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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冥之思与神秘敬畏:万物体验的神圣

从产生的本源来说,宗教源于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不可把握,而不可把握所引发的恐惧又导引出人类对万物有灵的敬畏和崇拜,因此,宗教与神秘主义在本质方面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神秘主义话语的中心化所指都是宗教神秘主义。”[9]伊斯兰教认为,真主是无处不在的,他可以俯视芸芸众生。但是与基督教和佛教不同,伊斯兰教的安拉是个无法具象的存在,对真主的这种禁忌,就传达出真主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感和神秘感。伊斯兰教的这种神秘感,使回族民众与宗教和世界之间也相应的建立起了某种神秘的本质的生命关系,“穆斯林对安拉的敬拜只能在绝对神秘和诡异的氛围中进行,这种氛围所形成的仪式效应使敬拜者只能从心灵上也仅仅是从心灵上与安拉乎沟通、相遇。”[10]这种对真主、对宗教的神性体验,既是对人生存状态的一种文学表达,也是民众的内在生命本色。

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通过对牛与死亡之间关系的神秘化书写,来传达马子善老人对生存和死亡之间、人与动物之间、世俗与宗教之间神秘而神奇的体验转换与哲理思索;《赶山》当中,每当七十儿爷喊出邦克,周围那些谈笑风生的人总是会被这种肃穆的宗教氛围所熏染,体会到宗教的神圣与真主的神示;《残片童年·最初的神圣》里,作者饱含着对万物的神圣感恩与神性体验,感受着万物的神奇,神圣的体验在“我”的童年已经成为拥入生活、感受神祗的敬畏;《残片童年·两棵树》中,两棵大榆树因在饥荒年代救过全村人的命而具有了神性色彩:“谁的树?谁的都不是。树是真主的。”[11](23)在幼小的“我”的心里,这两棵树已经成为童年最为神圣和尊贵的“神”,人与树之间的温情,不仅是荒谬时代借以慰藉心灵的力量源泉,而且也让身处苦难中的人,享受到真主的福祉与恩赐,万物与生灵让作者触摸到的是关于日常生活所蕴含的神圣体验;《小青驴》中,“我”看到临终前姑太太的脸竟像一张马脸的奇怪场景,在充满童真的“我”的认知中,这是一次生命即将逝去的前兆,也是触摸神秘世界和死亡空间的一次心理探险。

西方现代性在世纪之交中国边地的蔓延,带来的不仅是对民族文化自足性系统的入侵,同时蕴藏着工具理性所带来的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神性关系的放逐。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情感的价值、精神的价值、灵魂的价值,都让位于世俗的功力与实用思维,并在后现代的浪潮中,走向了“群魔乱舞”与“众生喧哗”的“无名”境况,解构偶像、消解崇高与放逐神圣的同时,人也完全沦为世俗之物与物质之奴。

而回族作家由于深厚的伊斯兰宗教文化情结,让他们寻得了灵魂的虔诚皈依,并将这种宗教道德准则运用于日常生活。在他们看来,与日常生活相伴随的还有一个看不到的神秘世界,这个世界犹如真主俯视般萦绕于回族信徒周围。他们不仅作为超自然的力量,以神秘的方式不断给伊斯兰教的信徒以某种神性启示,而且还逐渐形成了信徒们的“万物有灵”的价值观与认知观。因此,日常生活、宗教神秘、生命神性就通过心灵的感悟融合在了一起,以此成为超越世俗的心灵力量,并使小说中的宗教命题演绎与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成为彼此的精神相通。马丽华曾对藏传佛教的精神功能做出过的判断同样适合于对伊斯兰教的价值功能判断:“西藏人臆想并架构了一个庞大繁复的神灵系统,他们需要它的存在并相信了它的存在。世世代代的人就生活在魔幻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或许,对于一个地道的西藏人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神灵系统来参与生活,该会感到不自由,不安全,不宁静。”[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