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主要内容
圣传真道网CHINA SUFI · 传统文化社区

回复 #24326

作者:

在

#73174
雅欣
会员

向何处抵达———读张承志《以笔为旗》 故人枉顾,带来三本新书:贾平凹(著文)《老西安》(老照片系列)、陈厚诚编《李金发回忆录》和张承志近年文集《以笔为旗》。在睡觉和上网的间隙里,断断续续,总算读完了。现在,我来说说读张承志的一点感想。
  要写“新时期文学”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不可能不提到张承志。他的特异的风格和创造力,他的激情四溢的歌唱般的文字,使他获得了很高的文学声誉。他远不是讲故事的好手,但他表白心情的能力在中国文坛独步一时。《黑骏马》、《北方的河》、《心灵史》,还有许多散文小品,都具备高贵的情感品格和美丽的叙述形式,迥异群贤,足以不朽。
  提起张承志,我的心情总是很复杂。不错,他给我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可以说,多年以来,我一直追随在他的后面。当我还是一名求学于中文系的文学青年时,张承志的小说成了我最痴迷的当代范本;当我厌倦了八十年代后期文学的萎靡和堕落,并因此抛弃了作家梦时,我看到,张承志还在那里坚守着什么;当我进入历史学的殿堂,开始实践真正的学者人生时,我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专业兴趣投向了张承志昔日的领地——北方民族与西北史地;近十年来,我还做到了使自己的旅行线路覆盖张承志的足迹。如今,他在小说和散文里讲述的事物、人群和地名,我基本上都有虽然肤浅却很亲切的感性了解。然而,偏偏就在这样的时候,我发现,我不再能够追随他了,他越来越陌生、越来越离得远,甚至,他许多坦率的内心独白,激起了我强烈的排斥感。
  这些年读了张承志一本又一本新书。一方面,《绿风土》、《清洁的精神》和《荒芜英雄路》,是从前那个张承志的延续;另一方面,《心灵史》、《金牧场》、《牧人笔记》、《鞍与笔》,还有我手头这一本《以笔为旗》,展现了另一个张承志,是那个期望走并且已经走上了叛逆之路的异类张承志。
  熟悉张承志作品的人,很容易把他的叛逆之路在地图上描画出来:从乌珠穆沁草原到北疆的哈萨克高山牧场,过渡的桥梁是游牧生活方式;从哈萨克牧场到宁夏南部的西海固黄土高原,过渡的桥梁是伊斯兰信仰;从西海固到甘宁青的广大回民聚居区,过渡的桥梁是追寻哲合忍耶的传奇;现在,张承志又走向南疆的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了,我猜想,桥梁是更广意义上的异类精神,伊斯兰的共同信仰,仅仅是张承志的一个依托。从表面上看,穆斯林的浪子张承志,正在向某一个地方回归。也许是作为一个暗示,《以笔为旗》的封面,使用了喀什艾孜尕尔大清真寺的照片。
  然而,把张承志看成一个狭隘的原教旨狂热者,无疑是一个误解。宗教和依附于宗教的路线、人群与温暖,不过是他在精神崩陷时刻所抓住的稻草。他把信仰喇嘛教的蒙古人和西藏人看成同类,而把他在北京的多年街坊看成河对岸的人群,并且,他还经常以猛烈的言辞,批评那些信仰与行为与他的要求有异的回族民众,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正如他在《都市的表情》中所说,在北京他觉得自己与民众不是同类,还是“来自西藏和新疆,卖牛角的和卖核桃仁的异类,才象我的同伙”。信仰和血统,并不是绝对的界限;界限出现在,对不起,我必须说出自己的印象,界限在汉族与非汉族之间。
  汉族与非汉族,汉文化与非汉文化!这是一个令人惊愕的边界。
  张承志从来没有掩饰他对于今日汉族文化的蔑视。在他的作品里,“猪”的形象几乎就是汉族的代名词,无论这猪是出现于回族拱北附近的山坡上,还是游荡于蒙古草原的草场上。他经常提到“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并且以“满山周粟”来象征今日汉文化的腐朽。他用直率的侮辱语句,来谈论汉族知识分子。比如,在描述伊犁哈萨克敬茶待客的风俗时,他写道:“常有美丽的少妇蹲在炊前待茶。但是用无聊的汉地文人的把戏是行不通的,她们不会接过话头,大多根本不答。”(《粗饮茶》)简单的事实叙述也搀杂着他强烈的敌视和厌憎。
  应该严肃地、深刻地理解发生在张承志内心的这种变异。在北京生长、成熟以后才向伊斯兰回归的他,本来是受汉族社会和汉族文化养育成长的。他对汉语文的学习是如此成功,以至评论界公认文笔漂亮是他作品的重要特色(不客气地说,近年他的语文能力正在下降,生硬的、半通不通的语句越来越多,大概是受了其它语言的影响)。但是,叛逆的激情和创新的天性,使他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社会巨变中,由于不适应而异常躁动。与全社会的文化反省相配合,他开始向传统以外的资源去寻求动力、重新获得自尊。这时,他的回族血统发挥了作用,哲合忍耶的传奇也赋予他全新的生命活力。从此,张承志走上了一条与同时代作家非常不同的道路。
  我想,很多人都能够理解张承志的这种转变,也许还有人会羡慕他终于在精神溃灭的时代,获得了如此深刻的灵魂救赎。但我仍然认为,这种救赎与其说是宗教体验,莫如说是自我膨胀。从《古兰经》和回民的宗教实践中所汲取的精神力量,足以让他面对他日益排拒的社会现实。然而,张承志还顺着这个逻辑,继续滑了出去,滑得太远、太远。他终于摆脱了对汉族文化传统的依赖,他试图让自己的情感和思维都融入黄土深处的回民。他说这是作家与民众的联系。在很多问题上,他的表达方式和认识习惯,也的确与普通回民非常的一致了。比如,他经常混淆了官府与民族的关系,混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把受歧视、受压迫(其实应当进行具体分析)的责任不是推给官府与政治,而是推给整个汉族及其文化。
  从汉文化的深厚积淀中成长起来,中年以后由于精神危机而寻求伊斯兰救赎的张承志,表现出远比普通宗教活动家明确得多的热情,决然地抛弃了他与故国的联系。他发现,自己平生就注定了要走这条路:他是那样轻易地就习惯了蒙古和哈萨克的饮食,他从来就只喜欢非汉语的歌曲,……是的,他是传统汉文化的叛逆,而且,还不仅是叛逆而已。
  我不知道,张承志本人是否曾经以这种方式分析自己的“心灵史”。以上的分析是提供一个逻辑框架,让我能够理解今天的张承志。无论事实如何,今天的张承志处在两难境地:你只能用你的母语汉语写作,虽然你厌憎汉族社会的价值和结构。走向喀什噶尔的张承志,也不能不面对现实政治与民族关系的复杂纠葛,你的文化取向(“个人取道”),是否能够经受血与火的现实考验?另外,你的价值与取道,你所追求的尊严和清洁,究竟会演化出什么样的现实苦难?在复杂得无法用文字表达的西北民族问题上,你的彻底和坚定,难道就会带来民族亲和与民众安乐么?一个热爱黄土地各族居民的知识分子,能够以简单的诅咒和激越的战斗号召,来面对西北广大地区的历史命运么?
  我是在这个意义上,发现了在自己与我长期默默追随的张承志之间,横亘着无法逾越的长堑。我仍然理解他、尊重他,但是,我已经不再能跟随他的步伐。张承志在《忘掉了丝绸的古路》一文中有一句话:“交通线于我早已蜕化成抵达前的折磨。”是的,你很匆匆,你很忙碌,你在前进中已经不能细细地反思你的来路——可是,你的道路指向何方?你知道你将抵达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