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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者在历史中的作用
安拉创造了人类后,人类便进入了岁月漫长的历史进程。但人类天生是脆弱的,需要引导,需要教化,才能知道安拉所喜悦的和他所命令及禁止的事物。因此,安拉曾不断地派遣众使者来完成这一使命。相信使者,紧随使者的人才是遵循正道者,这将使他们接近安拉,得到品级的耀升和今后两世的吉庆。《古兰》说:“安拉从天使中,于人类中拣选若干使者,安拉确是全聪的,确是全明的。”(22:75)“阿丹的子孙啊1如果你们同族中的使者来对你们讲述我的迹象,那么,凡敬畏而且修身者,将来都没有恐惧,也不忧愁,否认我的迹象而且加以藐视者,是火狱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7:35—36)“我只派遣众使者作报喜讯者、警告者,谁信递而且行营,谁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否认我的迹象的人,将为罪而遭受刑罚。”(6:48—49)“我确己启示你,犹如我启示努哈和他之后的众先知一样,也犹如我启示易卜拉欣、伊斯马仪、伊斯哈格、叶尔孤白支派,以及尔萨、安优卜、伏努斯、哈伦、苏莱曼一样。我以《宰通尔》赏赐达吾德。我确己派遣许多使者,他们中有我在以前己告诉你的,有我未告诉你的。安拉曾对穆萨对话。我曾派遣许多使者报喜信、传警告,以免派遣使者之后,世人对安拉有任何托辞。”(4:163一165)“我派遣使者,只为要人奉安拉的命令服从他。”————(4:46)“谁服从使者,谁确己服从安拉。”(4:80)
《古兰》之所以用大量的篇幅强调使者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因为人类不能直接从安拉那里得到启示,只有通过使者这一传递安拉信息的媒介才能获得有关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真知。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古兰》所涉及的各种历史问题同《古兰》论及的使者的时代背景和各种事件联起来,这将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和把握《古兰》涉及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因为有关先知(即使者)生平背景的经文,所记录的是恰似发生在昨天或前天的活生生的事实,它们在穆斯林的心灵中感觉犹新。它们对其它各种史实有着导向作用。”《古兰》中的历史观》与此相对照,中西历史观突出的主要是帝王将相和个人的作用,宣扬“英雄史观”、“人为史观”。例如,在中国二千多年来一直被奉为史学正宗的纪传体历史著作《史记》实际上是以帝王的本纪和名人的列传为记述主体。中国正史之所以成为帝王将相的家谱与此种体例关系甚大。这种以人物为中心(尤其是以英雄人物和知名人士为中心)的体例所表现的历史观恰好同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着意于人之所以为人之理、成人之道的思想相默契。中国传统史学甚至将哲人与帝王相提并论,与神相提并论。如《苟子·解蔽》篇历说诸子之大蔽,独曰:“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成积也。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此不蔽之福也。”自此,孔子便成了一个既仁智又具有先见之明,不受外物蒙蔽的圣人了,可以与帝王并肩,自生民以来,天下无人可与他匹配。因此,后来修建孔庙,拜祭圣人成为一种时尚。由孟子、苟子两人作桶,对孔子作偶像般的重新塑造。造至西汉董仲舒又进一步修整涂抹,加上了一道道吓人的光环:罢捌百家,独尊儒术。他根据孔子《春秋》强调大统一和改制主义,臆说“孔子立新王之道”(《春秋繁露·玉杯》),代为大汉帝国立法,首开神化孔子之先河。而在西方的文学传统中,无论是古典的希腊罗马史学,还是文艺复兴运动后的人文史学也同样突出个人的历史作用。虽然中世纪神学也宣传耶酥基督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却赋予耶酥以神的品格(圣子),掩盖了他作为使者和先知的本来面目。对此,安拉述说到:“他们说:‘至仁主收养了儿子。’你们确已犯了一件重大的罪行。为了那件罪行,天几乎要破,地几乎要裂,山几乎要崩。这是因为他们妄称人为至仁主的儿子。至仁主不会收养儿子,凡天地间的,将来没有一个不象奴仆一样归依至仁主的。”(19:8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