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潜入西海固的那些年,我吃得最多的,是娃他妈的细擀长面。
听说她当姑娘时切面的本事就出名。70年代的哪一年,嫁来握月家那天,她作为新媳妇的见面礼,就是给婆家人擀一顿面。听说,那一天端出来的数十碗长面,根根一样粗细,不止一人怀疑这媳妇从哪弄来了高级挂面。一席面吃得婆家人人赞叹,吃罢了,她也就开始了苦难的媳妇生涯。
长面待客,桌上多摆开四只小碟:辣子、醋、酸白菜渣,再就是一碟咸盐。长面煮好以后,用筷子挑起,然后在碗里一顺一摊,根根面条又细又匀。清油浇在碗心,再调上碟子里的小菜。
清苦的吃食,自然引出了饥饿的话题。
“不,这就好得多了!比起吃食堂的1958年!……”他们忿忿地说。
我留神地听。那时流行说“浩劫”,而西海固的浩劫,是在1958年。 1958年西海固天降横祸,树皮被剥光了,食堂里只有清汤。据说吃树叶吃得肚皮透明,隔着皮能看见暗绿的肠子。握月的二弟那时还小,他在攀上一棵榆树时晕厥,不省人事地被背回来,不知怎么留住了命。
天灾之下是政治的暴戾:莫须有的罪名飞舞着,遭到杀、关、管,处决或狱死的例子,充斥每个家庭。固原的王阿訇以自杀抗议,脖子上割了四刀,淌了一个牛的血,居然没有死成;一块鸡皮贴住伤口,从那天起他装哑巴十八年,直至“四人帮”垮台,才重新开口。握月的父亲,拄着一根牛角拐杖、每天从下湾蹒跚到上湾来看我的一个老农民,也成了反革命的营长。他只有逃跑一条路,咬咬牙远走青海。临行前放下一块馍,留给孩子。
握月说:夜里他离了家门,月亮下我妈送他出庄子。我没送他,心里只想着那块馍。他一出门我就抓过馍,几嘴先把它吃下。
叫做“白俩”的灾难,不仅光顾回民。一个发配来的北大中文系右派学生在待毙之际,不意发现了破炕席下有一层谁埋下的陈年麦粒。不敢告人,悄悄吃着,他活了下来。
狼在村庄里游荡,溜进屋子。人互相问:噫!那是个狗么?人饿得眼睛模糊,看不真。说着的时候,那条狼慢慢地穿过屋走了。
最惊心动魄的一件事我以前写过,是关于一个背了冤死的兄弟埋体(尸体),昼伏夜行,从千里外的平罗监狱回家的故事。他们家四兄弟,一个狱死,一个饿毙,一个疯了,还有一个自杀未遂。
也许那件事,以及哑巴王阿訇的事,对于我是一次颠覆的教育。从那以后我变了。
可是轮到我复述时,我总搞乱了农村的亲族关系。我总是先激动起来,说得声音嘶哑,但却弄混了究竟是背回老三的老二失了神,还是老大被捕后寻死的老四疯了。
西海固的荒凉大山,从那个冬月开始,成了我的故乡。清油辣子的浆水面,苦中有甜的罐罐茶,无事在泥屋里闲谈密语,有时去山野间访故问新。渐渐地,我熟悉了这块风土,听够了这里的哀伤故事,也吃惯了这里的饭食。
他们说着,我在倾听。吸溜进一口面条,再摸起笔来记录。
忆起在东京,有个日本教授说,中国仅在1958年就死了两千万人,我抬杠问:你数过吗?没想到握月家的夜话,给了我一个扎实的数据。在1958年仅四十户、二百余口的这个小村,居然约有七十人饿死或狱死。
不多写了,这篇文章的主题是美食。
我剥开一个洋芋的焦皮,黄里透红的沙瓤冒着腾腾热气。怕烫嘴,我吹着,心里琢磨着一个条理。
握月家的老二对他大哥忠心耿耿。不管有事没事,他总是每晚都来伺候,煮罐罐茶,添炉子炭。这时他建议道:“砸上些蒜么?醋也有。”
强加于农民之身的一切都失败了。“不要蒜,醋也不要,”我沉吟着。人到了濒临绝境的时候,肯伸手拉扯一把的,只有血脉的家族。“盐有么?有就要些盐。”我掰下一块香喷喷的烤洋芋,蘸一点盐,慢慢品味着吃着。
门扉之外,西海固的寒风在呼啸,呜呜地掠过山沟。一抬眼,不只是二弟,老三和老六也站在炕下伺候。最后的治国安家,还是退回到农民原始的结构。
烤熟以后的洋芋,是我们绝好的夜点。微焦、滚烫,嚼着咸丝丝的洋芋,使人浮想联翩。凡?高的土豆像是煮的,暗褐色的灯光下,农民围着一只锅。若是画的话,我们面对的色彩比他明亮——日间的沟壑淡黄,夜晚的村庄黑褐,屋里的泥壁涂过粉贴着纸,还有嵌了玻璃的画儿镜框,阿拉伯文的红字条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