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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25517
群贤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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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篇文章中,张承志指出了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暗伤”,也即“学者们大都不能把一直活着的人,即昔日和后来都操突厥语言的民族,整体地加以观察”,因而学者们至今未能接触到与这个专门领域直接相关的许多知识甚至常识,“在象牙塔里,读不到在吐鲁番可怖的灼烤下,哪怕是微弱的人的语言。读不到祈求的低语、痛苦的呻吟,和欢乐时的歌声。这样的思索必然会出现:专家究竟是否懂得常识呢?精深的绝学,究竟是不是一种人类智力奢侈的猎物呢?”针对这种现象,张承志指出,活生生的生活,可以指导对古代的研究,“想究明中亚古代的真实,必须熟悉在这亚洲的中心腹地存活的、人们心中的真实”,因为学术自身的规律,就是使之向生活和常识靠近,“也许,它还会向正义和向民众靠拢”。

  归结起来,上述两篇文章在元史、蒙古史、北方民族史以及中亚文化诸多领域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有关对民族心情的理解、对民众生活的关注和尊重这样一个独异的理论创见,也即将学术与民众生活联结起来,产生一种双向的效应:一方面是“活的生活可以指导古代研究”,从而使学术自身变得鲜活生动;另一方面是学术“向近代、向生活及常识靠拢”,而且也许“还会向正义和向民众靠拢”,其结果将是“文化的主人就可能对文化的研究发言了”。

  这是张承志学术思想中的一个基本的理论观点,贯穿着这一理论的《牧人笔记》[4]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尽管张承志自述《牧人笔记》只是“一些零碎记录”,不是“洞究游牧文化的正式著作”,可事实上,它在文体方面自有其特点,即文学性和学术性的结合,在文学化的表达中蕴含着严谨的学术考证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