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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61291

作者:

在

#101722
叶哈雅
会员

来采访的记者中,并不都是只想知道这个恐怖嫌犯扎卡里亚·穆萨维其人的,也有人想了解他那个据说是同他有同样思想的哥哥,甚至他的嫂嫂,这个在事件中据说扮演了“军师”角色的女人。这种背景使得我同传媒的第一次接触气氛有些紧张,一些记者事后告诉我,他们来时心里半信半疑,甚至有些担心,其中有一位女记者还有些害怕。采访进行20分钟后,她给他的丈夫打去电话,告诉他我们实际上是些正常人,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们当时究竟想知道什么呢?
我当时意识到了清真寺其实是一个对他们很陌生的地方,绝大多数记者从来没有进过一个清真寺,他们在清真寺里明显地感到不自在,他们有很多误会,有的认为他们不能进清真寺。这种情况使我很担心,这就是说在法国很多记者完全不了解伊斯兰教这个他们国家的第二大宗教,有些记者的无知也使我怀疑他是故意装出来的。如有一个地方报纸的记者问我古尔邦节(也称宰牲节)是否是庆祝羊的节日,古尔邦节是先知易卜拉欣宰牲献祭的纪念日。还有一些人认为,穆斯林每天五次祈祷有点过度。这些人是否是原教旨主义分子?或者正在成为原教旨主义分子?他们觉得穆斯林信徒信天由命,顽固不化,每天还要进行让人厌烦的甚至是怪诞的五次礼拜。还有一些人认为,差不多可以说每个穆斯林都是一个潜在的极端分子,否则他必须证明他不是。
报刊上的一些文章也使我的家人受到深深震撼,这种不幸的事我不希望在任何别人身上发生。对于我来说,一个职业记者应该搜集情况,进行调查,查清事实,将各种不同的材料进行比较综合,他肯定不应该仅仅听取一家之言。幸运的是,我的妻子、朋友还有蒙彼利埃清真寺的阿訇支持我。
“9·11”过去两个多星期了,媒体风暴越演越烈:世界报、巴黎人报、费加罗报、解放报、法兰西晚报、里昂进步报、佩皮尼扬独立报、南方自由报、快报、观点、巴黎竞赛报、国际信使报、新观察家杂志、蒙彼利埃报、周日报、还有来自荷兰、伦敦、日本、美国甚至澳大利亚的报刊、电视台、电台、通讯社等等。
一般来说,电视采访组的成员包括一名记者、一名录音师和一名摄影师,报纸杂志采访则是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有时一个电视台会派来几个采访组,清真寺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电视播音室。采访一般都是很急的,而且我们都毫无准备,临时上阵。福佳和我进行了分工,福佳负责剪报、澄清问题,跟踪后续反应,安排接待采访的时间。阿訇接待记者,回答问题,他花很长时间向他们解释恐怖主义组织的复杂性。在清真寺,我们为他们准备了茶、糕点,寺里接待人员耐心地回答不停地从各地打来的电话,陪伴那些正在等候采访的记者们。大家都表现得十分好客。
也有一些记者说话不兜圈子。如有人直接问:“您真的是原教旨主义分子吗?”他希望得到的是肯定的回答吗?也有些人由于我没有能安排他们的采访而将我说成是极端分子。也有些记者利用微型摄相机悄悄录相,可是明明整个清真寺是完全对他们开放的。另外一些则认真研究清真寺里的关于反对极端主义的材料、印刷品,企图了解事情的真相。我觉得如电视二台的记者伦贝埃、法国国内电台记者沙夫、雷四,法国国际电台的密斯兰,里昂进步报的什特勒,周末报的吉乐等都是很出色的记者,并待人平实。
这些记者认真地做他们的调查工作,但另外一些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写出文章,好像他们已经采访了我,而实际上他们连电话都没有给我打。当我同来采访我的记者谈到这种事时,他们告诉我这是常有的事,经常一些记者仅仅只根据已经发表过的东西来写文章,他们也解释说,不同的报纸登出来相同的不实之词,其实也不奇怪,因为经常一个驻外记者要为几个不同的媒体工作,这就是所谓“滚雪球”效应。就我的情况而言,一个地方上的特约记者去采访了我的母亲,然后将我的母亲的话原样报道出去。之后,另外一个记者又将这一报道同时发给好几个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报纸,然后这些消息再传到世界性的媒体。这就是我怎样被贴上潜伏的极端分子、狂热分子的标签的。同时他们也说我的妻子是扎卡里亚和我被极端组织吸收的罪魁祸首。“这自然只能是女人的错误!”福佳的形象被报刊丑化得不像样,甚至有种族主义的嫌疑:一个智力不太发达的女人,声称真正的男人不应该做家务事。这对我们心理上的压力很大,我与福佳都感受到了人身侮辱,他们加于我们身上的思想和言论,同我们自己的信仰、价值、道德理念背道而驰。我们是大家都应该警惕的这种所谓“穆斯林=恐怖分子”的简单相加的受害者。
我妻子和我并非惟一受到心理打击的人,在整个媒体轰击的一段时间里,清真寺的信众们既很气愤又有些恐慌。气愤是由于有些媒体诋毁伊斯兰信仰,恐慌则因为他们害怕清真寺会受到报复。在美国,有一个锡克人被杀,原因是他着头巾和他留的大络腮胡子使人们误以为他是个穆斯林。清真寺也收到了辱骂和以死亡威胁的匿名信。一天,一个高个子的人来找我,因为我不在,他留下了如下的口信:“告诉阿布·萨马德,要他说话时要当心,否则他会有不便。”说完后,他就走了。他开的是一辆红色越野车,车号是英国的。看样子,我惹人不高兴。人们不仅给我制造了一个污蔑性的形象,而且这个形象对我,对我的妻子,对我常去的清真寺甚至对其他的清真寺和整个伊斯兰教都是很危险的。
我们终于明白我们所讲的话并不受一些记者的欢迎,有的甚至还感到为难,如果我们真的是极端分子那该多有刺激性啊!特别是这很可能会使他们的报刊销路大增。他们将这件丑恶的事件中的人看做是歹徒而事件本身则是一部侦探小说。尽管如此,我仍然竭力保持冷静、清醒。这种情况整整持续了三个月,然后,只要人们又谈起我的弟弟,他的缄默,他的司法程序,媒体就会又掀起一股小小的波浪。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气氛开始平静下来,一个周刊的记者要求我合写一篇文章,我花了很多时间同他一起工作,但是他一直没有说想同我的妻子交谈。文章发出之后,我发现其中有同福佳有关的谎言,而且这些不实之词据说也是我母亲提供的。福佳对此说了下面一段话:“他的这种做法提出了三个问题:他写这种文章如果说因为我是穆斯林,那说明他是不宽容的;如果说因为我是摩洛哥人,那说明他是种族主义者;如果说因为我是一个女人,那说明他是性别主义者,歧视妇女。”而我则认为,他是一个笨蛋,他利用一个女人的痛苦和偏见去攻击另一个女人。
还有一个自称是记者的不幸的先生来告诉我,他同情报机关有联系。按照他的情报来源,美国人正在拷打我的弟弟让他招供。他说这话时很冷静,他还说:“美国死了那么多人,这也可以理解。”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对于一个认为酷刑具有合法性的人,我能说什么呢?此次谈话之后的几个晚上,我都无法入睡,我在心里问自己:“这到底是一个真消息还是故意丑化事实呢?”为了安慰我自己,我企图说服自己这个记者仅仅想通过煽动我的情绪而使他的采访更为耸人听闻而已。但我无法得到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