞士谦、马坚、周仲仁等创立的“北平伊斯兰出版
公司”,马松亭、庞士谦等创办的“月华文化服务社”,等等。这些出
版单位曾先后出版了大量穆斯林学校教材参考书及伊斯兰教经籍
译著,对繁荣中国穆斯林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3.提倡新式教育
中国穆斯林的教育经历了几个阶段:从零散的家庭教育到经
堂教育(清真寺教育)再到新式学校教育。新式教育的产生有一定
的社会和背景。
经堂教育在弘扬伊斯兰教、培养宗教人士,维系穆斯林社会方
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经堂教育毕竟是在明清封建统治者
“汉化”政策的压力下,由穆斯林群众自发办起来的一种民间教育
形式,因而,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一些先天性的不足,比如它为
了抵制封建统治者的民族同化政策,只是本能地消极地关注对人
进行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方面的灌输,而忽略或无力顾及人的科
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久而久之,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
迁、科技的进步,它的局限性越来越显现出来。对此,穆斯林的许
多教育家都有深刻的认识,中国穆斯林现代教育家马松亭阿訇指
出:“这种保守的教育,中国回教也凭着它待续千余年的生命。不
过课程方面以文法居多,于义理典籍比较少。至于社会常识、自
然、史地以及国学各方面差不多付之阙如。所以这种教育谈不上
什么时代精神、国民意识,无形地与中国社会隔绝,造成独善其身
的局面。这种弊端是很明显的。”
这种先天不足而保守的经堂教育在封闭的社会尚能以不变应
万变,依然故我地维持下来。然而,鸦片战争以后,封闭的国门被
打开了,外国的科学技术逐渐走进国门,各国社会思潮也纷至沓
来。尤其是清末,在内忧外患加剧的情况下,“教育救国”“科技救
国”的思想流行开来,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所推崇,并将它作为
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奋斗目标。穆斯林当中的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
人,目睹国弱民愚、穆斯林大众文化素质低下的状况,感到忧心如
焚,觉得靠单一的经堂教育不能满足穆斯林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
求,认为应该打破经堂教育数百年来一统天下的局面。于是,转变
观念,另辟蹊径,办起了一种独立于经堂教育,涵盖德育、智育、体
育、美育诸方面的新型教育,或者说是宗教伦理道德与科学文化知
识相结合的教育,史称“新式教育”。
新式教育的最早创始者是童琮,他于清光绪年间在镇江创立
“东亚穆民教育总会”的同时,办起了中国穆斯林历史上的第一所
新式学校——穆源学堂。后蒋森书在南京创办钟英中学,安铭在
北平创办宛平民立初级小学,马邻翼在湖南邵阳办清真偕进小学,
张子歧在营口办初级小学。然而,影响最大的是王浩然阿訇所进
行的改革旧式经堂教育,兴办新式学校教育的活动。
王浩然(1848~1916年),名宽,字浩然,北京人,以"2E32阿訇”
为大家所熟知。自幼聪颖好学,接受过系统的伊斯兰教育,并常常
跟随其有学问的叔公崇名,学问日渐增长,不但精通伊斯兰教的各
科知识,而且国学底子也很深厚。他曾先后到外地及牛街礼拜寺
讲学,深受欢迎。1905年带弟子马德宝赴麦加朝觐,顺便游历埃
及、土耳其等中东各国,考察教育。回国后,深感“世界大势非注重
教育不足以图存”,便在牛街礼拜寺创办回文师范学堂,除宗教课
以外,还开设了普通学校开设的文化课和阿语课。1908年。他和
马邻翼等办起了清真第一两等(初等、高等)小学堂,招收穆斯林子
弟读书。还在群众的资助下,在三里河、花市、教子胡同、海淀分设
小学四处,以图教育的普及。1912年,他和马邻翼等发起成立“中
国回教俱进会”,用团体的力量推动了新式教育在全国穆斯林中的
普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