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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这篇小文章中,我把它放在一个伊斯兰哲学史的背景去看,选取伊斯兰哲学史中仅仅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核心问题,即理性和启示的关系问题。围绕理性和启示的关系处理的不同,伊斯兰分成许多学派,大体上看有如下几种倾向:绝对理性主义,认为没有启示完全可以获取真理,如巴拉西姆教派;一般的理性主义,认为理性的原则在先,如穆尔泰济赖;字面主义,认为理性在理解启示上没有分析的余地,理性应该绝对地从属,如瓦哈比派;介于理性主义和字面主义之间,认为理性能在理解启示中起作用,并且阐发一些宗教原理,作为理解启示的基础,认同对启示的一些理性分析。但是,又不让理性的原则绝对凌驾于启示之上,如艾什阿里派和马图里底派。
理性和启示之间的张力一直贯穿在伊斯兰哲学史当中。它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问题将我们带入对伊斯兰各个学派的理解。研究者顺着这个线索出发去考虑、去分析就可以得出一些成果。但是,穆斯林自身考虑的却更是究竟选择哪种立场,或者究竟怎么样才是正统。这个问题只有一部分学者才会正面阐述。比如安萨里,它运用一部分理性学科,如逻辑学,修辞学,否定一部分,如哲学中的神学;伊本.泰米耶对理性学科有一种普遍的反对,包括逻辑学也是他批判的对象,就如在《反驳逻辑学家》中呈现的那样,其批判之广也拓展至语言学和修辞学等。读一读艾布.哈尼法的《清真大学》和伊本.泰米耶的《中正的诚信》,能感受到明显的不同。前者是以分析的形式展开对信仰体系的表述,而后者则是以罗列经训不加分析的方式展开。
问题在于,无论这些学者们关于理性和启示持哪种明确的意见,具体实践某种主张却不是那么简单。我们不乏在字面主义者中看到理性的分析,又在理性主义者中看到立足于字面。并且,关键在于,理性和启示之间的关系在穆斯林的历史上,在大众中,一直不是一个所有学者必须要面对、大众不得不关心的具体问题,它更多不是在学理上解决,而是在实践中解决。
在中国的穆斯林中,几乎未见哪个传统的学者去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以理性和启示的关系为视角,去关注中国穆斯林经堂教育的具体实践,却又发现其中正包含着一个对这个问题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