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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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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欣
会员巴勒斯坦的诗人达维什一辈子用诗来抗争,有机会要找来看看。
雅欣
会员这篇好像发过了?
葛兰的文章很有深度,需要这样的学者。雅欣
会员【通知】由于本站视频被强行投放了低俗广告,特敬告所有网友近期暂停从本站上传视频!
敬告上传视频的网友们:由于本站的视频空间提供商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不经本站同意,强行一直在我们的播放器窗口投放低俗广告,严重影响了本站的声誉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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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chinasufei.net/viewthread.php?tid=14917&pid=87676&page=1&extra=#pid87676雅欣
会员管理员会提出交涉,大家放心。
楼上的兄弟,冷静一点。:)雅欣
会员严老师的演讲一如既往的慷慨激昂!
雅欣
会员缅怀先贤,反省自己。
雅欣
会员色蓝!
您的文章感情真挚,很感动,也能感觉到您的忧虑,因为您是一个关心穆斯林大众的人。的确,现在很多事情已经流于形式,失去了最初的本意。
可喜的是,年轻一代越来越多的有文化的人重新认识了信仰,走上了回归之路。雅欣
会员确实,每次看视频都会有一些不良的画面出现。
雅欣
会员虚心拜读了!
知感主,中国穆斯林学者中有马效佩博士这样的人存在,给我们很大的信心,马效佩老师的论述有理有据,而且谨慎小心,没有任何妄加揣测!
更可贵的是,马效佩老师对灵性的层面有切身的体验!雅欣
会员拉美穆斯林人数在增长
冶福东译麦丽莎·马特思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个基督教第七日复临派家庭。她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现在戴着盖头,每日礼拜五次并遵守着斋月的操行,封斋、礼拜、思考等。她说:“有时候的确是挺困难的。”
马特思今年20岁,在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攻读政治科学,和她在迈阿密的父母亲住在一起。她说:“我觉得和家人,以前的朋友们疏远了,但是伊斯兰太美好了,值得我这么做。在斋月,只有我一个人这么做。只有我和真主。”
拉美归信伊斯兰教的妇女们所发挥的影响力正在超越他们的人数。她们开办用西班牙语教授阿拉伯语的班级,组建说西班牙语的穆斯林组织,散发西班牙语本《古兰经》。
马特思这学期在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组织了一系列讲座,在拉丁美洲讲授“伊斯兰鲜为人知的历史”,她说。有一些讲座是用西班牙语讲的。
还有一些妇女建立了互助组织。例如“必达”(Piedad), 是一个妇女组织,建立于1988年,专门向说西班牙语的群体讲授伊斯兰教。刚开始的时候只有50个成员,而现在在全国范围内有344个成员。其他的组织如“拉丁美洲达瓦组织”,成立于1997年,旨在促进拉丁美洲伊斯兰教的发展。
“这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运动,主要是在城市地区。”佛罗里达大学的宗教学教授马尼尔·瓦斯克说“这是移民群体之间的一种相得益彰的交流。”
据北美伊斯兰协会的发言人说,美国大约有40,000名说西班牙语的穆斯林。
贾米拉·阿里是一位26岁的女士,七年前她曾梦见自己在一个明亮的清真寺内礼拜,然后她就信仰了伊斯兰教。
贾米拉的母亲来自秘鲁,在此几年前就信仰了伊斯兰教。她还有一个21岁的女儿和一个22岁的儿子,他们也都信仰了伊斯兰教。
阿里说:“你顿时感觉到和真主的距离拉近了好多。你以前的生活方式几乎全被放弃了——以前的衣服不穿了,不去夜总会了,不喝酒了,不抽烟了。”
阿伊莎·穆萨是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宗教学助教。她说伊斯兰教在说西班牙语的妇女中传播的速度加快的原因之一是911事件之后,美国穆斯林对此做出的反应是向外界敞开清真寺的大门,并散发介绍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的小册子,穆斯林因此而扩大了和外界的接触。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向人类传达了安拉的完整的启示;但是穆斯林也承认犹太人和基督徒的经典是天启经典。
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功修)是(1)一心信主——承认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2)做礼拜,每日五次;(3)交纳天课;(4)封斋——在斋月中,每日自黎明起,截止黄昏时分,停止吃、喝、和房事;(5)有能力的人一生中必须到麦加朝觐一次。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归真之后,在七世纪伊斯兰教的传播非常迅速,而今天,伊斯兰教则是世界上传播最快的宗教。
城市地区的说西班牙语的归信者们说现在要找相同思想的人容易得多了。“能够见到拉美人真是太好了,因为我们都相互了解对方的背景。”法蒂玛·纳维兹如是说。她今年30岁,2002年归信。
罗拉米·阿依莎·卡纳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中长大。她的父母亲于1959年从古巴逃到迈阿密。现年52岁的卡纳说她早年曾经考虑过去做修女,后来在22岁的时候皈依了伊斯兰教。她的父母亲是天主教徒,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孙子成为穆斯林。
“当我知道我自己的母亲不尊重我的信仰时,感觉很痛苦。”卡纳这样说。她和她的丈夫按照穆斯林的方式抚养他们的三个孩子。
纳维兹和她的祖父母住在戴维。她说她担心他们不会尊重和理解她新的饮食规矩,因为伊斯兰教禁止吃猪肉和没有按照伊斯兰教法律屠宰动物而获得的肉。
“波多黎哥人吃的东西全都有猪肉,”纳维兹说 “但是他们容忍我的这些要求,给我单另做清真饭菜。”
雅欣
会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当做资料看看,外国人能写成这样已经很难得了。
雅欣
会员真实在民间
弗来舍(弗莱彻)《中国西北的纳格什班底耶》译稿读后
罗常虎
前几年因写一篇文章(题目)苦于资料的问题只好搁置起来。国内一些官方出的资料不能尽如人意,而民间的资料再真实可靠如农民的感情和立场一样无人重视,甚至不被承认。想找一些有关的国外资料来引证,但苦于外国的洋资料一来不懂,二来找不到。知道弗来舍的《中国西北的纳格什班底耶》存在,并在国内一些文章刊物中频频被引证,但就是找不到。
好在张承志老师坚持不懈地努力,2003年通过一位日本友人从大英图书馆复印了一份。回国后,他复印了好多份,散发给一些关心伊斯兰文化学术研究的中青年阿訇以及穆斯林青年学者,呼唤穆斯林的文明内部的研究。2004年夏资料到我手里,兴奋之余又很无奈,资料是英文的看不懂。找一位具有资质既要有相当的英语水平,又要了解伊斯兰教的人很不容易,反复筛选,最后想到了教授英语的冶福东,译稿脱手后,又经张承志老师勘误。他建议把译文散发出去,让穆斯林的手里拥有资料,打破学术资料的垄断,突破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被表述”和被曲解的现状。
通过参与资料整理及反复的阅读,我有了这样一个认识:民间的学术最真实。他们只记着,用心记着真实。他们没有官方学术的种种顾忌,没有御用文人的复杂心态及媚权附势的写作。而国外的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尤其是对伊斯兰教的研究隔着一道墙,要么采用官方资料,要么蜻蜓点水式的走一圈。没有象摩尔根一样当一回印地安人民的儿子,几十年经历想了解一个民族或一个宗教的实质是不现实的。弗来舍所了解的不是实质性的,更不是全部。他的贡献是提供了国内不熟悉的一些重要资料。他不止一次的指出“待考证”,而国内的研究者多以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态度对待国外资料。所以,我要强调的是引用国外资料要谨慎,不要迷信,不要盲从,不要引入国外学术资料的同时误导学术。毕竟他们的研究局限性也是巨大的。
以下就弗来舍《中国西北的纳格什班底耶》中,笔者比较熟悉的马明心*一部分中存在的问题,列出自己的点滴见解,以供参考。
1.“他到过布哈拉,并在那里遇见了正在返回中国的马来迟,据说他们两个在一起学习过。马来迟后来被称为马明心*的“伙伴”或者“师兄”。马明心去也门的原因有可能是马来迟已经在也门有了比较好的人际关系,也有可能是布哈拉的纳格什班底耶和扎比德的纳格什班底耶之间有关系。”这只是“据说”、猜测及富有想象力的推理,或录于满清政府的极不可靠的官牍文本而已,任何内部资料中没有这方面的文字记录,所以这种据说是难能令人置信的。
2.“据说马明心从中国出发陪伴他的祖父(按照中文资料,应当是他的叔父?译者注)去朝觐时是‘7岁’,…… ”马明心*9岁出国朝觐《热什哈尔》有前后有两处相互佐证的记载(参看《热什哈尔》p5_p8页。),所以,马明心*9岁出国应该是没问题的。
3.他在布哈拉至少还停留过一小段时间,”很显然,有前面的据说就有这样结果的可能,无疑他是受国内一些官方资料的影响,或者在布哈拉有类似于马明心*哲合忍耶的宗教仪式的纳格什班底耶派别所致。而哲合忍耶的内部资料只字未提有关马明心*到布哈拉的事。所以有上述的结论不可思议。
4.“他在那里追随一个门派学习,苦读了二十多年,然后返回中国。”马明心*实际在也门(包括往返的时间在内)最多十六年。弗来舍的苦读了二十多年可能是一个概数,但当成事实是说不通的,因为马明心*回国时是二十五岁,除过国内生活九年,只有十六年。
5.“他于1761年返回中国西北以后……,”这种时间概念上的错误显而易见。据《热什哈尔》等资料记载马明心*回国后与马来迟多次出现在一些场合。假设马明心*1761年返回中国,那时马来迟*早已去世好几年了,怎么可能出现在同一场合。弗来舍的原文马来迟*的生卒是:阿布•福土哈•马来迟(1673—1753)。
6.“据说马明心从中国出发陪伴他的祖父……。”马明心*是随叔父而非祖父,这国内官方资料及哲合忍耶内部资料都是一致的。
7.“穆罕默德•然巴尼成为教主以后又指定穆罕默德•贾来里(Jalal,中文名字为马达天??译者注)为继承人,他可能是一个回族不知怎么招惹了清政府,结果被流放到黑龙江的船厂做苦役。他逝世后被埋葬在那里,后来被称为“船厂太爷。后来好象在宁夏南部的金积堡附近的灵州为他建了拱北。”这里面有几个问题:.A.穆罕默德•贾来里,就是回族。B.他是流放到黑龙江的的布盔(即现在的齐齐哈尔),而非黑龙江的船厂。C.船厂在吉林省吉林市。D.他是途经船厂时病故,所以也就埋在那里,后来拱北也修建在船厂。F. 宁夏南部(应是宁北)的金积堡附近的灵州没有为他修建拱北。
8.“……四月八太爷”,因为他是在阴历四月八日被清政府的军政当局所杀。”他是哲合忍耶自道祖马明心*以来第一位寿终正寝的穆热什德,并非被清政府所杀害。
9.“马化龙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教权,但却是从一个叫做马修真(音译,原文Ma Hsiu-jen)的老师那里接受的教育。这位老师和马化龙同葬于鸿乐府拱北。马修真?”无从可考。但他绝没有与马化龙同葬的可能。马化龙*被凌迟残杀,身首各异。他的拱北后修在他被杀害的地方,宁夏吴忠的四旗梁子。甘肃张家川宣化冈也建有他的拱北,而非在鸿乐府。
10.“杜文秀有可能是马明心的神秘主义道路分支的倡导者。”没有任何资料能证实这种说法。
11“这些难民中有一个人名叫妥明(音译,原文Tao-ming??译者注)[ 又叫做陶特林(音译,原文To-te-lin??译者注)]。此人似乎是一个哲赫忍耶。他曾追随新的教主马化龙在金积堡学习过一段时间。”道听途说,杜撰、猜测,完全不懂得新疆的苏菲派。。
12.“甘肃省西南部的河州的马占鳌的追随者。有些记载上说马占鳌是一个哲赫忍耶的“皮尔”(pir, 大师),但他一般都被看作是“老教”的领导人。”不知弗来舍怎样得出这样的结论,也不知他所说的“记载”的来源出处?而给我的感觉是只要是与反清或“反叛”有关的人都被他冠以哲赫忍耶的帽子,好象这是理所当然的。不知是给他提供资料者的有意还是他老先生丰富的想象,的确令人费解。
13.“马化龙的全家几乎全部被杀,只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存活了下来。(译者注:应当是孙女和孙子。马化龙的儿女中无人幸免于难)这个女儿逃出甘肃,在云南住了一段时间,和一个叫做马元章的回族成婚(1855?1920。译者已纠正:应当是孙女和孙子。”这个女子根本没有可能逃出甘肃并在云南住一段时间。事实是:她在现宁夏南部山区的一个山沟里躲藏。马元章*逃离云南,在西北站住脚以后才访查到她,此后才结为夫妻。
14.“马进西的父亲(马化龙的儿子)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中文名字不详,死后被葬于满洲里。小儿子就是马进西,1880年前后出生,在甘肃省的张家川被抚养大,……”此说更不可思议。马化龙*的儿子都被杀害在灵州(现在宁夏吴忠灵武地区),一个儿子死后被葬于满洲里是无稽之谈,纯属捏造。而马进西*是在十二岁被满清政府押往西安实施宫刑的途中被马元章*派的人劫囚车救下来,之后隐伏在张家川等地……
罗列了上述十多处问题,而且有些错误显而易见。这些问题或错误的出现,对一个研究者来说应予以批评,因为在他以前的西方人已有更准确的描述,即便同样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的调查,弗莱彻对纳格什班底耶的考察,给研究纳格什班底耶者提供了十分可贵、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即关于(也门栽因………)。
话回到我的问题,弗来彻对中国纳格什班底耶苏非的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和疑点,对国外的研究者来说是自然的,因为他们更不了解中国。中国对他们来说是个迷,更不要说中国伊斯兰教纳格什班底耶苏非教派的分支。弗来彻对中国纳格什班底苏非的研究成果,对脱离信仰者真实的、体制豢养的“研究者”来说,的确是奇珍异宝。
当然,半个多世纪来,缺乏有关对中国伊斯兰教系统的专著,而弗来彻的研究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没有戴着歧视的眼镜看中国的伊斯兰教。所以他的《中国西北的纳格什班底耶》是研究中国苏非的起源问题的宝贵的资料之一。
但起源问题并非一切,甚至起源问题并不那么重要。作为中国国内近当代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学者们对资料的引用,或对中国伊斯兰教派的历史等问题时,下结论应该谨慎客观,应该知道事实远比一些洋资料要重要。而且更可悲的是,一些研究者一旦获得国内稀有的国外资料,便如获至宝,封存起来,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的卖,为其所谓学术观点的佐证。这样的学术,犹如一个人买了头有病的奶牛,以卖奶子、或奶制品谋生。殊不知病牛产的奶子有病毒,会给自己及食用者传染病毒。
故对那些食洋不化的研究者来说,他们的学术无疑是病态的,而他们往往都是在研究所、大学、科学院,即体制内的主流话语之中,所以其在学术领域产生的后果不言而喻,对整个学术领域的误导可想而知。我写上述文字是为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即便拥有优秀的条件和完成了出色的调查,并获得了宝贵的资料——官方的和体制的研究存在着许多问题。要想真正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文明或一个宗教派别的历史的真实,首先应该到他们中间去成为他们的一员,象摩尔根一样成为印第安人的义子,象张承志一样当蒙古额吉的儿子,几十年如一日。只有这样学术及其成果才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才有资格对一个研究对象有发言权,才有资格成为一个民族或宗教团体的代言人。
作为伊斯兰教文明内部的发言人更要具备一个信仰的心,也就是穆斯林所说的依麻尼的心,用它来指导写作、学术或思想,否则即使具备了写作能力,但结果会是缺筋少骨,更会缺少灵魂。所以,要突破“被表述”的历史,构建自我表述的开端,就不仅要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做基础,而且要有坚定的信仰为后盾。否则自我表述只能是口号和空谈,或者,只能在当今所谓学术糨糊的一锅粥里,再添一勺混水。
注:一.*1。愿安拉喜悦他。2。为行文方便,请允许我只呼其名。
二.黑色粗体字为引用译本原文。
2005.5.20.与上海丰庄
雅欣
会员后记
对于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纳格什班底耶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工作尚待进行。清朝的再次征服并没有消灭该神秘主义道路在新疆的各个分支。在中国西北,哲赫忍耶虽然受因清政府的镇压而惨遭重创,但是继续有人追随,不过她又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派系。马化龙的全家几乎全部被杀,只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存活了下来。(译者注:应当是孙女和孙子。马化龙的儿女中无人幸免于难)这个女儿逃出甘肃,在云南住了一段时间,和一个叫做马元章的回族成婚(1855—1920)。马元章虽然也姓马,但是亲戚,是她父亲的学生。马元章毫无疑问因为这次婚姻而坚强了他的特殊地位。他后来返回甘肃,在金积堡附近的沙沟落脚,在他的弟弟马元超的帮助下开始联络分散的哲赫忍耶教众。他成功地使自己成为普遍认可的教权继承人,和远在云南、喀什噶尔等地的哲赫忍耶教众建立了联系。1912年秋天,清朝灭亡后哲赫忍耶终于可以公开而又正常地生活了。所以可能是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可以公开地戴自己独特的两角白帽,这种白帽代表者西北哲赫忍耶的身份。
在马元章的领导下,哲赫忍耶重新发展壮大,但是1918年,马化龙的一个孙子,名叫马进西宣布自己为教主,挑战马元章的地位。马进西的父亲(马化龙的儿子)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中文名字不详,死后被葬于满洲里。小儿子就是马进西,1880年前后出生,在甘肃省的张家川被抚养大,隐名埋姓一段时间以后他来到了宁夏的金积堡,并在那里和马元章争夺教权。他为自己建立了一个中心,称作板桥。
马元章两年后逝世于1920年的大地震,被葬于宣化岗。但是马进西无法加强自己的控制,哲赫忍耶分裂为四派,由四个教主控制:板桥的马进西,宣花岗的马元超的三儿子马惠武(殁于1946年),龙山镇附近的马元超的六儿子马庭武,和沙沟马桥的马元章的四儿子马震武。1935年,马震武住在北平,身体状况欠佳。1940年,在和国民政府的官员会谈后他飞回甘肃。到20世纪50年代时,他已经成为哲赫忍耶的领导人,在河北,陕西,甘肃,宁夏,云南,新疆和吉林都有拥戴者。但是1958年,在**政府下,马震武被冠以“极右分子”而加以攻击,他的“罪行”在穆斯林人民的批判大会上被揭发。
有关马化龙时代和马化龙后时代的哲赫忍耶的记载显示,马明心的教门本真思想在19世纪的中期就已经消失了。据说马化龙在定居金积堡之前曾做过西向的旅行,但是从有关对他的传教的记述来看,其中有很多严重的自创内容。据说他不但显示奇迹、搞坟墓崇拜,而且自称先知,与穆罕默德相提并论。更有甚者说哲赫忍耶把什叶派看作自己的同派。一位基督教的传教士观察者说哲赫忍耶相信在他们第九辈大师的光阴里,耶稣将会返回人间。
显示奇迹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除此之外,其他的种种说法都无法使人信服。官方的记述总是带有贬义和恶意,一些西方人士由于不懂行,将他们自己的理解掺杂到观察记录中,另外,很多传述者都是文盲。所有这些,都使得哲赫忍耶的教导看起来混乱不堪。哲赫忍耶的确为他们已故的教主们和大师们建造了坟墓,但是关于“坟墓崇拜”的说法尚待查证。就算马化龙和他的家人曾经说过他们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代,也没有理由可以推断说他们曾经宣布和先知平起平坐。至于和什叶派以及教义创新有关的说法,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诚然,在纳格什班底耶的谱系中能够找到他们的位置这一事实,并不能够自动将正统的逊尼派思想传输到该派系的头脑中去,但是从该神秘主义道路的整个历史来看,其在中国的哲赫忍耶分支也不可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纳格什班底耶有巨大的差异。
中国汉人区还有一支明显属于纳格什班底耶的穆斯林群体,那就是位于甘肃省西南部的河州的马占鳌的追随者。有些记载上说马占鳌是一个哲赫忍耶的“皮尔”(pir, 大师),但他一般都被看作是“老教”的领导人。这里的“老教”是否指的是虎夫耶(阿发给耶的中国分支)尚不能确定,但是他们遵循的是“低念”,这就排除了他们追随高念道路的可能性。河州一直是中国的阿发给耶的活动中心。
马占鳌和马化龙一样,都在1871年向清军投降,但是和马化龙不同的是他被赦免,并进入清政府的朝廷作官,与18世纪末虎夫耶派的穆斯林应征前去平定白莲教起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马占鳌的儿子马安良是他的继承者,继续忠于清政府,甚至在清朝灭亡以后还有忠心。主要是处于地方政局的考虑,马安良曾经作为军事领导人加入过清王朝的复辟活动。1913年,马安良被迫退休到河州,死于1918年。他的继承者之一,凉州的马庭祥曾于1927年率军抗击国民党政府军。
1948年,阿发给耶马五太爷一系的第七辈继承者(葬于河州城外的毕家场)依然在世,而甘肃省南部的临洮的阿发给耶一系的第十辈也是最后一辈继承者则于1890就已经逝世了。据说有一个该家庭之外的学生成为新的传人,而且据说在中东的一个阿拉伯国家的纳格什班底耶中心追随一位叫作赛义德·哈比卜·阿拉(Said Habib Allah)的人学习过。
纳格什班底耶在1895—1896年的撒拉人起义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尚有待研究。但是该道路在撒拉人当中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不可能没有介入。但是争端是否如官方文件所说的那样起于老教虎夫耶和新教哲赫忍耶的差异,尚不明朗。清政府的官员看上去是利用了老教和新教之间的争议对穆斯林进行了离间,而他们在对付汉人聚居区的政治运动时使用的伎俩则是贴“白莲教”的标签。
云南和中国西南部的纳格什班底耶史亟待研究,而新疆被并作省以后,该地区的纳格什班底耶历史,也有待研究。这两部历史都要从外部影响和内部联系两个方面进行研究。纳格什班底耶可能是1900年以后泛伊斯兰主义的主要传播者,而新疆的回族纳格什班底耶的强大也是很明显的。中华民国政府对前往麦加朝觐的禁令的解除可能也产生了重要的效果。
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纳格什班底耶的记载很少,但是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依然非常活跃。但是和白尼格森(Bennigsen)教授所记述的苏联境内高加索地区的嘎德忍耶和纳格什班底耶之间的兄弟般的关系相比,他们可能没有发挥那么大的作用。雅欣
会员新疆的马克度木圣战
由于伊斯兰教在清朝中国的存在而引起的问题一开始被清政府的文化带隔离政策微型化了。清政府把全国分为满洲里边远地区,内外蒙古,**,新疆和中国汉人区,这些文化区之间只要能隔离就一律隔离。即便是在新疆,准噶尔大草原区,天山以北地区,东土耳其斯坦的农业绿洲区,和天山以南区,这些区之间都划了明显的界线。东土耳其斯坦又从行政上划分为阿勒特沙(六城)和维吾尔斯坦,双方的旅行和商业活动都设有限制。如果在新疆和中亚西部之间旅行那就触犯了帝国的禁令,但是来自克什米儿,巴达克善(Badakhshan),浩罕(Kokand),西尔达雅山谷(Syr Darya valley)城市的一些商人,天山里的柯尔克孜族人和帕米尔人,使得阿勒特沙(六城)的居民们和新疆以西的穆斯林世界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交流。
尽管有隔离的政策,清政府还是鼓励汉人区的居民向准噶尔移民去开发那里的大草原和荒原。这些移民中有很多回族人,他们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和西北汉人区的回族人取得联系。在伊犁山谷,早前有一个准噶尔人建立的属于东土耳其斯坦的穆斯林社群。在于1759征服阿勒特沙(六城)以后,清政府强迫乌什吐鲁番和其他一些地方的东土耳其斯坦人举家迁往伊犁山谷,从而增加了那里的人口。这些移民被称为“塔兰齐”(Taranchi),“农民”。塔兰齐们和他们在南部的亲戚朋友们当然是保持着联系。简言之,清政府的隔离政策并非完全有效,但是在它有效的地方,例如中国汉人区,由于闭关自守,使外界的有竞争力的领导力量无法进入,从而导致了当地穆斯林的等级现象。
这一时期,阿勒特沙(六城)的穆斯林的领导权问题上充满了斗争。清政府主要扶持当地那些土生土长的贵族,从而换取他们反对马克度木扎德家族的华哲们。他们中有一些是伊斯哈格系的纳格什班底耶,但是清政府把马克度木·阿赞木一系的贵族们全都分离出来送到北京,给他们以帝国贵族的封号。前文所提说过的、贾玛尔·阿·丁·卡塔吉(Jamal ad-Din Kataki)一系以降的纳格什班底耶华哲们有着为数可观的拥护者们,主要是在阿勒特沙(六城)的东北和新疆的回族人当中。随着回族人的大量拥入,马明心的新教有了立足之处,纳格什班底耶的印度分支“木加地迪”(Mujaddidi)在莎车(Yakand)也有了栖身之地。其他的神秘主义道路的作用也很重要。由华哲·穆罕默德·谢里夫·坡(Khoja Muhammad Sherif Pir,殁于1555/6年或1566年)所建立的乌外西耶(Uwaysiyya)在伊犁的塔兰齐人和回族人当中拥护者很多。嘎德忍耶也拥有一定的力量,包括在库车的胡达维(Hudawi)的后继者们,清政府给他们在阿勒特沙(六城)封有重要的行政职位。
在所有这些派系当中,纳格什班底耶的阿发格分支在阿勒特沙(六城)人的心目中仍然享有比较高的地位。他们把阿发格·马克度木家族看成是这片国土的合法统治者。清朝的统治只是暂时的挫折,效果有限。天高皇帝远,在大多数地方,执行的依然是伊斯兰教法。住在可汗领地内的山里的马克度木家族的华哲们以圣战(jihad)的名义向清帝国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希望能够收复东土耳其斯坦。而清政府这一方面,则试图把作为宗教社群的阿发给耶和以阿发格·马克度木家族为首的“叛乱”的支持者们区别对待。所以位于喀什噶尔城外的哈德拉特·阿发格[Hadrat Afaq, 以前称为“雅格都”(Yaghdu)] 的阿发格墓地多功能区依然作为阿发给耶的活动中心而开放,而位于东北方向不远处的阿斯丁·阿图什(Astin Artish)的萨图克·布格拉汗(Satuq Boghra Khan)的墓地也成为一个类似的阿发给耶活动中心。
1759年,有两个阿发给耶的华哲被清朝的军队赶到了巴达克善。其中一个叫做伯罕·阿丁(Burhan ad-Ding),他有一个孙子,叫做穆罕默德·玉素夫。有证据表明玉素夫和一伙柯尔克孜族人于1797年偷袭了清朝边境。1814年,一个属于伊斯哈格分支的纳格什班底耶, 名叫迪亚·阿丁(Diya ad-Ding)在喀什噶尔西南部的塔什马力格(Tashmaliq)发动了一次小的起义。但是这两次行动均未引起阿勒特沙(六城)人的反应。但是在1817年,穆罕默德·玉素夫的弟弟张格尔(Jahangir)宣布向清朝发动圣战,在柯尔克孜族人的帮助下发动了几次后果比较严重的袭击。1826年,扎罕格在喀什噶尔取得的军事行动上的成功引起了全城人的起义,浩罕(Kokand)的可汗本人也率军揭竿而起,进入阿勒特沙(六城)。英吉沙(Yangi Hisar),莎车,和和田(Khotan)等地的群众也都纷纷起义,把城池交给扎罕格。但是阿发给耶非但没有如法炮制,还用他们的强力地位抵制伊斯哈给耶,于是永久性地削弱了伊斯哈给耶。当清朝的军队于1827年前来平定这一地区时,扎罕格及其手下弃城而逃,没有抵抗。清政府于1828年将张格尔捉拿归案,在北京斩首示众。
清政府逐渐采取较小的报复措施。先是和浩罕地方政府一道以书面的方式谴责这次叛乱。他们刻意避免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为伊斯兰教的武力性和与己相异的世界秩序观,从而避免将边疆的问题和内地的问题联系起来。1781年和1784年内地新教起义之后,清政府曾禁止穆斯林收养非穆斯林的婴儿,现在他们又如法炮制,禁止非穆斯林的汉族人娶穆斯林的女人为妻。在穆斯林看来,这两条规定都形同虚设,因为伊斯兰教法严格禁止收养和穆斯林的女人嫁给非穆斯林的男人。对于清政府的这些禁令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是他们的真实意图可能是这样的:清政府自然是有着种种便利的条件,可以对伊斯兰教和帝国版图内的穆斯林社群了如指掌。平定叛乱之事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他们的这些无用禁令就是做一些表面文章,给让汉族人看政府是如何限制穆斯林传播伊斯兰教的。
张格尔是马克度木家族中最后一个实干家,但是在阿发给耶的主导下,在后半个世纪,考坎的可汗们试图垄断新疆的对外贸易。为了逼迫清政府许可他们进行贸易,浩罕资助马克度木家族分别于1830年,1845年(马克度木家族支持的一次叛乱),1847年,1852年,1854年,1857年,1861年进攻清朝。但是这些袭击活动的破坏性太大,削弱了人们对阿发给耶事业的热情。与此同时,伊斯哈给耶的力量却增强了,尤其是在莎车。为了和阿发给耶争权夺利,伊斯哈给耶临时改变策略,逐渐开始支持清政府的统治。
然而,总体看来,虽然阿发给耶的力量衰退了,伊斯哈给耶开始忠于清政府了,但是纳格什班底耶的力量还是增长了,这种增长中蕴涵者对清帝国统治的挑战。阿发给耶在喀什噶尔依然强势,库车的华哲们在在阿勒特沙(六城)的东北部加强了力量。在莎车,纳格什班底耶的印度木扎迪地分支的领导人阿布德·阿·热赫曼·哈达拉特(Abd ar-Rahman Hadrat),在势力上有所发展,而且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也为他自己赢得了众多的伊斯哈给耶教下。到19世纪60年代时,木扎迪地耶已经成为阿勒特沙(六城)西南部一支强大的力量。在天山以北的回族人当中,马明心的新教的力量也得到了增强,而阿发给耶(老教)肯定也赢得了不少教下。纳格什班底耶成为浩罕和国外其他地方之间的联系纽带。例如印度的英国人曾用一个纳格什班底耶,华哲·艾哈麦德·筛海·纳格什班底·赛义德,作为代理人,搜集关于东土耳其斯坦的信息。在拉达克(Ladakh)的首都雷埃(Leh),纳格什班底耶大师华哲·筛海·尼雅兹(Niyaz)和他在雅坎的学生们保持着联系。
积极参政思想的传播
清政府于1781年镇压了田五阿訇起义以后,马明心的新教的传播就转为地下,但是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除了新疆,中国西北和陕西之外,清政府于1789年在青海也发现了一个新教社群,甚至在湖北,吉林,黑龙江,天津和清朝首都都有新教的拥护者。由于曾经被清政府镇压过,新教可以说是清帝国内最反清的穆斯林群体,所以说由新教发动一次有力的反清圣战,也是顺理成章的。
马明心在于1781年被害之前曾引导很多人成为他的哲赫忍耶教下。苏四十三和田五虽然领导了哲赫忍耶进行了1781年和1784年的新教起义,但是他们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马明心指定的继承人。据传说马明心指定了他的两个徒弟作为哲赫忍耶的大师(老人家)。其中的一个名字不详,另一个是穆罕默德·然巴尼(Rabbani),又称“穆阿訇”或“穆巴巴”(“巴巴”是土耳其语,“父亲”的意思),其墓在甘肃省东部的平凉。
穆罕默德·然巴尼成为教主以后又指定穆罕默德·哲俩里(Jalal,中文名字为马达天——译者注)为继承人,他可能是一个回族,不知怎么招惹了清政府,结果被流放到黑龙江的船厂做苦役。他逝世后被埋葬在那里,后来被称为“船厂太爷”。后来好象在宁夏南部的金积堡附近的灵州为他建了拱北。穆罕默德·哲俩里的继承人为他的儿子“马尔”(原文为Ma Erh, 实际上是马以德——译者注),被称为“四月八老太爷”或者“四月八太爷”,因为他是在阴历四月八日被清政府的军政当局所杀。马以德从穆罕默德·然巴尼那里得到了最初的传授,但可能并没有得到做教主的授权。他的教主继承权是从他的父亲穆罕默德·哲俩里那里得来的。马以德被葬于宁夏平原上金积堡附近的鸿乐府。
哲赫忍耶的下一个教主是马以德的儿子马化龙。马化龙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教权,但却是从一个叫做马修真(音译,原文Ma Hsiu-jen)的老师那里接受的教育。这位老师和马化龙同葬于鸿乐府拱北。金积堡位于宁夏南部,黄河的东岸,马化龙以此为据点建立了稳固的势力范围。截止目前,除了新疆的几次阿发给耶战争以外,其他的一些穆斯林起义在清政府看来只是叛乱而已,算不上圣战。除了和穆斯林国家接壤的边疆地区的穆斯林以外,中华帝国的其他地区的穆斯林永远都是数量上少很多的少数派。这些位居少数的穆斯林一旦和中国汉人区的政权发生冲突,其原因要么是他们内部冲突,要么是来自汉族非穆斯林的压力使他们不得不诉诸武力。
但是中国的十九世纪中叶是一个战乱纷呈,动荡不安的年代。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沙俄吞并满洲里,贵州的苗族人起义,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皇帝出逃,再加上新疆穆斯林中的阿发给耶制造的动乱,所有这些环境因素看起来似乎圣战是可以打赢的。在云南省和西北地区,来自位居多数的非穆斯林的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是19世纪50年代的非穆斯林起义,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清王朝岌岌可危,生死存亡都成了问题,这使得圣战看起来是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而且为了穆斯林的生存,有必要推翻清王朝。
19实际上半叶,尤其是在云南和陕西,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摩擦日益加重。云南出现了骚乱,分别在20年代,1830年,1845年两次,1855年又出现一次。1856年,在长达几个月的相互报复——杀人,放火,抢劫——之后,出现了一次针对穆斯林的大屠杀,于是爆发了大规模的穆斯林起义。云南的穆斯林被称为“班赛”(又称:潘泰——译者注),这是缅甸语中对穆斯林的称呼。这些起义,总称为班赛叛乱,前后持续了约20年,遭到了清政府的血腥镇压,直到1873年,才最后平息。这次起义并非全是穆斯林,还有非穆斯林的加入。纳格什班底耶在这次班赛起义中的作用还有待研究,但是杜文秀有可能是马明心的神秘主义道路分支的倡导者。杜文秀曾出版了第一本完整的汉译《古兰经》,而且使用的名字是“苏丹·苏来曼”(Sultan Sulayman)。他曾试图在云南西部的大理建立一个独立的苏丹国。
1862年,当太平天国的军队进攻四川时,陕西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并出现了一些动乱和暴力行动,进攻,自卫,反击在双方之间时有发生。双方都有野蛮行径,当局无能为力。陕西的很多穆斯林被赶出家园,被迫到甘肃寻求避难。这些难民中有一个人名叫妥明(音译,原文Tao-ming——译者注)[ 又叫做陶特林(音译,原文To-te-lin——译者注)]。此人似乎是一个哲赫忍耶。他曾追随新的教主马化龙在金积堡学习过一段时间,然后在马化龙的另一个学生的邀请之下去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并在那里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此后不久,还是在同一年,马化龙也加入这场冲突而且很快成为其中的重要人物。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互相配合的圣战,阿发格派的纳格什班底耶和其他各派的穆斯林力量,至少有一段时期是遥相呼应的。
这场中国西北的圣战以武力的方式将新疆和帝国的中心隔绝了。1863年,伊犁地区的穆斯林出于同情也发动了一场起义,被清政府镇压了,但是1864年在新疆爆发了六次相互独立的圣战起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疆的圣战中回族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些圣战中有两场是由纳格什班底耶大师们领导的。一场是由贾玛尔·阿丁·卡塔基(Jamal ad-Din Kataki)的后代拉什丁·汗·华哲(Rashidin Khan Khoja),人们称为黄华哲,在库车领导的;另一场是由阿布德·阿·热合曼·哈德拉特在莎车领导的。另外有两场也几乎可以确定是有纳格什班底耶大师领导的。一场是由陈祥音(音译,原文Chin Hsing-yin——译者注)和柯尔克孜族首领萨迪克别克(Siddiq Beg)领导的,在阿发给耶的大本营喀什噶尔,另一场是由妥明领导的,在乌鲁木齐。他给自己封了一个头衔,叫做“清真王”。不难想象剩余的两场也是由纳格什班底耶神秘主义道路的拥护者们领导的:由哈知·哈比卜·阿拉·穆夫提(Hajji Habib Allah Mufti)领导的和田(Khotan)地区的圣战和塔兰齐领导人穆阿赞木·达特(Muazzam Dhat)或穆阿赞木·汗领导的在伊犁地区的圣战。穆阿赞木·达特是乌外西耶的创始人穆罕默德·谢里夫·皮尔(Muhammad Sharif Pir)的后代。皮尔追随其他道路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当时纳格什班底耶拥有很大的实力和影响力,所以皮尔很有可能也是纳格什班底耶。第二年,1865年塔尔格班泰( Targebatai)的穆斯林也起义反抗清政府,受到了哈萨克人的武装支援。
与当时中国西北(译者注:作者所说的中国西北不包括新疆)的情况不同的是,新疆的各个穆斯林队伍中发生了一次领导权危机。妥明和拉什丁·汗·华哲进行了合作,于是增加了后者在喀什噶尔的影响力。但是陈祥音和萨迪克别克反对这样做,他们向考坎的汗要一个能够将新疆人民团结起来的人,一个马克度木家族的人。浩罕派去了张格尔的儿子巴则格·汗·图拉(Buzurg Khan Tura)和一支象征性的军队,66人组成,由一个叫做阿古柏·别克(Yaqub Beg)的人率领。巴则格·汗很快就干掉了陈祥音和萨迪克别克。他的大将阿古柏·别克打败了拉什丁·汗·华哲和阿布德·阿·热合曼·哈达拉特,然后流放了巴则格·汗,自己登上了权利的宝座,自封为毕达拉特(Badawlat,“幸运”)。1868年,他将整个阿勒特沙(六城)西部纳入自己的权威之下。
1869年,雅古百制服了拉什丁·汗·华哲之后与妥明开战。而这时的妥明已经因一次部下哗变而削弱了力量。起初,阿古柏和准噶尔的徐学功(音译,原文Hsu Hsueh kung)麾下的非穆斯林军团结盟,而徐是最终忠于中国和清政府的。两人合力进攻乌鲁木齐的妥明,但是拿下城池以后,阿古柏未将许任命为省长,于是联盟破裂,许撤回军队。
在中国西北,清朝的军队最终于1871年迫使马化龙投降,并砍了马化龙及其儿子的头。马化龙的身体被埋在黄河的东岸的金积堡附近而他的头则被埋在甘肃省张家川以北的宣化岗。在击败了回族人最强大的领导人之后,清朝的军队逐渐开始对准其他的起义队伍。这些队伍中有些向北进入蒙古,进攻科布多,袭击鄂尔多斯人,然后再向西北开进,直到被拦截。一直到1783年,清军才平息了中国西北的最后一支叛军,迫使最后一位穆斯林领导人退回到新疆。
打败妥明以后,阿古柏尚有一个主要的穆斯林地区未能控制,那就是伊犁。当时的伊犁,穆阿赞木·达特的位置已经被阿布·敖格兰(Abu l-Oghlan)所继承,人称阿拉·汗,而他自封为以固勒扎(即伊犁,Kulja)为中心的穆斯林王国的“苏丹”。伊犁的穆斯林成功抵制了来自雅古百的压力,但是1871年,俄罗斯人入侵伊犁并将整个地区置于俄国人的军事管制之下。1874年,清朝军队开始试图重新征服新疆。俄国和英国曾考虑过支持雅古百政权,但是后来又决定反对之。奥斯曼帝国名义上的支持也收效甚微。
1877年,阿古柏死了,不是自杀就是被刺。此后不久清军彻底平定了阿勒特沙(六城)的叛乱。阿古柏的儿子别克·古里·别克(Beg Guli Beg)的部下和逃亡的回族领导人白彦虎逃入俄国境内并在那里受到了庇护。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清政府使得俄国政府于1882年撤出大部分伊犁地区,而这时伊犁山谷的穆斯林因害怕清政府的迫害,在俄军撤退时一道迁入俄国境内,使得在那里避难的人口大大增加,他们的后代就是今天苏联境内的东甘人(或东干人)和维吾尔人(塔兰齐人和东土耳其斯坦人)。在俄罗斯的突厥人当中,有一个华哲·阿发格的后代,名叫哈希目·汗(Hakim Khan),继续代表者马克度木家族的传承。别克·古里·别克在费尔干纳(Ferghana)享受俄国政府给的生活金,而且继续自称喀什噶尔的国王。阿布·敖格兰在卧尼(Verny)定居,俄国政府给了他牧场和年俸。
清政府对圣战的镇压使无数的穆斯林人头落地。清军对他们认为犯有反叛罪的穆斯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和屠杀。在中国汉人区,18世纪晚期开始就不断恶化的回汉关系,在圣战失败后变得更加仇恨和充满敌意。清政府决定隔离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灭绝性地屠杀回族人口并非政府的选择,而且北京反面也避免将哲赫忍耶放逐到一个广阔的、王国似的天地,尽管西北地区的地方政府的确将放逐了陕西和甘肃的哲赫忍耶,并鼓励穆斯林学习汉族传统文化以促进同化。在二次镇压过程中逃到甘肃的穆斯林不准返回,他们的土地都被分配给了汉族人。在甘肃省采取了开发贫瘠土地的项目来收容这些穆斯林难民。金积堡,西宁,和肃州的很多穆斯林被迫迁徙到平凉,化平,安定和兰州地区,但是这些措施并非持续有效。为了更加紧密地控制新疆,清政府废弃了以前的由穆斯林来治理的制度,并于1884年将整个地区并作一个省。
雅欣
会员老教与新教
马明心很明显地深受中东地区的,尤其是纳格什班底耶中的新正统原教思想的影响。他于1761年返回中国西北以后,决心致力于传播他的宗教信仰。早他多年回国的马来迟,当年在布哈拉,朝觐的圣城和也门时,可能也意识到了这种“前现代改革运动”可能会风靡整个印度和近东的纳格什班底耶。但是在马明心回国时,中国的纳格什班底耶中还是弥漫着中亚的神秘主义气息,非常强调对圣徒的尊崇和在坟墓前寻求启示。马明心的教导在操行方面似乎包括两个主要方面:教门本真思想(fundamentalism, 该词当前比较流行的翻译是:原教旨主义。但是这个词在当今西方媒体的话语中带有很深的误解性偏见,它的中文翻译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同样的色彩,这和本文作者使用该词的初衷是有差异的,故我们在此译为“教门本真思想”——译者注)和高念即可尔。
于是马明心就在中国汉人区建立起了一个纳格什班底耶的分支,人们称作“哲赫忍耶”(Jahriyya,高念者们),不同于另外一派纳格什班底耶——华哲·阿发格的精神传人——人们称为“虎夫耶”(Khufiyya),其实应作“哈非耶”(Khafiyya, 低念者们)。这种命名方式更加自然,因为虎夫耶—哲赫忍耶这种互补式的分布状况在中亚早就存在,只不过在那里人们区别纳格什班底耶(虎夫耶型)和亚撒维耶(Yasawiyya, 哲赫忍耶型)。亚撒维耶以高念即可尔而出名,人们称作“拉锯式即可尔”,因为其念声有如两个人拉锯切木。
虽然他们各有自己的中文名称“虎夫耶”和“哲赫忍耶”,但是中国的非穆斯林作者还是把这两个纳格什班底耶分支称作“老教”(阿发给耶,虎夫耶)和“新教”(马明心的追随者,哲赫忍耶)。使用英语的作者们一般都使用“老教派”(old sect)和“新教派”(new sect),但是这种称法是不当的,因为纳格什班底耶全都是逊尼派,是不分教派的,而且从本质上来说是反对教派的。这两个群体和教派毫无关系,只不过是同一条神秘主义道路的两个不同分支。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西北穆斯林的宗教政治的日益复杂化,这种新老教的说法越来越混淆视听。在十九世纪的文献中,我们无法确定“老教”或者“旧教”是否就是“老教虎夫耶”还是还是一些“老的教义”(指所有那些和马明心的哲赫忍耶不同的各种各样的伊斯兰教的信条和具体的操行方法)。到了20世纪,尤其是清王朝灭亡以后,中国人前往中东旅行的禁令取消了,“新教”也就不在指马明心的新的教导(哲赫忍耶——译者注)了,因为哲赫忍耶自己也被划为中国伊斯兰教的老教中去了。
马明心在甘肃省建立了自己的清真寺(道堂),有了自己的教下。很快,他在中国西北的回族人和撒拉族人中强有力的宣教激起了老教(阿发给耶)领导人的反对。作为一代大师,阿拉伯知识方面的权威和一个纳格什班底耶新的分支发起人,他有大量的、强有力的证据来挑战阿发给耶的势力。他不赞成他周围其他的纳格什班底耶在圣徒墓前过多的沉思默想,而且坚持认为高声念即可尔是可行的。尤其是后面一点对于其他的纳格什班底耶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为自从12世纪末13世纪初的阿布德·艾尔·哈里格·给志度瓦尼(Abd al-Khaliq Ghijduwani)以后,纳格什班底耶中的华哲们和他们的后继者们都一致反对高念即可尔。
清王朝时期(1644—1911)有多少人做过朝觐之旅,去过也门和圣城买加与麦地那,我们永远无法得知。但是那个数目肯定是非常小,不仅是因为阿拉伯半岛和中国之间路途遥远,更是因为清政府禁止国民出国旅行。清朝于18世纪五十年代征服新疆以后这一禁令丝毫未有松动。它不仅禁止中国汉人区的回族人出国,同时也禁止新疆的穆斯林和中东进行直接的接触。在清朝统治时期的中亚,这一禁令的一个后果就是:由于中国的穆斯林被和外界的其他穆斯林领导力量隔绝,于是阿发给耶加强了其优越地位。在中国汉人区,这一政策就意味着一旦有人真的得以出走中东而且回来了,那么他很容易赢得在回族人心目中的权威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穆斯林社群距离中东的伊斯兰文化生活中心越遥远、越封闭,这个社群对这些中心的最新潮流越敏感,越容易接受。
从实质上来看,18世纪中国西北的老教和新教之间的纷争看起来是一场中国的纳格什班底耶的领导权的斗争。圣徒墓前的沉思默想问题可能是问题之一,但是争议本身是围绕着即可尔的念法展开的。马明心主张可以高念,而老教(中国的阿发给耶)的大师们则同样强烈地坚持认为要坚守传统的纳格什班底耶的低念方式。
清政府的反应
总的来看这是中国西北的穆斯林的动乱时期。清政府刚刚于1795年完成了对东土耳其斯坦的征服。就在马明心的门口,伊斯兰似乎是刚刚站稳了脚跟,“达鲁伊斯兰”就遭受了一场令人目瞪口呆的打击。1762年,省政府开始发布警告并采取措施镇压穆斯林们的“暴乱”。陕西和甘肃省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关系出现了紧张的迹象。1765年,乌什吐鲁番反叛清庭被镇压,这进一步表明了清朝国家政权在新疆的延伸。
纳格什班底耶的这两个分支之间的争议导致了怒火和暴力,清政府试图平息之。清政府把马明心和他的新教看作是麻烦制造者,对他们进行了打压并于1781年逮捕了马明心。新教的拥护者们进行了武装起义,试图解救他们的领导人。当局在兰州以砍头之刑处死了马明心并进攻新教徒们。新教徒们则在苏四十三的领导下进行自卫。甘肃中部的撒拉人不断地进行武装反抗,但是纳格什班底耶老教和一些其他的伊斯兰“老教”的拥护者们都在支持政府。经过四个月的战斗,清政府镇压了这次叛乱。马明心被埋葬在兰州市的东郊,被尊称为哲赫忍耶的道祖太爷。
三年后的1784年,新教徒又发动了另外一次起义,这次是在一个叫做田五的阿訇的领导之下。三个月的战斗之后,清政府又恢复了秩序,杀死了田五并制定了严格的措施,以防止西北的穆斯林再次爆发纷争和暴动。虽然甘肃省当局制定的政策主要是针对新教的,而且把新教“叛民”的土地给了和政府进行了合作的老教的拥护者们,但是清政府的政策日益变得反穆斯林化。非穆斯林被禁止皈依伊斯兰教。穆斯林被禁止离开他们所在的村庄去参加礼拜。传教人员不得在他们的居住区以外进行传教。不得新建清真寺,穆斯林不得收养非穆斯林的婴儿(伊斯兰教法禁止任何形式的正式收养)。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要泾渭分明。虽然不明显,但是新教是遭到排斥的,因为参加了叛乱的人和没有参加叛乱的人是区别对待的。
老教的拥护者们继续和清政府和睦相处。1796—1805年间,发生了发生了白莲教起义,清政府从中国的阿发给耶中招募了一些撒拉人去和叛军作战,因为他们认为对于白莲教的宗教思想,穆斯林比非穆斯林更具有免疫力。虽然有政府的禁令,但是马明心的新教还是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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