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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25711
群贤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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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有一个成功与否的问题,那么什么是成功呢?不牵强,理络清晰,自圆其说是成功。很多人接受并遵行,得到一定的认可,这也是成功。从这两点看王岱舆,他的许多重要概念得到了后辈学者的沿用,补充,进一步的完善,“真”这个概念不仅被其它学者沿用,充实。同时也被广大穆斯林沿用至今,日常生活中我们随时可见的“清真”二字即源于斯。

一个学者的出身、知识结构和其志向与抱负及著书的目的是我们研究他的重要切入点。王岱舆著书立说的目的是什么?他的抱负又是什么呢?“清真之书儒者罕见”他为不“使天公理废而不传”故著述并刊发。这里我们看出王岱舆将“清真之书”上升为“天下之公理”的胸怀、抱负。刘智更是“恍然有感于天方经,大同孔孟之旨也。……乃谓然曰:经,则天方之径。理,乃天下之理。天下之理,而不使天下共闻之而共明之,甚非圣人著经之意也。……”由此可见明清穆斯林学术之风,具有何等之胸怀,为使天下之公理,共闻之,而共明之。这一点今天的中国穆斯林恐有不及之处。而今天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对话,寻求普世之伦理,不也正是这样的抱负吗?

相对王岱舆的以儒诠回而言刘智则不是仅限于“诠”回了,他问同异之于两者,故言性理,求两者的共同之处。刘智进一步在文化层面寻求结合点,有意识地沟通两种文化,辨析寻求其中异同,从而创立了中国伊斯兰教义体系。刘智的知识体系显然丰富多了。这跟清初学风有关。当时天主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对当时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广泛的。刘智也读了 137 种西译书。且遍阅儒家经典,旁通佛老。而他著书为的是什么呢?“健户清凉山中,十经寒暑,翻阅既多著作益富,见中华、天方之人两相遇而不能两相通,因慨然曰:‘译其文而解其义,俾中外翕然同风,是殆余之责也’”可以看出他和王岱舆的区别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