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传真道网 › 论坛 › 【网友天地】 › 【文苑芳草】 › 《张承志学术思想论略 》白草 › 回复 #92647
《从象牙塔到吐鲁番》:“应该说,以被研究民族自己的文字写成的文献作为主要研究人口的方法,是近百年来研究旅程的文化判断和人道思想的进步。这种其实不一定方法论上能一较优劣、而是在资料上对本地住民一方的偏重,难能可贵地在象牙之塔里变成了倾向。”
张承志举例说明了这种研究方法的正确和可信,如对回鹘文经济社会文书或契约的研究,研究者们先从一种现代突厥语言入门,然后再攻研回鹘文的出土文书,最后参以其他资料的对证,由此完成的结论要比只翻检线装书获得的结论可靠得多。在国外比如日本,多数学者沿用德国突厥学家葛玛丽的路子,先打下现代土耳其语的基础,再钻研突厥文碑铭、回鹘文契约的写经,然后广证博引,展开研究。
在此基础上,张承志形成了他自己的理论创见和观点。
前一篇文章中,张承志通过解读《元朝秘史》,提出“更重大的历史研究课题”,这就是要注重对民族“心史”的研究——“人类历史中成为精神文化的底层基础的感情、情绪、伦理模式和思维习惯等等”,他论述了游牧世界中有关马的观念的演变,以及由此表现出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在游牧世界中,马的存在保证了人的意志的实现,因此马便从畜群的一员变成了人自身的一个部分,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骏马的形象和对骏马的憧憬,构成了游牧民族特殊的美意识”。如果不了解游牧民族的这种心情,就很难明白比如民歌《黑骏马》中何以将爱情与一匹马联系在一起。而《元朝秘史》更多的就是揭示了这种心情和心理观念。张承志最后以反问的方式肯定了一种研究方法:“当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真的可以对这些被埋没的一切不屑一顾吗?尤其是回忆一下最初使我们动心研究历史时的初衷,那时的发想难道仅仅是一种幼稚吗?”实际上这一观点在《路上更觉故乡遥远》一文中已经被表述过,不过指涉的范围更大一些,那是对一种真正值得献身的学术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