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传真道网 › 论坛 › 【圣学复苏】 › 【苏菲历史】 › 中国经堂教育与陕学阿訇 › 回复 #58735
在鸡街地区荷枪实弹民兵的威慑下,沙甸回民针锋相对成立了“沙甸民兵团”。当时沙甸大队下属九个生产队,第一、第二、第三三个生产队称西营;第四、第五、第六三个生产队称东营;第七、第八、第九三个生产队称金鸡寨、川方寨。每三个生产队为一个营,每一个生产队为一个连。沙甸民兵团成立后,并没有枪,面对鸡街地区荷枪实弹的民兵,感到压力。于是,便用“文革”初期造反派的做法去抢民兵和人武部的枪,以便抗衡。之后,从1974年l2月中旬到月底短短半个月,就发生了多起抢夺枪支弹药的事件,且双方都有伤亡,并愈演愈烈,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1975年1月1日,中央通知马伯华等回民代表lO人与省委领导等一起到北京解决问题。1月3日晚,10名回民代表与省委常委等一起,乘坐国务院派来的专机抵达北京。1975年1月中旬,中央针对浙江、云南两省发生武斗事件发了(1975)2号文件,即《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此通知指出,不论什么人以任何借口抢夺武器,利用民兵武斗,都是错误的,不容许的。没有在思想和组织上联合好的地区和单位,一律不要成立民兵指挥部和民兵团,一律不要给民兵发枪。中央(1975)2号文件针对性很强,云南省委为贯彻执行这个文件,成立了云南收缴枪支执行小组,成员由部队、州县领导及沙甸回民代表组成。收缴武器进行了半个月.沙甸等地回民的武器全部上缴了。执行小组返回北,向中央作作了汇报。其实,只有回民方面收缴了武器,而民兵指挥部民兵和其他村寨民兵的枪并未如数上缴,以致武斗无法平息,事态不断扩大。
1975年2月15日,建水县馆驿回民到香木桥大队的双山村慰问一位因l参加回民上访被大队民兵揪去批斗、被打的阿訇。途经香木桥村时张贴了厂大队支部书记的大字报,该支部书记便布置民兵持枪在双山村旁的山头上窥视回民。在双山村,回民发现这一情况后,十分气愤,认为中央已通知收缴了民兵武器,为什么他们没有上i缴?于是,追上山去质问,双方发生冲突,民兵向回民开枪,回民又进行报复,双方均有伤亡。这次冲突后,回民抬
着尸体到省委上访,要求惩办杀人凶手和抗议省委不执行中央收缴民兵枪支武器的文件精神,不收缴非回民民兵的武器。这次上访有红河州、文山州和玉溪地区等地回民,称为第二次大规模上访。在所反映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回民便抬着尸体上街游行,这引起了中央的关注,中央又派在京回民代表回昆明做工作。经做工作后,回民同意把尸体运回建水安葬,等待对此事的正确处理。 由于当时的州县领导未认真执行收缴非回民一派民兵的武
器,在玉溪地区造成的恶果更严重。中央收缴武器的通知下发后,玉溪地区华宁县盘溪回民按中央的要求全部把枪支武器上缴了。工作组中的县领导人在动员回民上缴武器的会上曾说过:“新村和大寨民兵的枪都上缴了,以后如果发现他们藏有武器,我们领你们去收。”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两个村的民兵写了指责盘溪回民的大字报,被回民撕了。 3月1日,他们又重新写出,又被回民撕了,他们便开枪追赶撕他们大字报的回民,却误伤了正在田间劳动的一个回族妇女。这引起回民的愤慨,很多人拥到工作组驻地责问他们:“为什么只收缴回民的枪,不收大寨等民兵的枪?”要他们履行在动员交枪时的承诺,领回民去收缴大寨民兵的武器,并拉着工作组的几位领导到大寨收枪。刚走到大寨村前,工作组中的县公安局副局长踩到地雷被炸断了双腿,一回民也被炸伤,稍后两人都死了。趁混乱时工作组的其他领导走了,剩下回民与大寨民兵对峙。闻讯赶来的回民为营救被围困在大寨村中的回民,放火烧了一堆稻草和一丘甘蔗,双方发生了冲突。
回民对没有按中央文件精神收缴新村和大寨民兵的枪支,使其行凶开枪打死人很气愤。于是,有人提出要为盘溪死难同胞报仇,并于3月4日到玉溪、峨山、通海三县人武部抢枪。抢得各种枪支一百余支,以及手榴弹、炸药、雷管等一批武器。 3月5日,部队按命令包围了回族村镇纳家营和玉溪大营,这就是所谓的“三五命令”。“三五命令”后,在玉溪、峨山、通海三县收容审查了上百名回民,几百名回民被强制进了学习班,几十人被以“反革命打砸抢罪”判了刑,其间大搞刑讯逼供,不少人遭到毒打致伤致残。 ‘
“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追随者,对待回民的办法是,发枪给非回民民兵,让他们以武器威慑回民,迫使回民抢枪越轨,然后处置回民,其用心十分险恶。红河州当时的一个主要帮派人物一语道破了他们的天机与险恶用心,他说:“现在回子就像一头疯牛,我们要把他引人火坑。” 回民代表在北京与周兴等人针锋相对斗争。为了彻底解决回民问题和云南问题,中央把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县、鸡街公社、沙甸大队的领导,云南两大派的头头和回民代表召到北京。
开始是学习中央(1975)2号文件,执行中央收缴武器的通知,成立中央收缴武器执行小组,回云南收缴武器。
收缴武器执行小组返回北京后,回民代表与周兴等人的斗争集中在“划线站队”、支一派压一派和落实党的宗教政策这两方面。回民代表用大量的事实向中央反映了“划线站队”的错误,要求周兴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同样用大量的事实向中央反映了破坏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行为,要求周兴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周兴等人避重就轻,根本不承认“划线站队”的错误和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他在北京对沙甸问题提出的解决意见,即关于解决沙甸问题的讲话,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一方面对清理阶级队伍违反政策又没有及时处理以及对不尊重回民风俗习惯、宗教上“代庖丢菩萨”作了自我批评,一方面又肯定“捅马蜂窝”和“批林批孔”(实际是在回民地区批伊斯兰教)是必要的、对的。这样的“解决意见”,回民代表不但不能接受,反而认为周兴在诡辩。众所周知,“捅马蜂窝”就是在沙甸强行搞“以人划线”,强行关清真寺,践踏党的宗教政策。
在北京,省委领导把1975年1月底和3月初在玉溪地区发生的几起武斗和抢枪事件归咎于回民,而没有正视问题的实质。回民代表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省委主要领导继续玩弄“支一派压一派”,主要责任在省委。周兴等人甚至向回民代表声说:“这次到北京是一次重新‘站队’的机会,年轻人前途无量,要好好考虑啊!”他们始终死抱着“站队”不放,要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的。
周兴等人一面在北京抛出解决沙甸问题的意见,一面急于派工作队进驻沙甸:1975年5月,部队和工作队又强行进驻沙甸。沙甸群众对1968年部队进村“捅马蜂窝"的情景记忆犹新,坚持回民代表不回来不让工作队和部队进村。回民代表到北京解决沙甸问题,问题不解决,群众心里不踏实,成千群众在村口阻拦部队和工作队进村,部队和工作队进不了村,在鸡街糖厂等地驻下.随时准备进驻沙甸,于是沙甸气氛猝然紧张。
部队和工作队被沙甸群众拒之村外,周兴等人大为恼火,他们以省委、省革委会的名义于5月23日发布通告。通告称,最近一个时期,沙甸一小撮人,煽动少数人抢夺和制造武器,挑起武斗.行凶杀人,……继续对抗中央指示,变本加厉,为非作歹。……根据**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特派出工作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协助下进驻沙甸。不许任何人抵制工作队进村。宣布开远一中一位回民教师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予逮捕,田心清真寺教长为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警告沙甸几个头头,你们已干了很多错事坏事,只有放下武器(其实没有武器),转变立场,交出幕后操纵的坏人,立功赎罪,才是惟一的出路。此通告用飞机空投到沙甸村子里。沙甸群众对周兴等人的这种做法也不示弱,他们把“通告"收集成几麻袋,送到工作队驻地,当着工作队员的面放火烧了。
5月底,省委形成的关于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一个文件,公开把回民上访、要求落实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定为“闹事”,是阶级敌人利用他们在执行民族政策上的缺点错误,挑动闹事。文件的落脚点是要警惕敌人,孤立敌人,打击敌人
1975年6月12日,省委又提出解决沙甸问题的意见,其基本内容仍是周兴在北京关于解决沙甸问题的讲话精神.
为落实省委解决沙甸问题的意见,红河州、个旧市、云锡公司等帮派人物大肆攻击沙甸、诬陷沙甸回民。他们甚至在机关干部大会上煽动说沙甸是小台湾,有国民党特务;在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沙甸人,海外关系复杂;沙甸是小香港,资本主义尾巴从来没割掉,投机倒把、自由市场泛滥。个旧地区的帮派人物更是大肆制造紧张空气,说什么沙甸回民要进攻个旧,于是他们把荷枪实弹的民兵拉到个旧附近的山上以防备沙甸回民的进攻,并在
鸡街到个旧的每条道路关卡设岗放哨。
与此同时.在北京,周兴等人诬陷沙甸有核武器、新式武器,有电台,有后台。他们一再追问回民代表这些问题,回民代表明确表示,我们没有核武器,没有新式武器,没有电台,没有后台,前台后台都是我们,如果要抓就只有抓我们了。周兴等人压不服回民代表,只好搬出顶头上司王洪文。
1975年7月初.王洪文等在北京最后一次“接见”回民代表时向回民代表大肆施压,他把回民上访要求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落实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定为“闹事",是阶级敌人利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行破坏、闹事,并强调云南省委关于处理沙甸问题的意见是中央同意的。他要回民代表返回云南后,欢迎工作队、解放军进村。王洪文对回民代表说:“我们对你们还是抱有希望的,有错误,犯了罪,在实际工作中将功赎罪。我们不希望你们再干错事坏事,但你们要再干,也可以。今天把话给你们说清楚,不要以为是吓唬人的,不相信试试看。”王洪文还要回民代表回来带头批判“天下回民是一家”。最后,王洪文摊牌说:“如果再不让工作队、解放军进村,就要打土围子了。 “打土围子"就是武装解决."沙甸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王洪文,这是十分清楚的。王洪文的这番讲话,还暴露了他与周兴等帮派人物的主仆关系。周兴等人得到“打土围子"的上方宝剑,如获至宝.伺机对沙甸回民进行武装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