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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舒清
李进祥同样将“清洁精神”融入进文本的叙事伦理中,“我信奉伊斯兰教,我的血液中就积淀有伊斯兰文化精神。所以我观察社会的眼光,感悟人生的心理,表达出来的文本中或浓或淡地渗透着伊斯兰文化精神。”[2](238)在他的“清水河”系列小说中,人性的“清洁”成为其小说的一大主题,尤其是在面对城乡抉择的二难困境时,主人公往往都在“清洁精神”的召唤之下,踏上了返乡的归程。在他们看来,清洁的乡土世界才是他们漂泊心灵的归宿,清洁的心境才是疗治游子创伤的精神抚慰。
回族作家在伊斯兰宗教“清洁”精神的感召之下,对回族人在当代社会的心灵状态和精神境遇给予了深切关注,并集体性地表现出对乡土生活的坚忍与诗意心灵的皈依,“现代都市是感性欲望泛滥的罪恶渊薮,唯有乡村保持着人类原始的精神家园,而这恰恰是现代性进程所遗失和缺漏的‘神性’之所,因此,乡村就成为了都市精神创伤者的温馨伊甸园,”[3]他们将“清洁精神”作为小说叙事的重要伦理维度,以此构建着穆斯林民族应对现世苦难的精神态度与心灵辩驳的道德指向。

其次,“净化精神”表现在对世俗道德缺陷的宗教式解脱和超越。伊斯兰教认为,人天生有许多缺陷,而皈依真主就成为完善自我和健全人格的唯一途径。“净化精神”的世俗道德拯救,就要求信徒通过“反省”和“宽恕”,对人性的诸如嫉妒、贪婪、绝望等缺陷进行矫正与化解。了一容《蓝色的钻戒》中的伊斯哈尔在盗窃钻戒之后却无法抚平内心的自责和愧疚,在退还赃物之后终于获得了内心的清净。绝望也是人生不可避免的生命体验,但回族小说却高扬着一种与命运抗争的充满了“反抗绝望”的希望力量,并在生存的困境下追求着精神的洁净和纯粹。了一容《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中的老母亲以常人难以忍受的生命毅力服侍残疾的儿子到去世,深重的苦难并没有让她陷入绝望的深渊,却让她从宗教信仰中获得了一份清洁而执着的内心来对抗命运的绝望和不幸。“清洁精神”在这里已经成为了一容进行生命价值判断与生存超脱姿态的一种叙事伦理。

仇恨同样是人性之恶的一种本质存在,在阿维斯汗的《自不量力》中,大娘以真诚和阔达的胸怀救助了落难浪子热合曼,但“文革”期间,热合曼却忘恩负义,残害大娘和村民。荒谬时代结束之后,当受到惩罚的热合曼再次登门时,大娘却原谅了他曾经的罪恶,“清洁精神”不仅是消除仇恨的伦理观念,也是维持人间温情的重要准则,“清洁”化解的是世俗的敌视,换来的是灵魂的自守。

世纪之交以来的回族作家,一方面,因为长期生活在宗教文化的滋养之中,同时又不断接受着现代文明的洗礼,两厢参照之下,使他们形成了对本民族宗教的独到理解和感悟;另一方面,面对“满目疮痍”的世俗社会,他们试图从宗教的道德自律中汲取“净化精神”,并“主张敬畏真主,弃恶扬善,崇德向善,注重修身养性,从而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保持宁静的心灵,实现身心和谐”,[4]以此来宣扬一种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伦理价值,这种带有“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价值取向,恰是对现代化发展的一种警策,同时作为一种精神高洁之境的标杆,显示出在当下文化混乱局势下,作家立足本土文化资源所做出的一种道德与精神的选择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