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传真道网 › 论坛 › 【圣学复苏】 › 【苏菲历史】 › 蒙元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 回复 #204633
三. 元代伊斯兰教的存在形式
综上所述,元代伊斯兰教的状况较唐宋时期有较大变化。首先,中国人对伊斯兰教有所了解,有所认识,它从不被中国人了解的“大食法”、“大食殊俗”和蕃客、胡商的奇风异俗,成为与佛教、道教、基督教、犹太教并列的“清教”、“真教”,一句话,它在中国人眼里由“俗”上升到“教”的地位。这种认识虽然不彻底,但毕竟是一大进步。其次,穆斯林由唐宋时期的“蕃客”成为以中国为家,定居各地的“回回”,即穆斯林的身分由“侨民”变成“臣民”(即今日之公民),而成为中国人的一部分。第三,穆斯林的分布由通商口岸和首都等大城市而遍布全国城乡各地。第四,穆斯林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从中央到地方都有穆斯林的各级官吏,有的甚至位至丞相,权倾朝野。第五,穆斯林的科技文化受到重视,得到弘扬。
然而,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伊斯兰教在元代步入大发展之路。不能单纯以穆斯林的政治、经济地位来衡量伊斯兰教的发展与否。因为,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不是一个概念,不能等同。伊斯兰教是一种信仰体系,而穆斯林是这个信仰体原的载体,是信奉这种信仰体系的人。二者有联系也有区别。元代,穆斯林的政治、经济地位虽然较高,但伊斯兰教本身在中国的存在形式没有太大的变化,它仍然只存在于穆斯林的社区(哲玛体)里面。还没有出现向教外人(尤其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传教、翻译经典、汉文著述、阐扬教义等事情。中国的主体民族对伊斯兰教的了解只能通过穆斯林的身体活动发出的模糊信息——形态语来认识,如一天五次礼拜、七天一次聚礼,斋月斋戒等。而对伊斯兰教的深层精神和丰富内涵无从把握,由此产生了一些模糊的概念,如看到穆斯林在宣礼楼上高呼真主之名、召唤众人礼拜,就把宣礼楼叫成是“叫佛楼”,把宣礼声叫做“叫佛”等等。各种误解、误会,层出不穷。而其他外来宗教的情况就大不一样,其信徒重视宣传,注意沟通。如在13世纪中期才开始传人蒙古地区的基督教,这时已有了《新约全书》的蒙文翻译本,基督教传教士对外传教,不遗余力。再如佛教,它在汉代传人中国不久,就有一些僧侣从事翻译佛经的活动。而汉哀帝时博士弟子景庐从大月氏使臣伊尹口授《浮屠经》,明帝时有不明译者译的《四十二章经》。以后的佛教译著更多,可以说汗牛充栋。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能够在中国扎根并广泛传播且得到大多数中国人(无论是文入学者还是平民百姓)的认同,除了其他原因外,与大量佛经的翻译与著述是分不开的。而东来的穆斯林把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历算、医药、手工艺等实用科学知识传人了中国,并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却不见哪个人把《古兰经》翻译成汉文,更不见用汉文阐扬伊斯兰教教义的著作。这使得中国,尤其是主体民族——汉族,无从全面了解伊斯兰教,因而也就谈不上理解和认同。
不过,无论怎么说,伊斯兰教在元代的传播远远超过了唐宋时期。它毕竟从以前的蕃坊那个封闭的小天地里走了出来,进入了中国这个大社会。烬管它还是以“身体活动”这一无声的语言向外传播,还是以家庭教育的零散方式进行传承,还是主要以外语(阿语、波斯语等)和汉语口语来宣传,但比起唐宋时期,还是有所发展。
四. 四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诞生——回,撒拉、东乡、保安
由于蒙古人的西征,大批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各族人来到中国,分布于全国各地,这些人被称为“回回”。其中居住在内地城乡、沿海城市以及西北、西南城镇和交通较发达地区的“回回”,与当地汉族、蒙古族等交往(包括通婚)过程中,由于长期被众多的汉族人口所形成的汪洋大海所浸泡,逐渐丧失了母语(或阿拉伯语或波斯语或中亚各族语),而以汉语为共同语言。这些人虽然丧失了母语,却没有丧失自己的信仰,他们以共同的信仰为纽带,以汉语为交流工具,打破地域的界限,与唐宋时期的“蕃客”、“胡商”结合,经过几代以后,形成了中华大地上的一个新的民族——回族。而另外一些在同样背景下东来的穆斯林(其中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由于居住、生活在西北的边远、交通闭塞的地区,尽管也与当地民族(如汉、藏、蒙、土等族)交往、融合,但他们在这个比较封闭的小天地里面,保持着人口上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某种优势,汉文化对他们的影响相对较小,因而保留了各自的母语(尽管吸收了相当多的外来语成份)。这些人根据他们原来的民族属性和居住地的不同,而分别形成了另外3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撒拉族、东乡族和保安族。
撒拉族的先民是西突厥乌古斯部的萨鲁尔人,生活在中亚撒马儿罕一带。8世纪20年代,中亚撒马儿罕地区被倭马亚哈里发国家征服;随之伊斯兰教传人该地区,该地区的伊斯兰化大概完成于8世纪末9世纪初。因此,撒拉族先民萨鲁尔人至迟于9世纪初接受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关于萨鲁尔人的东迁,中国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撒拉族当中却有一个动人的传说:
在中亚撒马儿罕地方,有尕勒莽、阿合莽兄弟二人,是伊斯兰教大学者,在当地穆斯林中很有威望,因而遭到当地统治者(国王)的忌恨和迫害。他俩便率领同族的18人(实际更多),牵了一峰白骆驼,驮着故乡的水、土和一部《古兰经》,离开撒马儿罕向着东方寻找新的乐土。他们出发后,又有45个同情者跟来,尕勒莽等一行行行复行行,经天山北路进嘉峪关,然后经肃州、甘州、宁夏、秦州(天水)、折而西返,到了伏羌<甘谷),又到洮州(临洮)、合作,经拉卜楞进入夏河县的甘家滩。而后来的45人经天山南路进入青海,沿青海湖南岸到达圆珠沟(贵德县境内),有12人留了下来,其余的人继续东行。他们在甘家滩与尕勒莽等巧遇后,又一起继续前进,进入循化境内。经夕厂沟,越过孟达山,上了乌土斯山。这时天色已晚,匆忙中走失了骆驼,便点起火把在山坡上寻找,因此后人把这个山坡叫;‘奥特贝那赫”(意即“火坡”)。最后他们到了街子东面的沙子坡,这时天已破晓,因此后人就称沙子坡为“唐古提”(意即“天亮了”)。在黎明中,他们眺望街子一带,眼见土地平衍,清流纵横,是一片好地方。走下山后见一眼泉水,清澈见底,走失的骆驼卧在水中,化为白石。众人喜出望外,量了水、土,与所带故乡的水、土重量完全相同,大家认定这儿就是他们追寻的乐土,便定居下来。
传说一般都是以某种事实为依据,再加上奇异的、美好的幻想而形成的,故不可全信、也不能不信。根据《多桑蒙古史》、《突厥语大词典》、《突厥民族的发源及其移动》、《伊斯兰大百科全书》等著作,撒拉族先民为西突厥乌古斯部萨鲁尔人,在蒙古人西征的大背景下,东迁来到今青海省循化县定居,这一点是可信无疑的。至于传说中白骆驼在泉边化为白石的情节则是后人的附会之说,不足信。
重要的是撒拉先民尕勒莽和阿合莽等人,在故乡被蒙古军蹂躏的情况下,怀着丧失故土也不能丧失信仰的坚强信念,带着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古兰经》,背井离乡,万里东迁,寻找新的乐土。最后在中国西北处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结合部的一个偏僻地方——循化定居下来。然后,他们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境内山高岭峻,干旱缺水)和严峻的社会环境(周边民族信仰、语言、习俗与已完全不同,且人多势众,构成一定威胁),开拓进取,顽强地生存下来。由于他们人口少(约数百人),且东来的大多是男子,婚姻和传宗接代成为一个难题。于是他们只好向附近的藏族求婚,藏族答应通婚,但提出一些条件,其中包括要求他们信仰佛教,并接受藏族的某些风俗习惯。他们坚决拒绝了让他们改信佛教的要求,同时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接受了一些不违背伊斯兰教原则的藏族的一些风俗习惯(如在院墙四个角上放置白石头;结婚时把牛奶泼在新娘所骑的马蹄上等)。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撒拉族的这些先民们可以娶藏族女子为妻,藏族女子改信伊斯兰教。这样,他们既保住了自己的信仰,又解决了婚姻问题。
当然,撒拉族先民除了与藏族通婚外,也吸收了蒙古族、汉族、回回的成份,最终约在元末明初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撒拉族。到明代中叶,人口已发展到1万多人,约合2000多户。
撒拉族在形成过程中,虽然也与别的民族交流、融合,但他们所居住的循化地区比较封闭,地理上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汉文化对其影响不大,因而保留了自己的母语——撒拉语。撒拉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奴语支乌古斯语组,与其他突厥语(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一样,属于粘着语类型。撒拉语的词汇除了相当数量的与突厥语族各亲属语言相近的同源词外,由于与汉、藏、回等族长期相处,后来也从汉语、藏语中吸收了许多借词;也有部分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但无论如何,其语言的基本结构没有变,仍还是突厥语族。
撒拉族先民在循化街子定居以后,很快修了一座简易清真寺,称“尕拉米特”(意为黑色清真寺)。后来经明、清、民国时期多次扩建,规模越来越大,终于成为西北四大清真寺之一。除了这个寺之外,随着撒拉族人口的增长(目前循化地区的撒拉族有8万多人),清真寺也多了起来,几乎每个自然村都有一座或大或小的清真寺。目前已达到100余座。
撒拉族历史上,为了有效实施伊斯兰教法,曾形成了一些特殊的制度。撒拉族地区根据分布情况,分8个工(“工”为行政区,相当于现在的“乡”),每个工由若干自然村组成。村村有清真寺,但每个工有一个“海乙寺”(总寺),统辖各村的清真寺(支寺)。每个总寺聘请大学阿訇1人,二学阿訇1人,满拉(学员)若干人。大学阿訇掌管全区教务,平素给满拉讲授经典,聚礼日和两大节日要对所属各支寺的全体穆斯林讲“瓦尔兹”(训诫)。一般支寺只有二学阿訇,负责一日五次的领拜。至于聚礼日和两个会礼则都到总寺礼拜。撒拉族还有掌管全民族教务和处理重大民事、刑事诉讼的大法官,叫“戛最”。早在撒拉族先民在循化定居后,为了加强伊斯兰教法的实施,又从中亚请来了40名“舍以赫”(伊斯兰教学者或长老)。“戛最”就是从他们中间推选出来的。以后,这个制度一直沿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止。这些制度,对伊斯兰教在撒拉族地区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东乡族的形成与蒙古人关系更为密切。有的学者认为,东乡族主要来源于回回色目人。1219年,成吉思汗率军西征中亚花拉子模国,从当地签发了大量壮丁从军,还征集了不少工匠。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人后来随蒙古军进入河州、东乡地区屯垦戍边,逐步曲兵变民,融合蒙古族、土族等成份,形成了东乡族。有的学者对东乡族的来源讲得更具体,认为东乡族是以突厥撒尔塔人为主而形成的一个民族。成吉思汗西征花拉子模国时,签发了大量的当地士兵和工匠。而撒尔塔人正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随成吉思汗东来进攻西夏,然后来到今东乡地区,吸收其他民族(如蒙古、土、汉等族)成份后,最终形成了东乡族。
以上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可是有几个问题没有得到解释,即:既然东乡族是以回回人或撒尔塔人为主形成的,那为什么他们的语言是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为什么他们的语言与蒙古语有55%左右的词汇相同或相近?为什么他们至今还保留了一些与蒙古族相同的风俗习惯(如放鹰、赛马、吸鼻烟、举行“那达慕”及某些服饰等)?显而易见,在东乡族里面,有回回的成份,也许还有所谓撒尔塔人的成份,但这些不是主要成份,主要成份是信仰了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在东乡族的形成过程中,在信仰上,伊斯兰教占了优势;在语言上,蒙古语占了优势,最终形成了一个讲类似于蒙古话(吸收了许多突厥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并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东乡族。至于是哪些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来到东乡地区的,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元代窝阔台汗国的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受当地佛教势力逼迫,迁徙到了东乡地区;还有元代驻守唐兀之地(今宁夏和陕西、甘肃的一部分)的蒙古宗王阿难答部下信仰伊斯兰教的部分蒙古士兵,因受阿难答的牵连,逃到东乡地区;还有那些屯兵河州、东乡地区的蒙古军队(其中也有回回)。这种说法是令人信服的。
东乡族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民族。他们大都以伊斯兰教法和道德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在明末以后相继出现的中国伊斯兰教派的门宦中,东乡人创立的有3个门宦、1个教派。3个门宦是:白庄、胡门、库布林耶;1个教派是:伊赫瓦尼派。
保安族的形成也与元代蒙古族关系密切。它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和当地(青海黄南同仁地区)回、土、藏、汉民族长期交往而形成的。1227年,蒙古军队灭掉西夏,并攻克积石州,占领了包括同仁在内的河州地区,河州成为蒙古军队的主要据点。1251年,蒙哥即位后,为了进一步控制西北、西南地区,进逼中原,曾命忽必烈率兵南征大理。次年,忽必烈挥师南下,进入临洮一带,河州等地又成为蒙古军队的重镇,同仁保安地区成为重要的边卡。而蒙古军队中信仰伊斯兰教的将士长期驻扎在隆务河畔,他们“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亦兵亦农,他们与上述几个民族融合,形成了保安族。这么多民族(蒙古、回、藏、土、汉),相邻共居,联姻结亲,能够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是伊斯兰教的纽带作用把他们维系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