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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台上的孩子
无法慰藉的乡愁
艾克拜尔最近一次打电话回家时得知,位于恰萨老城深处的老房子或许保不住了。他有了一种无法回到家乡的感觉。
他想起一位祖居被拆的老人家,老人时常从郊外的安置小区回到老屋的位置,看着自家的房子变成了商铺,无声饮泣。
艾克拜尔的中学时代像是生活在中世纪:斑驳的土墙,盖着褐色头盖的妇女,老者雪白的胡须,清真寺里阿訇每天5次悠扬的唤礼声。这样的画面,以后即使在电视上,艾克拜尔也只是偶尔看到。
1997年,艾克拜尔中学毕业后到首府乌鲁木齐读预科。乌鲁木齐被他称为是“世俗之城”。
来自喀什的艾克拜尔有些瞧不起北疆的同学:他们的信仰远远没有自己坚定。顺应潮流的同学们对此并不在乎。
不过一些年长的人还是对艾克拜尔有特殊敬意。他们有时会问艾克拜尔,某件事情或某个仪式,如果在喀什将会如何举行。
艾克拜尔曾经带两个北疆的维吾尔族同学去喀什老城旅游,两个同学被铜匠、铁匠铺传出的叮叮当当声,以及热闹的巴扎震惊了,他们从来不知道维吾尔族有这么多独一无二的东西。
一年后,艾克拜尔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每个周末,他都会去清真寺做礼拜,和阿訇交谈,听阿訇讲解经文。有时候,他会试着叫上其他维吾尔族同学一起去,但并不是每一次对方都愿意。
如今,艾克拜尔是北京一家外企的优秀员工,他的工作与新疆或是维吾尔族没有任何关系。
选择在北京而不是回到家乡,并不是因为某种梦想或是自己特别优秀。艾克拜尔在乌鲁木齐和喀什都努力找过工作,但找不到。他不得不彻底放弃新疆,干脆留在内地和内地大学生一起竞争。
艾克拜尔如今和同事们相处非常融洽,这也是他认为在新疆难以获得的。“在这里没有人管你是哪个民族的,只看你有多大的能力。”
艾克拜尔兢兢业业的努力赢得了同事的尊重。一些同事问他:都说维吾尔人很野蛮,你怎么看上去一点都不野蛮呢?
艾克拜尔只能苦笑:有空了大家还是抽时间一起去新疆看看吧,看看我们到底是否野蛮。
艾克拜尔至今遵循喀什老城孩子的传统,绝不抽烟喝酒。这令他不得不回避大多数应酬。那些回避不了的应酬中,艾克拜尔也会坚持不饮酒,并且只吃素菜。
工作的繁忙令他无法像学生时代一样在周末按时去清真寺,只得抽空在家里做礼拜。
找女朋友也是难题。身边同族的人太少,女孩就更少。艾克拜尔的家人曾经考虑让他从新疆带个女朋友到内地来,但他怀疑女孩是否能够适应北京的生活。
闲暇时,乡愁折磨着艾克拜尔。如果现在的工作是在喀什,能够每天在父母的眼皮底下上下班,该多幸福啊。他只能很快地安慰自己,时代不同了,全球化浪潮下,大家都在漂泊。
艾克拜尔目前还没有回家乡的打算,事实上,家乡已经迅速地逝去。
工作期间,艾克拜尔回过新疆,去了库尔勒和阿克苏。发现和内地城市没有区别,完全找不到家乡的感觉。
假期回到喀什后,所见也面目全非。
小的时候,受尊敬的阿克撒卡勒在巷子口摆个糖果摊,一群大胡子长者时常坐在糖果摊旁边聊天。长者和糖果,成为艾克拜尔最美好的童年记忆。但在数年前,糖果摊消失了,巷子口成了繁华街道的一部分。
即使是在老城,人们的信仰也不如从前。儿时的玩伴告诉他,现在去清真寺的人有所减少。清真寺里会详细记录每一个来做礼拜的人,领工资的阿訇也说了太多宣传政策的话。
另一个叫艾克拜尔接受不了的细节是,清真寺里到处挂满了标语。
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者称,他在喀什一座清真寺里一次见到过14个标语,从民族团结到计划生育,无所不有。研究者想要拍照,却被阿訇一把抓住并坚决阻止。
艾克拜尔感到困惑:在内地,反倒可以更随意地去清真寺做礼拜或是听阿訇讲课。
不愿回乡的根本原因还是自己。“心野了。”艾克拜尔说,他和父母有了巨大的观念鸿沟。父母希望在老城里永远地生活下去,艾克拜尔却想见识更广阔的世界,而不是在巷子深处一成不变地生活。
回归宗教
2000年,曼苏尔刚刚从喀什到乌鲁木齐读书,曾在公交车上被人误以为是小偷,纷纷躲着他。经过来自北疆的同学提醒,曼苏尔得知,自以为干净整洁的南疆穿法,在乌鲁木齐却很乡气,只有以偷抢为生的“巴郎子”会这么穿。
尽管不是出生在老城,曼苏尔从小的生活环境仍非常传统:学校里女教师戴头巾,男教师大胡子,9岁以上的女学生戴着头巾,长裙垂到脚踝,男生不敢喝酒抽烟。
班上男女生几乎从不说话,女生看到男生在聊天,会自觉地绕开走。
初中时,在路上看到内地来的女人穿着紧身牛仔裤以及露肩的短袖衫,同学们感到不可思议。会有人跟在后面骂,甚至扔小石子。
老城区里的同学更加传统,他们一般较早地结束学业。男孩大多跟着家长做生意,女孩会较早嫁人。曼苏尔上高中时,他的一位16岁的初中女同学就结婚了。
到乌鲁木齐之后,曼苏尔像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与车站、清真寺、农村的墙上到处都是标语的喀什相比,乌鲁木齐街头的标语少了许多。反恐、民族团结、打击非法宗教等政治话语瞬间远去,像北疆的学生那样自在生活才是当务之急。
在北疆同学们的指点下,曼苏尔很快改变了服装和生活方式。抽烟、喝酒、弹吉他,通宵不睡。曼苏尔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上大学、大城市、长大的标志。
变化的不只是自己。那些一起从喀什来乌鲁木齐的女生,再回喀什时,个个穿得像外国女郎一样时髦,来时的头巾已不见踪影。
乌鲁木齐的都市生活令曼苏尔大开眼界,也让他原本优秀的成绩一落千丈。曾经的努力学习改变维吾尔族命运的梦想灰飞烟灭,就连毕业证也险些没有拿到。
2005年,曼苏尔回到喀什并一度失业。此时的喀什,已经不再是曼苏尔中学时代那个保守的城市。迪吧、慢摇吧开始普及,年轻人抽烟喝酒随处可见,甚至有人抽大麻。一些中学男生躲在厕所里抽烟,女孩子则戴着头巾走出家门,摘下头巾走进迪吧,换了衣服玩耍,喝得醉醺醺出来再戴上头巾回家。
曼苏尔到高中时,才第一次听说艾滋病。等他回到喀什,防止艾滋病的宣传画即使是在老城里也可以看到。
一些朋友失业,一些朋友做小生意,大家每隔两三天就聚会,喝酒抽烟,不谈理想,不做礼拜,说得最多的是无聊的电视剧。一个同学的爸爸向他抱怨管不了自己的孩子,还得为孩子在迪吧玩耍买单。
2008年5、6月间,为迎接奥运会,内地众多城市的维吾尔人被遣返。这令喀什街头的小偷顿时多了起来。
他们大多留着长长的“成龙头”,穿着西装和运动鞋,游荡在街上。曼苏尔讨厌这些去过内地就以为自己厉害的人。“别以为这里是内地,这里是喀什,老实点!”曼苏尔曾经在大街上教训他们,身边的其他喀什人也围上来帮他说话。
眼看着曾经的信仰之城变得模糊,曼苏尔感到迷茫。此时,长期的烟酒以及不规律的生活让他的身体状况变得糟糕。
这令他回忆起小时候曾经害怕过的阿訇、阿克撒卡勒,他们曾经不断地教育曼苏尔,要记住真主,不要抽烟,不要喝酒,要做有信仰的人。
曼苏尔决定恢复到自己幼年的时代,按照严格的穆斯林来要求自己:每天按时做5次礼拜,拒绝烟酒,保持规律的生活。
曾经希望用现代文明和技术令维吾尔人更加强大的曼苏尔,开始认真研究伊斯兰教,从中汲取智慧和道德。
本地清真寺的阿訇令曼苏尔失望,他们常常在做礼拜之前宣传政府的政策,大谈民族团结、反恐维稳或是计划生育。曼苏尔认为,清真寺是真主安拉的房间,不该在里面讲太多与真主无关的话。
一些人和曼苏尔一样对此反感,甚至不去清真寺而干脆在自己家中做礼拜。另一些朋友则和曼苏尔产生了争执。一位朋友说,他所在的农村农民文化程度低,很多好政策都是阿訇在清真寺里面告诉农民的,农民们对此很高兴。比如种什么样的农作物政府会给补助。
曼苏尔如今时常在网上收看圣地麦加做礼拜之前阿訇的教诲。对信仰的坚定让他有一种崇高感,认为自己是一个高贵的人。
曼苏尔发现,身边回归宗教的人在逐渐增多。只是很多人回归宗教的目的要更实际:孩子越来越难管了,回归宗教,或许能将他们从娱乐场所中争夺回来。
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艾合来提至今坚持认为,喀什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即使是在他周游全国、在北京求学多年之后。
艾合来提出生在南疆的农村,从小就生活在对喀什的无限想象之中。大人们提到喀什,并不直接说名字,而是说“城里”。去过喀什的孩子,回来后告诉没去过喀什的艾合来提,喀什太大了,如果不紧紧抓住大人的手,就会走丢。
1980年,11岁的艾合来提第一次跟随爸爸去喀什。在这里,艾合来提同时见识了现代与古老。
艾提尕尔清真寺门口,几个同龄的孩子戴着花帽,穿着西装,用尊称“您”和艾合来提打招呼,而不是和他打架。
这让艾合来提震惊。在家乡,只有60多岁的人才会戴花帽,只有特别有钱的人才会穿西装。在喀什,却能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
艾合来提跟着父亲来到艾提尕尔清真寺旁边一条繁华的街道。这条街在艾合来提看来,简直是手工艺博物馆,就连花帽的式样,都比乡下多得多。透过烤羊肉的烟雾,艾合来提看到妇女们戴着厚厚的头盖,惊讶地问爸爸这些人怎么这么奇怪。爸爸说,这是伊斯兰教的传统。
艾合来提的父亲又将他领到了老城巷子里的朋友家,让他站在生土房子的天台上欣赏整个老城。迷宫般弯弯曲曲的老城小巷,令艾合来提产生神秘的畏惧,又含着憧憬。
回到乡下,艾合来提向人请教他在喀什见到的奇异景象,包括厚厚的头盖。家乡的百岁老人告诉他,即使在100年前,本地的女人也不戴头盖,但喀什是“大城市”,所以要戴。
中学毕业后,艾合来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喀什成了他上学的出发站。父亲每年要在喀什将他送上去乌鲁木齐的汽车,然后再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去北京。
一次次流泪告别父亲,喀什成了艾合来提最忧伤的地方。这种忧伤在父亲去世后变得更加强烈。
艾合来提在北京得以大量阅读汉语世界和英语世界的作品,认识到维吾尔语文学的贫瘠,立志做一个革新维吾尔语文学的作家。
此后艾合来提曾向家乡的维吾尔语写作者介绍解构主义、结构主义等新的文学思潮。但在新疆,他遭受的批判通常多于赞扬。
普通文学爱好者大多欢迎艾合来提介绍的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直至今日,一些文学青年熟知的作家依然是茅盾、舒婷、艾青。他们热切想看到的,是张贤亮的著作,至于余华,则完全不知道。
引进新鲜事物的同时,原有维吾尔文化的消亡同样令他担忧。
艾合来提的儿子在双语小学里读书。他发现儿子在学习了一段时间汉语之后,开始用汉字的象形思维来理解拼音文字的维吾尔文。儿子看到父亲或是自己的名字,只能将其理解为一幅画,而不能理解出其中的一个个字母。
艾合来提惊讶不已。由于双语小学3年级之前没有维吾尔语课程,艾合来提送儿子去一个老师家中学习维吾尔语字母。但他遭到了老师的拒绝,老师说,如果他私自教授维吾尔语,将会被开除。
无奈之下,艾合来提只得自己在家教儿子学习维吾尔语字母。
艾合来提对双语教育的担忧和反对,并未得到一致的支持。家乡的一位文学上的好友,就坚定地支持双语教育。好友如今和上小学的儿子一起学习汉语,并羡慕艾合来提可以自由地阅读各种汉语书籍,眼界开阔。
2003年,艾合来提再去喀什,正赶上喀什拆迁。艾提尕尔清真寺附近,艾合来提的父亲曾经带他登上天台,望老城的生土房子被拆除。
这令艾合来提伤心不已。艾合来提在散文《喀什,我的眼泪》中说,父亲去世后,他拼命想记住父亲的样子,但实际上是越来越模糊。喀什也是一样,随着生土房子的轰然倒塌,正在无法阻挡地远去,直至被遗忘。
伤感之余,艾合来提没有太多的惋惜。在他看来,维吾尔族本身就是一个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民族,也是注定会被现代化浪潮快速改变的民族。从历史上看,维吾尔人也曾经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
艾合来提认为,维吾尔文化传统慢慢对现代化让位,就像语言、风俗的淡化,是不可避免的。“老城应该作为文物保留下来,但仅仅是文物,对维吾尔人的文化现状并无多大意义,也不可能作为以后维吾尔人文化思维的框架。”
尽管在他的心里,喀什还是那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大得容易迷路。
艾提尕尔清真寺门前等待做礼拜,或是等待工作的人
6月初,新疆喀什市委书记张健对北京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透露,喀什今年头4个月共破获7个恐怖小组。尽管张健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这一消息依然迅速引起海内外媒体关注。
一年前的2008年7月,喀什地委副书记黄三平也曾透露当年的反恐成绩:半年之中,打掉境外恐怖分裂组织在喀什发展的团伙12个。
根据黄三平的介绍,这12个团伙均为“东伊运”、“伊扎布特”、“伊吉拉特”等跨国暴力恐怖组织在喀什发展的,利用境内“无业人员、劳教释放人员、对社会不满人员”进行破坏活动。黄三平称:“人数虽然不多,但因喀什特殊位置往往产生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
黄三平上述发言后仅一个月,喀什发生了17名武警死亡的“8.4”严重袭警事件。一系列事件,令恐怖主义成为喀什挥之不去的气息。
来自境外的声音
上述《中国日报》报道中,张健透露了建国以来喀什反分裂、反恐方面的更多数字:1949年以来曾发生11次要求独立的骚乱,其中4次被武装平息。1990年代以来已经发生350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60名官员和平民死亡。
一本由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作序,内部发行的名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书认为,新疆的“民族分裂思潮”开始于20世纪初。
该书认为,新疆伊斯兰教至今仍然是一个以麦加圣地为中心的外来宗教,远没有达到本土化。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的双重影响,“一方面使部分维吾尔群众容易受到境外‘泛伊斯兰主义’的渗透的影响;同时也阻碍相当一部分维吾尔群众在心理上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
另一方面,维吾尔族又是“操突厥语诸民族之一”。受到“泛突厥主义”影响,该书认为,“部分维吾尔群众在接受中华民族的认同上存在相对复杂心理”。
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吉尔吉斯坦接壤的南疆重镇喀什,则一直是分离活动活跃的地区。
官方研究认为,始终受到外国势力支持甚至“包办”,是新疆的分离活动有别于西藏的主要特点。这一点在喀什也不例外。
20世纪初,喀什成为英、俄等国谍报战以及传教士活动的舞台,被称为“间谍的迷宫”。当地的阿克撒卡勒也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英国外交文件记录了充当英国间谍的阿克撒卡勒提供的情报,瑞典传教士则记录了阿克撒卡勒在民间诟病英国的总领事,并与传教士发生冲突的经过。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提到的1933年由英国支持建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就成立在喀什。匿名喀什地区军官称,多个国家在喀什的谍报活动至今仍在继续。
2003年底,公安部第一批认定的11名“东突”恐怖分子名单中,有6人是喀什地区人。
其中,泽普县的亚生·买买提曾于1999年在家乡连续制造3起恐怖袭击事件。一名派出所指导员的儿子、一名司机、一名联防队员、一名留置在派出所审查的盗窃犯罪嫌疑人(均为维吾尔族)先后被杀。10间派出所办公室、1辆吉普车、3辆摩托车被焚毁。
2007年1月,“东突伊斯兰运动”在境内设立的恐怖训练营被警方剿灭。18名恐怖分子被击毙,17人被逮捕。一名名叫黄强的民警被恐怖分子击中右腿静脉血管而牺牲。
至今,来自境外的声音依然是政府担忧的重点。除了遍布边境之外数个国家的大量维吾尔语电台,如今互联网也使得境外的声音更加便利地传到喀什,甚至可以“遥控”当地人。
2008年初,身在境外的“东伊运”向境内发布了7条命令,要从4、5月份开始,每个月干一件大事,一直持续到奥运会结束。6月底,“东伊运”又两次在全球性视频网站和该组织的网站发布恐怖威胁视频信息,煽动拿起武器进行圣战,宣称他们的行动已进入实施阶段,叫嚣要以最简单的方式给中国政府致命的打击,要把2008年变成中国的哀悼年。
张健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则称,恐怖分子伪装成来自邻国的普通穆斯林,他们往往以不会讲汉语的新疆穆斯林为目标,通过传教吸引他们加入恐怖组织。
人民路线掌握主动权
政府的反恐成绩同样突出:1990年至2003年的13年间,全新疆共破获恐怖或分离组织591个。2008年的前7个月,新疆共抓获在境外受训的恐怖分子18名。
北京最擅长的“人民战争策略”在反恐战场上再一次获得胜利。
政府向民众反复宣传反对恐怖主义和分裂力量的重要性。2008年,围绕奥运、西藏“3.14”事件,以及新疆喀什、库车等地发生的袭击事件,众多县、市纷纷开展学习、教育等活动。
喀什行署专员艾克拜尔·吾甫尔曾披露,2006年底,地方政府对山区的一个恐怖分子训练基地采取了“灭鼠行动”。行动中有18名恐怖分子逃逸,其中5名恐怖分子逃至一个村庄,向一名维吾尔族村妇寻求食物。但村妇在受到威胁后,伺机向村委会举报。当地民兵随即将5人抓获。其他逃逸的恐怖分子,也全部被民兵抓获。
“以前有的恐怖分子挖地道、制炸弹就在农民的家中、果园里,现在只能躲到荒无人烟的山区。以前‘三股势力’可发动部分被蛊惑民众,现在只能自己狗急跳墙、孤注一掷地冲击。因为群众的思想认识大大提高了。”喀什地区宣传部长赵新尉曾对官方媒体说。
喀什匿名汉族政法干部对维吾尔人抱有深厚感情,他认为维吾尔人“老实、淳朴、讲义气”,最底层的维吾尔人并无独立或支持恐怖活动的愿望。
匿名喀什公安人士则认为,官方已经牢牢掌握了反恐的主动权,反恐形势远远没有数字上显示的那么紧张。
该人士回忆,1998年之前,喀什地区爆炸、杀人等袭击事件时有发生。但自2001年以来,“恐怖事件基本上来不及实施,就被我们发现了。群众看到不三不四的人,或是听到不三不四的话,都会报告我们。一些传闻中的恐怖事件,其实就是一般的刑事案件”。
遍布全疆的清真寺和宗教人士,也成为重要一环。在喀什地区,109名县级以上民族领导干部和1094名乡科级干部联系了1500多座清真寺,实行与宗教人士定期谈话制度。
上述公安人士介绍,今年破获的恐怖小组,大都是过去破获的恐怖组织漏网人员。由于和国外联系不上,这些人员并未真正实施恐怖活动,只是“搞非法宗教活动,培养人的时候,被群众发现,告诉了我们”。
2008年8月4日发生的喀什袭警事件中,两名维吾尔男子开车冲撞武警队伍并用刀和枪支等发动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15人受伤。
但这一历年来最严重的暴力袭击事件在上述公安人士看来,比较意外,“两人并没有组织,只是境外的宣传材料看多了,一商量,就实施了行动。由于没有组织,也不用开会,警方确实无法提前掌握”。
经济发展消解恐怖主义?
喀什宣传部门人士则强调,喀什的社会治安比内地还好。张健亦称,喀什是中国犯罪率最低的城市之一。
上述公安人士称,即使有恐怖活动,对社会治安也没有影响:他们都是搞秘密活动,并且刚起头就被压下去了。
官方报道称,“8·4”袭警案件发生的当天晚上,喀什市民照常出门休闲、娱乐,并未受影响。
拨打喀什官方电话,话筒里首先传来的就是有关喀什区位优势的介绍,以及欢迎到喀什投资兴业的自动语音。官方网站的文章称,喀什试图恢复2000年前丝绸之路时期的经济地位。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分析新疆、西藏发展轨迹的区别时称,1959年平叛之后,中央不断加强对西藏的支持,形成长达40年之久的全国支援西藏建设的局面。“相比之下新疆经济发展的高潮时期只有50年代,1960年中苏两国关系破裂后,新疆成为‘反修前线’,时刻要‘准备打仗’”。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发展速度也远远落后于内地。
艾克拜尔·吾甫尔则认为恐怖活动影响了喀什的经济发展:“八五”、“九五”期间,由于恐怖分子捣乱,社会不够稳定,喀什地区的经济增长只有百分之五点多。“十五”期间,喀什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增速都在百分之十二以上。2007年,喀什经济增速竟高达31.5%——稳定被艾克拜尔·吾甫尔认为是重要原因之一。
对地方政府来说,与外界普遍关心的反恐相比,经济发展显然才是“主旋律”。他们不能容忍恐怖活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寄希望于经济发展以及给普通人带来的实惠来对抗境外组织的诱惑。这一点在官方报道中反复出现。
张健在与《中国日报》谈论反恐时称:“人们加入他们(恐怖组织)是因为得到更好的生活和未来的承诺。我们注意到加入恐怖组织的本地人减少了,自从生活水平改善之后。”
但时至今日,民族与宗教的情结依然在一些人心中纠结。2008年10月,公安部公布了《第二批认定的“东突”恐怖分子名单》,8人中仍有4人来自喀什地区或与喀什市近在咫尺的阿图什市(隶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一名喀什居民委婉地说:“国家太大了,不好治理。”另一位喀什穆斯林则称:“如果有人打着民族的旗号(使用暴力),我一定不会跟。但如果有人打着宗教的旗号,我或许会困惑。”这名穆斯林称,他能够很容易地听到来自境外的声音。
而在1990年巴仁乡暴乱中发生伏击战的地方,一座小桥,甚至会有人去拍照留念。
前述喀什公安人士称,新疆问题非常复杂,其中的一点就是,恐怖活动与富裕程度并不完全相关。许多穷苦的维吾尔族农牧民坚决反对“三股势力”;一些分裂组织的暗中支持者,恰恰是在经济发展中富起来了的人。
在官方的报道中,前述举报了5名恐怖分子的村妇对恐怖分子们说:“现在孩子上学不要钱,农业税没了,看病也可以了,这么好的日子不好好过,你们要干什么?”
但恐怖分子的回答是:“再胡说,我就杀了你!”
关注喀什文物命运——被忽略的经文学院和清真寺
被遗弃的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牌匾
喀什市第一小学院子里残存的皇家经文学院
喀什最早的清真寺,欧尔达西克清真寺。一座被脚手架和绿色防护网包裹的正在施工的楼房旁,缩着半截斑驳的土墙。一把铜锁锁住了土墙靠近工地旁断壁的红门。红门上钉着一小块“平安清真寺”的铭牌。
在恰萨老城欧尔达西克路上,阿里木江试图向别人解释这是喀什最早的一座清真寺,比数百米外著名的艾提尕尔清真寺整整早了4个世纪。
透过工地的大铁门,工地深处是被拆了一半的礼拜厅曾经华丽的木柱,以及旁边土墙清晰的断裂口。
多出的400年历史,没有为它带来显赫的地位,却像是覆盖它的流沙。今天政府无意于去发掘,倒是有意封存这份久远的光荣。
欧尔达西克清真寺建于10世纪前后统治喀什的喀喇汗王朝时期,曾经驰名于中、西亚伊斯兰世界,是当时重要宗教、文化中心。12-13世纪间,伊朗诗人赛义德在此礼拜、交流。1961年,中国工程科学院将其列入古代中国建筑典范。
十七世纪上半叶,赛义德王朝苏丹阿不都拉汗紧邻欧尔达西克清真寺,建造了皇家经文学院。解放初期,欧尔达西克清真寺占地1300平方,周围一公里内聚集了皇家经文学院等近十个经文学校。赛义德王朝崩溃之后,“皇家”的名称保留下来,经文学院长期作为新疆文化教育中心,学员来自全疆以及中亚部分地区。
阿里木江小时候曾在这里的经文学院学习过。此时的经文学院除了宗教课程,还教授阿拉伯语语法、逻辑、数学、医学、天文和化学。
阿里木江认为自己有可能是喀喇汗皇族的后代。因为如今的恰萨老城,曾经是喀喇汗王朝的皇宫所在地。
今天的皇家经文学院的铭牌,在“大力支持老城区改造工程”的横幅之下,委弃在喀什市第一小学院落的杂物里,几成废铁。首尾相连的三排古老教室,失去了“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保护证。
紧邻的欧尔达西克清真寺,解放以后被活生生的一次次拆除又封存起来,终究风光褪尽。1966年,欧尔达西克清真寺被当做“四旧”,拆除了大门、台阶、尖塔和拱顶后封存。4年后,喀什市公安局等单位再次拆除了清真寺的尖塔、阳台和大门,并再次封存。第二年,街道办入驻。 文革结束后,喀什宗教界、文化界不断上书,要求街道办退还所占清真寺面积。申请书上布满了喀什历史上著名诗人、学者和宗教人士的名字,提到了宗教界的两个尴尬: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古丝绸之路文物考察团一行160人来喀什参观艾提尕尔清真寺。考察团询问,伊斯兰教在新疆约有1000年历史,艾提尕尔清真寺仅500年。那么,
1000年前喀什有没有清真寺?那时候的喀什人在哪里做礼拜?这一问题令地方人士感到羞耻。
另一尴尬是,1990年代初,来华访问的时任伊朗元首哈迈尼·拉夫桑贾尼曾提出去欧尔达西克清真寺访问,但该寺以卫生条件差为由未予批准。
反复上书之下,官员们多次当众承诺归还,但从未兑现。今年4月以来,上书者们再次紧张起来。来自多位政府官员的消息称,博弈多年之后,拆除清真寺以及皇家经文学院的规划,最终获得上级批准。上书者们认为,对欧尔达西克清真寺和皇家经文学院的拆除,比对老城的拆除更加“别有用心”。
在此之前,喀什已经消失了大量文物。1983年,喀什市第一次考察制定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43个,到2000年,减少到了28个。一位喀什老城居民疑问:“那么多朝代没有拆,不能今天拆光了吧,怎么向后代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