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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道亦在人道中,人道亦在天道中
——伊斯兰教与儒教文化的共同之处
“如果摆脱一元化的思维方式,从多元的文化结构与宽容的文化立场来看,每一种文化或文明体系都致思某一个特定的方向而有其特色,从而也自然具有其局限”[13]。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与共融不仅可能,而且可行。人类有着相同的本性,也有相同的人生问题或相似的社会问题,所以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必有相同之处。揭示关注天道的伊斯兰文化与注道人道的儒家文化的共性,是马德新的学术贡献。
伊斯兰文化中既有神圣追求的一面,又有关怀社会现实人生的一面,二者密切结合在一起,无法割裂,更不能对立。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不以脱离世俗生活为前提。其宗教生活是世俗生活的根基,其世俗生活又是宗教生活的延伸,二者相互透渗、交互影响。尽管伊斯兰教以神道为本,以神及人神关系为重点,但伊斯兰教本质上不是一个离世的宗教。与基督教和佛教相比,伊斯兰教更关注社会人生。在坚持神本高于人本的根本前提下,伊斯兰教积极关注人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充分肯定人的自觉意志和主体追求,强调人在社会实践和宗教实践中的主体地位。马德新指出伊斯兰教“至大至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外则尽人之五伦,是为天理中之人情。内则修己之五功,是为人情中之天理。非若只言修身而废伦理,或虚言伦理而无修身者可比”[14],他认为,伊斯兰教在关注天道(神道)的同时,也积极关注人道。正如马注所说“天道与人道并行,今世与后世合辙”[15]。熟知《古兰经》和“圣训”的马德新,坚持伊斯兰教主流派思想,认为伊斯兰教积极鼓励人们投身于现实生活,以正当的手段获得幸福的生活;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古兰经》以“安拉”的名义颁布了许多行为规范,以此引导人们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和对他人的义务。此外,伊斯兰教有关政治、经济、家庭、婚姻、道德、法律等诸多领域的理论思想,对调解人们之间的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穆斯林的行为指南《古兰经》包含着丰富的思想,从宗教信仰到伦理道德,从个人生活到家庭、社会生活,从个人的身心修养到国家的治理,无所不包,“详阐幽明化育之理,天道人道,修齐治平之法,煌煌炳炳具载典章”[16],“天道人道无不备,修身治国大法程,其中兼指国治乱,天机蕴含期不明”[17]。对于伊斯兰教既关注现实又注重超越、既重天道又重人道的特点,马德新精辟地指出,天方圣人“以天道为己任,言人与真宰(即真主)相处之道,而人道亦在其中”[18]。
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共性何在?马德新以为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在各有侧重的同时,还充分肯定了它们有相近之处。因为儒家主流派不否定宗教,还把发挥宗教的社会功能和情感功能作为圣人教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圣人以神道设教),儒家典籍不讳言“天”的主宰的意义,封建时代统治者一直保留着宗教祭祀典制与活动,以此发挥神道的道德教化功能[19]。儒家在积极关注社会人生的同时,并不否定天道(或天命)。儒家所说的“天道”,多与“天命”、“数”等相联系,一般有三重含义,一指“天神”(或上帝),一指不可抗拒的外在力量,一指人类价值的最高源头。在华夏早期,“天神”源于初民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而成为至上神,能够主宰自然、人类以及社会的命运。“天命”常常被理解为天神(或上帝)的意志或命令,夏、商、周三代以后,天(或天命)的神学色彩日益淡化,天命被理解为不可抗拒的外在力量,孔子所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20]和“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21],子夏所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22]以及孟子所说的“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23],均为“天命”之意。儒家更多地把天道(天命)视作人类价值的最高源头,自孔、孟直至宋明之理学家,多以天道为人性之本源,孔子“惟天为大,唯尧则之”[24],孟子“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25],《中庸》谈人性的本质来自天命(“天命之谓性”),“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易传·序卦》更进一步说明天道如何是人之价值源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宋以后,道学家多以“天理”诠释“天命”——“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天命即理,理即义,人之善性源于天理”[26]。
显然,儒家主流关注人道,神学色彩非常淡薄。孔子对鬼神存而不论,不谈前世与死后之事,为儒家主流思想奠定了方向。“儒家虽不热衷于宗教,但主张适当保留宗教,而且把神道看成人道的继续和组成部分”,[27]在儒家的典籍中,具有神学意义的“天命”(天道)思想并没有被彻底否定,汉、唐乃至宋代一些儒学大师董仲舒、韩愈等人向“天道”注入了宗教色彩,天道成了人格神的一个符号。董仲舒视天为“天神之大君”[28],视自然灾害为天神的惩罚:“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29];唐代韩愈承认天主宰着人的命运,指出“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30],“人生由命非由它”[31]。在民间,广大普通汉族民众对天道(或天)的理解,绝大多数偏重于天道的神学意义,对天持敬畏态度。国家甚至把祭天作为国家宗教,极为重视。针对汉族士大夫指责回族不从孔圣之教的指责,马德新辩解道:“回教不异孔孟之教,敦从五伦,不废婚姻,不过外加事天之五典,不事奉鬼神,不食酒豕而已。”[32]
马德新看到了儒家重人道但不彻底否定天道的文化特色,在其著作中援引大量的儒家语句,以证儒家不拒斥天道,进而为我所有。
“一大者天,独一而至大之谓也。‘天’字二义,乾象名曰天,而造物亦曰天”,“老子称之为道,儒家称之为上帝,或天,清真教称为真主,恐人把造物之主——天混为乾象之天。但‘主’也有相同之称呼,如佛主、神主、国主等,为不使他教泥其文或疑其似彼所供奉之神主佛主类,故以“天”字之。所指独一至大之天,而非形色之天。”[33]“天”字包含二义,一指形象之“天”,与地相对;一指造物之“天”,与物相对,是各教尊奉的最本根之存在。老子所说的“道”,儒家所说的上帝,伊斯兰教称作“真主”,是为避免人们把“真主”与形象之“天”相混淆。但“主”字也会引起歧义,所以为避免不了解伊斯兰教的人把无形无象的真主安拉理解为汉民所信奉的神主、佛主,可以把“真主”译为“天”,即无形无色之义理之天。“朝闻道,夕死可矣”[34];“吾道一以贯之”[35];“获罪于天,无所祷也”[36]; “儒门称之为天,是天下万世所公共者也。其所持守者,顺天,事天,敬天,畏天,亦千古万国所当行之公礼也”[37],“致中和,天地位而万位育。时措宜,成己仁而成物知。极之参赞变化,发育峻极。”[38]……[39]。“天所通于人者,道也。人所合乎天者,德也。物之所以然,理也。事之所当然,礼也。道也,德也,理也,礼也。表里一体也。道出于天,德有于人。理乃天事之自然,礼乃人事之当然。礼合于理而发于人,为天命所当行之事,所谓天之节文也。人能体之而达乎天,是所谓德也。体之而至于不自知其与天合,则无我也。无我则纯乎天理,是则所谓道也。”[40]把儒家推崇、尊奉的“天”等同宗教之神灵、万物之主宰,等同于穆斯林所崇拜的真主“安拉”,虽与普通民众的情感相距较远(一般回民最忌以“天”代“主”,以示回民与汉民的区别),但在汉族宗教学者中,却不乏共识者。“儒教尊奉‘天地君亲师’,这个天,不是自然的天……是万物的主宰,是有意志的神”[41]。
马德新援引上述儒家经文,意在说明儒家的人道关怀,并不排斥天道思想,更没有否定人文与神道(天道)的本根联系,人伦的核心内容涉及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等人与人的关系,但人伦关系的基础源于天、天道,因此在儒家文化中,人道与天道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在根本上就是统一的。应该指出儒家的天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与伊斯兰文化中的神人关系、人人关系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而马德新等经学大师却聪明地从语义学上求得二者的一致,进而在理念的铺衍中以“同”作为重点以便进入文化流行领域,从而使得主体民族大众都能认识到,无论儒家的道德本位还是伊斯兰文化的宗教本位,都有引人向善的共同目的。“异”的淡化或掩盖是一种“变通”,通则活,必然消解了僵死的对立,却又保存了伊斯兰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