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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山红叶
会员现在很多婴儿食用的药品大数都是甜味的,小孩一般都能接受。苦药对于一岁以下的小孩,可以放些糖,或者放在牛奶里面一起味,大点的孩子喂药可以按照楼主的方面操作。懂事的孩子就要告知生病了一定要吃药,我小孩现在就知道了,生病要吃药,还要多喝开水,每次吃药的时候,是甜味的药,一下就喝完了,是苦药,如果量不多的话,我会鼓励良药苦口利于病,让她一口气喝完,就尝不到口味了,她很听话的一口气喝完,之后我立刻让她再喝点白开水冲掉嘴里的苦药味。
秋山红叶
会员本帖最后由 秋山红叶 于 2009-10-31 21:46 编辑
孕期对穆斯林妇女来说非常重要,孕期多行功修,多记主赞圣,以便把信仰的种子尽早的播种到孩子的心灵,令外可以让孕妇保持一颗宁静的心。这只是摇蓝区的第一次活动,以最先的孕期开始举行,以后会骤步依次举行活动的。
而且写并不一定非得局限在怀孕期间时写,既便是怀孕期间,也可以让丈夫代功嘛。网站上有很多已经升级为准父母了,他们可以写孕期的经历,作为实例资源供怀孕期间的人学习。怀孕并不仅仅是妻子一个人的事情,丈夫也可以学习,在妻子孕期不便上网的时候,可以帮助教导她。秋山红叶
会员幼儿有很强的模彷能力,他父母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孩子。一个喜欢看书的父母,他的孩子必定也喜欢看书,为了孩子的未来,为了孩子信仰,就从父母本身做起吧,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直接去感染孩子。父母是一个合格的穆斯林,把伊斯兰溶入到生活点滴之中,时时发出信仰之光,他的孩子一定会被照亮。
秋山红叶
会员(三)信仰教育与其它
此外,通过信仰教育还能纠正不良的信仰内容,因为,说实在,某些人信仰的东西是较容易走向极端的,潜在对人类和社会造成很坏影响的危险,如上述讲到的最近发生在英国的连环炸弹案,当然,现在很多问题还没有查清楚,但可以肯定,这跟疑犯“报复高于一切”的极端“信念”有很大关联。通过信仰教育,可以让这类人重新认识信仰:信仰的本质、意义作用、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等,从而试图改变他们的信仰;不过难度是颇大的,因为信仰属于人的思想和意识的问题,要改变实在是有难度,正如人的性格,不过话要说回来,如果受教育者也是讲科学、讲道理的话,那么教育的作用就以得到发挥的。
当然,信仰教育不是万能的,但它的确能起到巨大的作用,如,去年底,东南亚、南亚等地发生的世纪大海啸,巨浪吞噬了二十多万人的生命,对于避免这场世纪浩劫,信仰教育可起到作用很有限,至多是使工作人员加强监测岗位上的工作责任感,但是灾难发生后,其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它能让生还者找到高的价值向导,找到心灵的归宿,保持清醒的头脑,看清问题,看清现状和前路,从而避免在这个最容易迷失和冲动的时候走向极端,进而使他们从悲伤中走出来重新过上积极的生活。总的来说,也就是信仰是最高的价值向导,人有了信仰就不会迷失。
三、如何推行信仰教育?关于如何推行信仰教育的问题,本文在这里就不详细谈,只作抛砖引玉,留待有识之士提出高明的意见。不过在这里提出一点,就是:在推行信仰教育前,必须要确定我们所信仰的具体内容,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问题,它决定了我们的未来走向和目标系列:崇高的信仰可以让我们崇高,低层的信仰则会把我们引至“有限”,无法超越。因此,这个问题绝不得马虎对待。
四、信仰教育的确到了非推行不可的时候了王蒙先生在今年“两会”期间曾对青少年中出现“信仰危机”的现象讲过一段话,“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占有关系调整了,带来许多诱惑,社会固有的价值标准和道德标准受到挑战。比如,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被肆意张扬的个人至上论调质疑,一直推崇的勤俭节约美德正在接受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挑战,婚姻和睦的基础遭受新式生活观念的冲击,等等。究竟如何理解观念领域产生的困惑?当务之急,需要激浊扬清,明晰主流价值的追求和价值的判定。不解决这个问题,必然导致青少年的信仰危机,使社会未来的发展产生危机,和谐社会的构建无从谈起……”
王蒙先生说好,一针见血。信仰危机就是一直挥之不去,不是吗——
报纸上不是每天都有杀人、抢劫、造假的新闻吗?如果我们已经愤怒、痛恨到麻木了,那么,请以一种“居安思危”的心态想象一下:假如有一天,被杀害的是你最亲最爱的人,被抢劫的你自己,被假冒伪劣商品坑害得四肢伤残的是你最疼爱的独生子女,你可想像到时你是怎样一个想法和怎样一个做法——我们的确不应再走“出现了问题再整改”的错路,而真要彻彻底底地“防范于未然”,那么就亟需寻找一条“端正不良的价值观、人生观,从根本上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水平”的根本出路——
笔者认为,毫无疑问,这条根本出路就是推行信仰教育。正如上面王蒙先生所认为的“当务之急,需要激浊扬清,明晰主流价值的追求和价值的判定。不解决这个问题,必然导致青少年的信仰危机”,按照先生的意思,其实也在强调要大力推行信仰教育,不然不会提出,“弘扬主旋律,必须丰富承载主旋律内涵的文化产品”。信仰教育,不是一般的教育,而是最高价值的教育。
应该可想,看过本文后,应该有一定数量的人会马上提出,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大力推行信仰教育。好,请你们到大学校园里问问大学生“什么叫信仰”、“什么叫信仰教育”,再到政府机关里问问那里的公务员,看看真正能答出问题的人有多少。保证不超10%。
在思想界里,都说我们从70年代末就开始处于“信仰危机”时代,知识分子们也各抒己见,但社会上总是不见有什么动作。如果已经意识到“信仰教育已到了非推行不可的时候”,那就请都有一份社会责任感的你们,不要再犹豫了,马上行动,为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幸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共同推进信仰教育吧!
我们无法回避信仰,同样无法回避信仰教育。
2005年8月
林汶辉于中山秋山红叶
会员还可以录制一些生动的信仰小故事,从小激发孩子对信仰的认知,还可以吸纳一些其它国家的幼儿信仰教育理念,我以前听一个朋友说,在伊斯兰国家,很多母亲抱着孩子不停的教孩子念“安拉”,孩子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安拉”,从小就把信仰的种子种到了孩子的心灵。
秋山红叶
会员孩子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应该在信仰教育这一方面多下功夫,我们可以开办一个幼儿教育版块,也可分为信仰教育和科学育儿子版。信仰教育可以从母亲怀孕时开始指导,甚至更早,比如说母亲怀孕以后,更要多念古兰经,多行功修,为未出生的孩子做都阿,让孩子从小就能感知到信仰,出生以后取经名,四岁时教授孩子念清真言,作证言。在生活中如何去感染孩子等等,现在很多的穆斯林家庭对于小孩的信仰教育都不知如何下手教育孩子,有些都觉教不教都无所谓,实际错过了就悔之晚已,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问题。而现在没有一个网站做这样的专业教导,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须求,我觉得我们网站应该着力把这个做起来,以便更多的人学习。另一个是科学幼儿,如何合理的补缺,多吃什么利于小孩的成长等等,虽然现在有很多专业的网站,但一起设立更方便广大穆斯林父母学习。不知大家对于我的建议有何看法,可以对此探讨一下。
秋山红叶
会员这是我昨天在看张承志《辉煌的波马》时,后几页有一篇关于近年来张承志对中国全坛的影响中的提到了《心灵史》,想必很多人看完《心灵史》内心都会久久不能平静,为《心灵史》中那种“只要信仰,不要一切”的精神所折服所感动。发上来供大家看看,再回味回味《心灵史》。
秋山红叶
会员当然,张承志的方法论来自他在中国大地上的独特实践。如果说这种方向与现代史学研究中的某种倾向有所吻合,那只能说明正义的也必然是科学的。在同一篇文章里,谢泳指出:“《心灵史》不是张承志对……教派的全面评价。张承志只是抓住……一点或两点挖掘。一点是这个教派崇尚信仰,追求人道、人性,二是这个教派的牺牲精神,不管在多么残暴的统治下,都保持不屈不挠的精神。张承志在书里舍弃了这个教派的其他方面。”这些评论提出了史学研究中的主、客观关系,文学创作中的审美意识,然而更本质的问题应该是张承忘本人所指出的学术和文学的正义性以及学者、文学家不可回避的选择。前述索飒的文章提到了这一点:“曾有人称张承志为学者作者,追踪他的读者已经发现,他拥有的渊博的学术知识、语言知识,的确可以涵盖好几个领域。但是他并没有沿着一条美丽、宽广、完全的既定道路走下去。如同俭读过天书的人一样,用心灵之眼读懂了无字的心灵之史的张承志以学者和人民之子的双重‘内部人’身份向学术、向知识、向文化发出追根寻底、颠倒乾坤的质问,脚跟牢牢地踩在民众的营垒之中。”有的评论提到,“在文学中完成英雄主义的情结是容易的”,然而《心灵史》带来的震动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南京军区朱苏进在本文前面提及的那篇洋洋洒洒的散文体评论中指出:“一个作家写出这样一部书,证明他已大于作家,证明他已漫出了文学、历史、政治等等金牢,直奔某个渺无边际的大境界。”《心灵史》改造着作家,陕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改造着被描写的对象,使他们焕发出内心久久压抑的自尊感;改造着中国文化,为它输入了新鲜的信仰者的血液;改造着有悟性的读者,使他们看到了异样的人生道路。《心灵史》是一次文学的实现和文学家人生的实现。作家王英琦在《无需援助的思想》(载《中国作家》1994年第4期)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文学之于张承志,不是目的,不是终极,而是工具,是手段,是表达人生理想和精神追求的物态载体,从他的作品中,你能读到一股很硬气的生命脉流的搏动;你能感受到一颗骚动激烈甚至是残酷的心灵冲突;你能悟出他狷介桀骜的性格背后的孤独和坚执;你能回味出他无情反讽负面的古道热肠……”,“在当代作家中,我还绝少看到内心搏斗有如张承志这样深刻旷久的,更绝少看到人格意识精神特征有如张承志这般强烈执著专一的。尤其是他文化人格中那种异常深沉的‘宗教美’,确是很具魅力的。”复旦大学教授李振声在上述笔谈中提到“张承志也许是当代最忠于自己生命本能的作家”。有入曾草率地把张承志归于社会责任感强的“救世者”,使之与注重精神自由的“自救者”相对,然而这种区分在张承志身上失效了。他的人格是自由与自义不可分割的结合。
《心灵史》和张承志的其他作品给领悟者带来的震撼不是文学的冲动,而是人生的改变。晓钟在《守护内心的光明》(载《书讯报》1992年12月7日)一文里写道:“从有些人洋洋洒洒的‘大作’中,我们得到的或许只是一些知识或常识,而我们在张承志的作品中吮取获得的却是认识,能让你从灵与知上产生奇异飞升的认识,就像《金牧场》曾经烤亮过我‘在路上’的信念,《心灵史》如今又成了黑暗中心灵的依傍。”海口的莫晓鸣在《赤子的血性》(载《海南开发报》1994年7月28日)里写道:“我最初认识张承志是缘于他的散文集《绿风土》,那是一个彻底撼动我心灵的雨夜,我的眼光在一部坦露着温良和坚韧的心灵史上游戈,仿佛灵魂也得到了一场圣雨的洗礼。”张承志的道路并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许多赞同他的人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说,要跟上张承志并且携手彳亍远行,是相当困难的,这不仅需要一种反叛(包括反叛自己)的勇气,同时需要一个坚定的信仰支持。但是更多的人仍然在心里默默地同意着张承志。于是张承志在这默默的注视中孤独而艰难的突围。秋山红叶
会员张承志在《心灵史》里颂扬的穷人的人道主义并不止于回族和回族中的一个苏菲主义教派。李杨在前述博士候选人的对话一文中说:“从他的散文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深沉的人道感,这种人道感来自对历史的一种痛苦的抽象:它在告诉读者,在每个民族的深处,都埋藏着一种独特的精神宇宙,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只能证明自己的无知。他对印第安民族陨落的悲叹,对中国回民艰难的生存史的感怀,无一不散发着对这些弱小民族的理解与礼赞。”这种基于底层人民根本利益的彻底的人道主义已经成为张承志的基本世界观。
对于《心灵史》,有些学者还从学术的角度进行了一些分析,认为传统的学科分类无法界定《心灵史》的类属,传统的学术知识也无法解释《心灵史》的内涵。丁东在上述关于《心灵史》的4人漫谈中指出了它对于史学研究的启示:“最近,中国知识界很重视张承志的新作《心灵史》。我读了以后,感到这本书不仅是张承志创作上的一个里程碑,也可以说是近三年来中国文化界的一个重要收获。这本书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史书,也不完全是小说,大体上可以说这是一本‘边缘性的作品’。我曾和一位研究历史学的朋友说起此书,他说这本书放在史学著作的领域里,是很有新意的,因为在这个领域,过去我们一直强调要客观描述。要真实,主观因素受到排斥。可是在二十世纪西方史学领域,这种纯客观的历史研究方式受到了挑战。挑战者所持的观点是历史研究是作者表达自己思想的一种方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也可以说都是心灵史。张承志这本书的特点就是把自己强烈的主观感受融进他所记述的历史中。”秋山红叶
会员在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关于《虚无主义或者理想主义》的讨论中,几位参加者都提到:“他的高傲劲头是针对文坛‘小痞子’的,面对劳苦大众,他一往情深,非常谦卑,充满一种圣洁的爱。”“张承志找到了真正的理论主义得以产生的土壤:底层劳苦大众,在此,他又一次获得了人民代言人的角色,他发现了革命的源头。北京的一位朋友对我说,张承志这种情怀类似于早期社会主义思想萌芽时期的情怀,这说法很有启发性。”这种特质成为张承志鲜明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给许多接触过张承志的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高楼大厦、华屋丽宇的海口星空下,破败的小瓦房,低矮的大排档似的穆斯林小餐馆里,张承志很快地与几位来自新疆的回族小伙子聊得火热了。他撇开一群又一群衣冠楚楚的慕名来访者,只与这样的普通百性倾心交谈。他问他们读没读过书,问他们在海南生活如何。俨然一位兄长,俨然多年的至交。我感动中带着惭愧:我从未有过这种视下层民众为兄弟的真挚的感情,这种与底层百姓融为一体的平和态度。一时间,我的内心在净化,我的矜持在消退,直至我们吃完一大碗新疆拉面,店里的几个伙计与张承志依依不舍地道别,我才想起,我此生从未有如此的经历。”
《心灵史》在本质上证明的正是这样一种彻底的、穷人的人道主义。陈坪在上文提及的笔谈中分辨了这种人道主义与流行的肤浅的人道主义的区别:“读《心灵史》,可以明显地察觉到张承志对前些年知识界关于‘人道’的讨论怀有某种轻视,在他看来,沙龙里的知识分子,对人道的认识是肤浅的,因为它更多的是理智运作的结果,是纯思的产物,是通过诸如‘五七’干校一类的实践教训‘学习’到的东西,这种对‘人道’的认识,终归是基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典型的‘实践理性’,就其本质而言,这更接近于一种以‘为他’的面目出现的合理的‘利己’主义。”而《心灵史》所记载的是一群挣扎在生存边缘的衣衫滥褛的穷人,他们以非功利、纯情感的态度坚持对人生、人道的根本追求,将基本的人权要求升华为追求永恒的热忱。
《心灵史》的诞生是这种人道主义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扣征服,作家张承志则通过写作《心灵史》获得了加入底层人民人道主义行列的资格。1993年1月16日的《兰州晚报》刊登了叶舟的一篇感人至深的短文《永远的张承志》,文章这样描述:“爱一个作家到了疼痛的地步而至死心向神往。五月,在西宁的街道上走过,我问一位卖熟青棵的回民老人:‘知道张承志吗?’她欣喜地说:‘知道。’‘读过他的书吗?’老人抚摸着一口袋粮食:‘没有,张承志——偌是为偌们回回们写书的人,知道!’十字路口涌动着高高低低的人群,我疼痛得潸然泪下。”张承志自己的访谈录《美则生,失美则死》(载《环球青年》)中这样坦诚地披露胸臆:“《心灵史》是我和大西北的民众共同完成的一部著作。通过写作《心灵史》,我为养育我的人民和母族尽到了一份责任,更使我激动的是,应该把自尊、高贵以及真正的赞颂还给贫苦的民众,使他们享受这份荣誉,这是文学的一项伟业,更是我个人毕生达到的唯一建树。”秋山红叶
会员也许,最为有价值的评论在于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张承志通过《心灵史》赋予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以新的含义。将在1995年年初的《当代作家评论》发表的署名索飒的评论文章《永不孤独的孤独者》尝试解释一点:“在美元、港币熏染人心的恶臭之中,张承志正义凛然;支持这一股正气的是他所坚持的彻底的人道主义。如同自由、文化、人权这些文明词。人道主义一词也遭受着文明的污染。无数欺骗甚至罪行假人道主义的名义而行。当年,新生的美国人在奴隶的脊背上签署了‘人道主义’的自由宣言;今天,无视千百万民众存在的、如蚁群蠕动的文人雅士高挑着优雅的‘人道主义’大旗!‘彻底的’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形容词,而是宣战式的区别。只有以最底层的人民为出发点,才有可能擦去污、锈,让人道主义显露出原初词的纯洁光辉。因此,彻底的人道主义也可以更加简明地称之为穷人的人道主义。这个思想在一切伟大宗教的原始教义里,在一切彻底的革命理论里,都有过表现。”
不少读者注意到,在近20年的创作长旅中,张承志为自己的人生旅途不断增设的地理概念——北方、大陆、北亚、中亚等等与重复使用的语词——人民、母亲、民族,全部带有“群体”的语义蕴含。孤独的骑手偏偏醉心于群体性的价值范畴,他作为一个个体生命所能迸发出的全部激情与对底层民众人生的深刻理解是不可分的整体。这一点在张承志这一代具特殊经历的同龄人里很有代表性,同时对于“学而优则仕”传统极深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纠缠于所谓“救世与自救”的矛盾不能自拔,无所作为的中国文人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育。秋山红叶
会员在前述《黄河》杂志发表的讨论文章中,学者们认为张承志的双重文化背景使他得以从一个特殊而有力的角度对中华文明作出重要的贡献。例如邢小群说:“张承志毕竟是汉文化养育大的作家,虽然他……投入了非常炽热的情感。但他仍是以汉文化为中心来写作的。他需要和这个教派保持一定距离。否则不会这样冷静地取材,他的汉文化意识还是很强的。有人说……意思是说他过于投入,宗教精神太强。我不大同意这种看法。我觉得虽然他写的很投入,很细,但正是通过这个民族的精神,通过他们如何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信仰自由,他思考的是中国人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永远追求和保持自己心灵的不受侵犯。”丁东说:“比起……回民,张承志多一重汉文化背景,比起一般汉文化熏陶出来的作家,张承志则多一重回文化背景,多一重对宗教信仰的身心投入。他有两个文化参照系,兼有两种背景。不但是理性知识意义上的两种背景,而且是情感体验意义上的两种背景。我们评论张承志,首先应当理解张承志。”
通过《心灵史》,张承志以一片赤子之心在汉族与回族之间,在信教者与无神论者之间搭起了一座理解的桥梁,丁东认为:“宗教是一种终极关怀,是一群人的精神家园。当今世界格局变化很大,有的国家一分为几,有的国家合二为一。究其原因,为什幺要分,为什么要合,就不能不从民族文化、从宗教信仰上找答案。这里有一些人本性的规律。一个民族,并不是有吃有穿,求得温饱,就可以满足。你剥夺他的精神乐园,你取消他的终极关怀,他仍然是痛苦的,不堪忍受的。《心灵史》也给我们一种启示,使我们感受到宗教信仰的民众性和不可改变性。我们当代人怎样重新认识宗教?我们汉族人体验不深,我们处于汉文化中心地区的知识分子对宗教情绪尤其缺少亲身体验,因而往往产生一些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就这一点而言,张承志给我们搭了一座理解的桥梁。”陈坪认为:“这种宗教观还给予我们一个启示,要想从容地面对异质文化观念及其精神事物,就需要走出传统自我中心的文化怪圈。在今天的世界上,对任何一个人来说,他所能了解的事物总是有限的。他所缺乏了解的事物总是很多的。这其中,不少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又是纯理智所难以理解的,这是人对世界的局限。人并不是神,不该以全知全能的上帝自居去裁判与他是陌生的事物甚至强行取消其存在,这又需要我们适当地提倡一些自我怀疑的精神,特别是对精神上的‘异端’,更不能采用简单粗暴的手段去压制。因为那是徒劳的,……心灵史就是明证。”当然还是张承志本人以最明晰的语言说明了这个关系。在前述《环球青年》上刊登的访谈录中,对于记者的提问:“有人说,你通过《心灵史》弘扬一种与中国文化抗衡的异质文化。你觉得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比较的异同如何?是否可能相融?你个人受这两种文化的影响如何?”张承志是这样回答的:“把中国回族的精神追求与中国文化对立,这是别有用心的观点。这暴露了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祖宗有过信仰的精神,他们把腐朽的世见看成自己的文化。”“汉文明海洋中的中国回族以它的决绝、坚忍树立了一种难能可贵的信仰精神,它同时也是中华和东方文明的一部分。他们以伊斯兰形式、宗教礼仪同时坚持了中国文化的知耻、禁忌、信义、忠诚的观念;其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一般汉族人。中国的出路最终依赖于重新焕发出信仰的精神,而不仅仅是提高收入。我的《心灵史》证明了中国文化中的信仰者的汹涌血液。但是,中国回族的心灵追求与汉文明中那部分健康的精神价值没有本质的区别。”为什么有些人一边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边却歧视底层人民的信仰?为什么每天成千万人大讲向西方文明包括基督教学习,而不能讲向自己内部信仰者学习?除了商业文化潮流中的媚俗、媚权和媚洋也都是在中国树立精神信仰的障碍。”
秋山红叶
会员1994年底,北京《环球青年》杂志召开了讨论会,在诸多文学议题中,与会者不由自主地用了整整半天的时间来专门讨论《心灵史》。《心灵史》究竟为什么能在层次跨度很大的范围内引起这样深入人心的震动呢?许多人意识到,《心灵史》并不只是一本讲述一支回族人民光荣斗争史的历史小说,它的内涵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它给人们的重要启迪在于信仰对于中国人的意义。1993年1月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黄河》杂志发表了丁东等4人的长篇笔谈,题为《在信仰的档案里——漫谈张承志的<心灵史>》,严肃探讨了《心灵史》的意义。在讨论中陈坪说:“读《心灵史》,给我最强烈的感受是人的不可辱。信仰作为人类不屈的精神力量的神圣和伟大。张承志的这本书,简直就可说是借记述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史而谱写的一曲人的赞美诗。我们可以从书中读到诸如什么是人,什么是人不可让渡不可出卖的权利等一些最基本、最古老也最具有当代意味的人生命题。受着张承志激情的点染,读者也会思索一些过去从未深思过的问题。我读此书,最强烈的印象是张承志对‘人’的解答的深刻性和尖锐性。”谢泳说:“张承志之所以全身心地沉浸、投入到……的精神世界中,是因为当代中国人太缺少这种精神了。现在人们一方面可以高谈超脱,而在实际生活中又很庸俗,张承志自然不满。现在知识界之所以重视张承志的《心灵史》,就是因为痛感当代中国人缺少一种不屈不挠的殉道精神,而张承志以自己的书张扬了这种精神,同时张承志也以自己做人的实践张扬了这种精神。”在发表于《环球青年》1994年11月刊上的访谈录《美则生,失美则死》中,张承志本人以明确的语言说明了他在《心灵史》中寄托的希望:“中国的回民是被中国文化养育的最贫穷的儿子,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信仰的中国人,他们用自己的牺牲为母亲贡献了新鲜血液。只要这种信仰精神坚持于回民,迟早会以某种形式使中国文明丰富;只要十亿汉族有理想主义和信仰精神,回民就会获得被理解的可能。”在光怪陆离的当代中国文学景象中,张承志选择了回族人民斗争史这样一个角度阐述自己的心情,对此文化界有许多解释。有人用最时髦的西方文论语言说,在后结构主义时代,《心灵史》是边缘,即少数民族文化对于权力中心的“解构”,也有少数评论将张承志的走向与作家群中有异于汉文明的宗教倾向相提并论。但是,这类语言都无力说明《心灵史》与中国文化的深刻关系。早在《心灵史》刚刚出版的1991年,一位回族读者就深深领悟了这一特殊题材的超越性,他在发表于10月18日《宁夏青年报》的《心灵的激情》里说:“有人说张承志是为伊斯兰教……辩护?不!真正的宗教无须谁替它辩护!也不应该认为《心灵史》只描写了他的母族——回族,不!张承志厌恶狭隘地理解。他笔下所倾诉的,其实就是他心中所追求的理想——从内蒙草原到东南沿海,从天山脚下到黄土高原,他苦苦思索、追寻和体验,终于一步步接近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获得了脱胎换骨般的改变。”
秋山红叶
会员穆圣(愿主福安之)是众人学习的楷模,他的言行是最优美的,他的品行是最高尚的,圣人(愿主福安之)用他的言行举止来诠释了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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