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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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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不象《古兰》那样深入浅出,精辟入里,而是文辞奥博,繁语连篇。由于它把简单的事理弄得玄之又玄,神妙莫测,因此“曲高和寡”,成为少数僧人学法取经,修身立命之本。佛教以“空”的思辨结构代替“认一”论的思维方式。其直接后果是将僧侣们引向虚无主义的精神彼岸,而那些难以步入“空”界、立地成佛的广大下层百姓只能靠信奉其“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的迷信体系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其实,“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说并不是佛教的独创。公元前六世纪,几乎在创立佛教的同时,毕达哥拉斯提出灵魂(PSYCHE)轮回说。

在荷马时代,高尔吉亚就有“自食恶果”的说法。与此相对照,儒教的“天命”论和老庄道家的“一元论”在不同程度上蕴含了伊斯兰“认一”论的思维方法。譬如孔子认为“天”是一个在真其中操纵万象的“有意志的上帝”(见《中国哲学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页)他说:“巍巍乎!唯天为大”(《泰伯》),“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他的“天命”论和伊斯兰的前定论在某些方面非常相似,如孔子所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颜渊》),“道之将行也钦,命也;道之将废也钦,命也。”(《宪问》等)。

因此,在明末清初出现了一批诸如王伤舆、马注、刘智等学者组成的“以儒释伊”学派。老子虽然不讲上帝,但他所描绘的“道”和伊斯兰倡导的安拉法则极为相仿,如把“道”描写为“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老子》第十四章),“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老子》第二十五章)。他把归根于道叫做“复命”,还说冥冥中有个“天网”,谁也逃不出它的支配。庄子也认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世间》)。这种叫人顺应自然规律和命运的观点和伊斯兰的前定论是一致的,只是老子没有把道归结为法于安拉,而是把道说成是法于自然罢了(见《老子》第二十五章)。庄子还把自然之“道”作为“大宗师”讴歌之:“吾师乎,吾师乎2救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朽”(《大宗师》)。和老子一样,他只是看到了宇宙大法(太一)而离宇宙大法背后的终极精神之存在(真一)只差一步之遥。

由于伊斯兰的“认一”论强调的是世界统一性原理,它必然在人与安拉、人与人、人与自然这三大对应关系中建立起一种不偏不倚、统一和谐的行为规范。在人与安拉的关系上,伊斯兰要求每个穆斯林在牢固确立六大信条的基础上坚持五大功修。因为信仰是思想引导,功修是具体实践,是鉴别信仰的重要尺度。此外,完整的信仰还必须具备“知、信、行、诚”四项条件。

基督教也强调人与神的关系,但由于大多数基督徒最终都降低了宗教标准,同异教和世俗政权达成妥协,且由于教堂内有偶像崇拜的嫌疑(如十字架、圣母马利亚及众天使的群像等),致使人与神的关系日趋淡化,最终使宗教精神几乎丧失殆尽,剩下的仅是一副形式主义的外壳(见E.G.怀特《重大的分歧》,美国1888年版第36页)。·佛教反对神的存在,当然也就没有人与神的关系可言。儒教学说虽然有“认一”论的成份,但缺乏完整的信仰体系和功修体系,因此无法倡导人们对神(也就是孔子所言的“天”)承担起应有的宗教责任。道教由于只见宇宙法则而没有认识到其背后的真正动因,因此在哲学上导致了元神论的倾向。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伊斯兰主张人人平等,不分肤色、语言、种族和国籍,禁止在人与人之间设置一切种族、地位和财富的虚假界限,认为全人类都是安拉养育的同一家庭成员。伊斯兰的这种世界大同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连身为基督徒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为之所钦慕。他在《试验中的文明》一文中写道:“在穆斯林之间,种族意识的不存在乃是伊斯兰出类拨萃的道德建树之一。而在今天的世界上正有这种迫切的需要把伊斯兰的这种德性加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