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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法国穆斯林青年对瓦哈比派的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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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1719
    叶哈雅
    会员

    第八章、扎卡里亚并非孤立的个案
    我想在这里简单谈谈克扎维的情况,他是我读高级技术员文凭时的同学。就是在佩皮尼扬认识的克扎维,他入学时,我已经入商业技术文凭二年级了。我当时23岁,他大概也就20岁,来自蒙彼利埃,是个高1.87米的大块头的快活的年轻人。女孩子们说他的微笑十分迷人。实际上克扎维不仅身材魁梧而且心地善良,性情和蔼也爱交流。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乐不可支。当我们同学之间在自己家里组织晚会时,只要克扎维在场,气氛就一定会很活跃。克扎维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让我们忍俊不禁。对他来说,世界上似乎不存在忧愁,他是那么的精明快活,趣味横生。我在佩皮尼扬生活的时间不算短了,通讯录上男孩女孩的名字也记下了不少,克扎维对女孩子们的地址尤感兴趣。认识克扎维之后,很快我们就成了难舍难分的好朋友。
    他身上有点什么“东西”,我也难以说明白,也许就是他的魅力吧,因为这个,我们什么都可以原谅他。他愉快而滑稽,总在开玩笑,有时即使有点过分,但看到他天真的样子我们也就不多怪他。有一天,他驾车载福佳、扎卡里亚和我去蒙彼利埃,我们找地方停车。一辆车在我们前面停下来,他看到了一个位置,当他打灯停车的时候,克扎维已经把车停在这个位置上了,正当我们下车时,这个驾车的人才发现我们已占了这一位置,他当时气得不知说什么好。克扎维这时却对他说:“对不起,我没有看到你。”然而,这个人驾的是一辆中型越野吉普,克扎维这么说是太夸张了,然而,他的微笑,他的天真的样子反而使那个人笑起来了。这就是克扎维。
    使我们成为好朋友的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我们俩人都知道生活的艰辛,克扎维同我和同扎卡一样,他了解扎卡是因为他们共同的学生生活,对“种族主义”这个词有深刻的体验。克扎维是一个黑人。实际上,我们的肤色几乎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交流,就心照不宣地明白这种肤色的人的感受。克扎维来自非洲,他们将白人称为“杜巴布”,他有时不无自嘲的说:“那些杜巴布,他们很喜欢那些能逗他们笑的为他们服务的黑人。”
    克扎维和我,还有其他的伙伴,我们几乎是在一个接一个的晚会中度过的这一年。学年结束后,我就离开了佩皮尼扬。但是我同克扎维仍然保持着友谊,对我来说,克扎维是一个真正的朋友,他慷慨大度,我们情重如山。
    一年之后,克扎维也读完了他的高技文凭,那时,扎卡里亚已经去了英国。不过扎卡里亚经常回来,因我同克扎维时常见面,他们两人也时时相遇,扎卡里亚对克扎维,就像他同别的伙伴一样,讲述他在英国如何如愿以偿地成功地在大学注册,毕业时他就可以拿到一个国际商业硕士文凭等。对于他的同年级的同学来说,这种文凭相当于高等商业学校文凭,但因为是在英国获得的,在写简历的时候,就更为吸引人一些。他的这些同学中的人有些就有些动心。扎卡里亚对克扎维表示,他如果去伦敦,开始时他可以帮助他,因为他现在比较了解伦敦,知道怎样才能在伦敦待下来。他还对克扎维说,他甚至可以帮他准备硕士注册考试,告诉他自己是如何成功的。扎卡是一个诚实的又可以依赖的朋友。
    克扎维对这一前景动了心,最后终于决定了。他的同年级的一个同学,哈秋木同他一起于1993年出发去伦敦找扎卡里亚。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第一年很平常地过来了,哈秋木后来也这样跟我说,克扎维成功地考上了商业硕士班,同扎卡里亚差不多一样经常回法国,回来看他的家庭,尤其是他的母亲,他对母亲怀有深情。他当然也来见见我们这些老朋友。他对我们也是这样说的,英国这个社会,看起来很宽容,因为各个种族、国籍的人都有,但实际上仍是建筑在社团的框架上,各个族群之间互不往来。他觉得英国黑人与白人之间分割的程度比法国尤甚。他回法国时,仍然同原来一样,快活、有趣、逗人爱。他同扎卡里亚简直形影不离,有一个夏天,他们还一起去了塞内加尔。
    1995年,我最后一次见到克扎维。他同我及我的妻子,我们一起度过了几个晚上,我现在还留着当时的照片,有一张,他坐在我的小套房的床上,面对相机笑容可掬,右手夹着一根烟。另外一张,他躺在床上,笑得眼睛都睁不开,他的头发很短。克扎维告诉我们,他已经皈依了伊斯兰,他选择了尤素福作为他的穆斯林名字,不过他似乎不行仪式,也不祈祷。他的行为举止一点都没有变。他同我谈过贝克街的清真寺,并十分自豪地告诉我,他曾同尤素福·伊斯兰分吃过一盘古斯古斯(一种以麦粉粒与肉类、蔬菜一起吃的阿拉伯菜——译注)。尤素福·伊斯兰是谁,原来就是皈依伊斯兰之后的鼎鼎大名的歌手克特·斯蒂芬斯(Cat
    Stevens)。他又去伦敦继续学业,但我就没有再见到他。
    扎卡里亚当年初夏就回来了,他说他已经取得国际商业硕士毕业证书,再去的时候就是去领取文凭。我那次将他送到蒙彼利埃机场,我为他而自豪,他克服了那么多的困难,仍然达到了目的。我当时自然不知道这将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我弟弟,我再见到他时,那将是在“9·11”事件之后的电视屏幕上……
    关于我的朋友克扎维,那是在我们从摩洛哥回到法国之后,我才知道他的变化的。我当时还没能消化我弟弟已被瓦哈比教派的人收编这一事实,又听说克扎维也跟他唱一个调子。当我的一些朋友给我讲述事情的经过时,我简直惊呆了。克扎维来到塔巴清真寺,宣称是我的朋友,企图宣讲瓦哈比教派的主张。这就是说,正当扎卡里亚在纳尔本清真寺演讲的时候,克扎维也企图在蒙彼利埃宣讲!同时异地,这难道是巧合吗?我想,瓦哈比教派又成功地收编了一个新信徒,我实在为他遗憾。
    克扎维的哥哥也多次告诉我他很担心。我是在蒙彼利埃偶然认识他的,他不明白他的弟弟出了什么事,他告诉我,克扎维对他说要同扎卡里亚一起去科威特学教。“学教?他们是去学瓦哈比!”我对他说。我知道科威特有一些很重要的瓦哈比教义学院,我对他解释什么是瓦哈比教派。他哥哥告诉我,其实,他们也看出了克扎维的变化,但由于他完全不懂什么是伊斯兰,因而一直以为伊斯兰教徒们都是这个样子。当他们最后终于明白他的行为举止是不正常的,他的变化太突然时,已经为时过晚了。
    对于这个同我一样忧心忡忡的哥哥,我只能现实地告诉他:一定不要割断同他的联系,即使我们无能为力,但是也不能失去联系。我们真不明白,这两个生气勃勃的小伙子,怎么可以让这些人诱惑过去。我们当时还想,这也许只是青年人的一时心血来潮,过后就会烟消云散。但自此之后,扎卡里亚不再给我打电话,也不回来,犹如石沉大海。我怎么也不明白我的弟弟是怎么可以将我们从他的生命中彻底剔出而又心安理得的。我万分痛心,我一直以为我们多年一起历经那么多的苦难而结成的情谊是不可摧毁的,将他同我分开,就如同割了我身上的一块肉。我默默地忍受着,越是没有他的消息,我越感到大事不妙。在我没有他的音信的这几年中,谁也不关心扎卡里亚到底怎么样了,我似乎觉得只有我还记得他。
    这个分裂家庭的瓦哈比教义到底是什么货色?我看过一些材料和一些历史书,知道瓦哈比教义和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是鼓吹暴力和血腥的。但我觉得,这里不仅仅是一个“言词”的问题。当我夜半被噩梦惊醒时,打我的内心深处明白这种意识形态的依据是痛苦与不公正。从那时开始,我碰到那些言论较偏激的人时,我总是耐心地说服他们要采取温和的立场。我同他们讲道理,以我的亲身经历举例,告诉他们我的弟弟被那些极端分子卷走了。我现在懂得了不能让那些瓦哈比教徒和穆斯林兄弟会的人诱惑不知世事的年轻人,我实际上做的是打预防针的事。现在再来看,塔巴清真寺的阿訇当时的警告是十分中肯的。1992年起,我经常参加法国伊斯兰善行会的活动,他们是那时惟一提醒我注意瓦哈比教派的人。
    2000年的一天,我接到了蒙彼利埃警方传讯,进入警察局坐下来之后,警察直接拿出一张从网上下载的彩色复印件,上面有一些记述车臣战争的文字和三张彩图,三张克扎维的照片,第一张照片上,克扎维站在另外两名士兵的背后,穿着一身作战服,无沿帽一直压到耳根,他面对镜头微笑,右手食指朝天,照片看来是在外面拍摄的,第二张照片上的克扎维侧着身,仍然穿着军服,他的头发也剃光,满脸大胡子,他不再微笑,两手撑着下巴,似乎正在沉思。在最后一张照片上,克扎维躺在其他男人中间,半盖着一床毯子。他闭上了眼睛,右腿淌着血。他似乎已经睡着,并没有痛苦。照片下方有一行字,看得我心惊肉跳:“马素德·阿尔贝宁,生于法国,伦敦住过,死于车臣。”(从上下文看,此名应是克扎维皈依伊斯兰之后所取的教名,正如上文提到歌手克特·斯蒂芬斯皈依伊斯兰之后改名为尤素福·伊斯兰。--译注)
    这篇文章中写道,克扎维死于2000年4月12日。我看着文章,不想理解,也不能相信,眼泪一下子冲到眼眶。我想痛哭一场,但在这些对我一点也不客气的警察面前,我强忍住了眼泪。他们问我的弟弟在什么地方。他们对我说:“法国政府希望劝诫它的公民不要冒这样的险。”这就等于说,他们认为我弟弟同克扎维在一起,或者已经在车臣,或者准备不久前往。我不知所措,我虽然朝坏的方面想,但仍怀有希望。
    自此之后,我每天害怕警察来通知我的弟弟死亡的消息。我无法驱赶走这个念头,我也想,也许扎卡里亚已在某地死去,而我将永远不得其详。现在,我明白了经常那些死者的家庭为什么如此死去活来一定要知道死亡的真相,我在这种焦虑的折磨下一直等到9月11日的惨剧发生。

    #101720
    叶哈雅
    会员

    第九章媒体风暴
    2001年9月11日,我正在给学生上课。我们在电视上目睹了第二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一幢大楼引起爆炸的实况。这一恐怖的场面使我们十分震惊,一连串的问题涌了上来:是谁?为什么?怎么可能?为什么是美国?我们当时想恐怕会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亡,他们早晨离家时同家人说过“晚上见”,而再也不可能返家了。双塔接连崩毁了,恐怖感越来越强烈,我知道,双子塔中有着各个民族和各个宗教的人,他们都是无辜的平民啊!
    几天之后,我回到蒙彼利埃,电台报道说,一个“名叫扎卡里亚·穆萨维的阿尔及利亚裔的法国人”同此案有关系。我在看到那个恐怖的镜头时,我已经感觉到与此有关,感到一种同此难以分割的痛苦感。但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就似乎身体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我下意识地觉得会被摔得粉身碎骨。9月14日,警察传唤了我,他们告诉我,扎卡里亚已于8月17日被监禁,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他同“9·11”有关。从警察局出来,我已经身心俱碎。这几年以来,我虽然作了最坏准备,但仍然心存一线希望。我想到母亲、姐姐,她们怎样面对这一噩耗。福佳和我想到要去看看他们,痛苦也许能够使我们和好起来。但我必须去上班。
    关于扎卡里亚的第一篇文章出来了,这是对我和妻子的诽谤、谩骂的开始。他们说我也属于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我弟弟是一个正在活动的恐怖主义分子,我是潜伏的恐怖分子。他们也说我的妻子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学生出身,应该对扎卡里亚的犯罪负责。更令人愤怒的是对福佳的中伤,他们说“她是我们家的癌症的源起”,我娶她是“将狼引进了羊群”。似乎这些无耻卑鄙的攻击还不够,一些报刊还说这些话都是我母亲说的。福佳和我都无法相信这是真的,我们震惊、困惑,不懂为什么我母亲一定要把责任推到福佳身上。我想不到她会利用这一事件对我们进行报复。我正是受不了无休止的家庭纷争,才疏远她并希望时间能够治愈伤口,使我们有一天能够重新和解。
    但我错了,粗暴、谎言加上造谣与无耻,这就是我在报纸上看到的,说是我母亲说的。我从来没有谈过我们的家庭纠纷。谁都不愿意人家说他的坏话,对我和福佳来说,全世界的媒体都在传播我们的谣言。这些谎言是极其恶劣的,因为这是关系一个极其严重的悲剧,涉及到数以千计的人的死亡。有些人完全不顾我们做人的尊严,我在学校的一个同事一次将一篇文章递到我的面前,说要我跟他解释这是怎么回事。文章中说我同穆斯林兄弟会很接近。人们不用正眼看我,当我进入办公室时,办公室突然会鸦雀无声,同事们似乎显得特别忙,然后慢慢地,除了我办公室已空无一人。我不知如何是好,我觉得这场媒体风暴很可能对我的工作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我已在教育界工作了十二年了,我教电子技术课也已六年了,但我没有正式的教师头衔。每个新学年开始时,我的工作单位都可能调换,这就是说,我可能完全不被分配单位。
    在“9·11”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刚刚到芒德职业高中上班15天,我的新同事们还没来得及认识我,他们突然从报上获知,他们的学校里的一名新同事竟然是“9·11”惨剧嫌疑犯的哥哥!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小心地避开这一话题,他们谈打猎、谈蓝调,而此时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个惨案。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该怎样同我谈这一话题,有的可能害怕做出错误的结论而也可能有些人完全相信了谎言,认为我是一个潜伏的恐怖分子。我决定正面迎上前去,我不愿意被孤立,我要将我的同事们集合起来向他们澄清事实。
    10点钟,课间咖啡时间,我请大家都来到教师办公室,大家都来了,室内气氛很冷,我向大家陈述了我的情况。我说,我是一个穆斯林信徒,但我却根本不赞成主张恐怖与暴力的意识形态,所有的报道都是与事实不符的,我同恐怖分子从来没有任何关系。当气氛有所缓和的时候,一个同事以足以使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声音表示:“不要担心,我相信你,不相信报纸。”多数同事都说为我的处境担忧。大家提的最多的问题是:道德与诚信在哪里?人性何在?过后,又是报纸、电台、电视的连篇累牍的报道,真真假假,同事们又产生了犹豫,我觉得他们也不知所措。
    星期四,我回蒙彼利埃,要开两个半小时的车,我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我想我必须回击这些谎言,澄清事实。然而有什么办法呢?谁愿意听我的呢?谁又愿意将我说的公布出去呢?我不知道怎样具体行动,但我知道必须行动。22点,我到了蒙彼利埃,一个深受震动的朋友给我一叠剪报,好多记者已经在此等我,电视四台、二台、一台都在,他们要采访我。我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读了这些剪报后又使我感到愤怒,虽然连续开了两个小时的车,我则已感到累了。但此时我却按捺不住心头火起,同时我也十分悲伤。我仍然无法相信在此种严重关头我的母亲怎么可以对我们(福佳和我)进行如此严重的指责。尽管我们的教义劝导我们宁可做受难者,也不要做压迫者,但作不公正的指责的受难者的滋味是十分苦涩的。我同福佳商量以后,决定公开澄清事实,但是我们不准备通过传媒来回答我母亲对我们的污蔑,也不准备通过司法来解决问题。在这一悲剧面前,我们觉得当务之急是要分清穆斯林与恐怖分子。
    我还想保持我们小家的宁静,便向清真寺的阿訇求救,看我能否在清真寺接待记者,他接受了。一直到9月9日,清真寺都是一个民间协会的讨论会的会场之一,有几百个民间团体在这里开会,蒙彼利埃的一大片地段都曾是该会议的地盘,各团体在清真寺介绍他们的活动和目的。我正好可以利用这一讨论会留下的很多介绍伊斯兰教义,伊斯兰的历史发展和在世界上的地理分布的宣讲图片,尤其是世界各地的不同的伊斯兰建筑风格的各种图片。这些图片显示伊斯兰是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从世界范围看,阿拉伯—穆斯林的建筑艺术与罗马建筑艺术颇有相似之处,实际上,各地的伊斯兰建筑艺术都有或多或少的地方特色。也有一些图片是解释伊斯兰教原则同瓦哈比教派意识形态的区别的。
    有一些图片是讲解接受教法训课在伊斯兰教中的重大意义的,讲逊尼派尤其是苏菲派对心灵的重视,也有心灵净化大师如先知最得意的门徒艾布·伯克尔和第四任哈里发阿里和一些伊斯兰教的圣人和画像等等。
    还有一张画报上介绍的是在清真寺每周五讲经的传统和一张由伊斯兰妇女所编辑和出版的报纸“伊马尼”。
    我向一个个记者们讲述我的弟弟的故事,一直讲到深夜两点,给他们介绍清真寺里的这些图片,向他们解释清真寺很早以来就印刷的各种警告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小册子。我说,自从1995年,我再没有见到我弟弟,但我并没有消极等待,相反我参加了法国伊斯兰善行会的各种社会与文化活动。我企图向他们说明,防止极端主义的工作是一项经常性的、具体的、必须十分讲究方法的工作,但又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而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觉得冤枉和不知所措。将我们说成是极端分子和狂热分子就像是要否定我们的信仰,而传媒对我们的不公正对待也否定了我们从事的民间团体的社会工作。

    #101721
    叶哈雅
    会员

    来采访的记者中,并不都是只想知道这个恐怖嫌犯扎卡里亚·穆萨维其人的,也有人想了解他那个据说是同他有同样思想的哥哥,甚至他的嫂嫂,这个在事件中据说扮演了“军师”角色的女人。这种背景使得我同传媒的第一次接触气氛有些紧张,一些记者事后告诉我,他们来时心里半信半疑,甚至有些担心,其中有一位女记者还有些害怕。采访进行20分钟后,她给他的丈夫打去电话,告诉他我们实际上是些正常人,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们当时究竟想知道什么呢?
    我当时意识到了清真寺其实是一个对他们很陌生的地方,绝大多数记者从来没有进过一个清真寺,他们在清真寺里明显地感到不自在,他们有很多误会,有的认为他们不能进清真寺。这种情况使我很担心,这就是说在法国很多记者完全不了解伊斯兰教这个他们国家的第二大宗教,有些记者的无知也使我怀疑他是故意装出来的。如有一个地方报纸的记者问我古尔邦节(也称宰牲节)是否是庆祝羊的节日,古尔邦节是先知易卜拉欣宰牲献祭的纪念日。还有一些人认为,穆斯林每天五次祈祷有点过度。这些人是否是原教旨主义分子?或者正在成为原教旨主义分子?他们觉得穆斯林信徒信天由命,顽固不化,每天还要进行让人厌烦的甚至是怪诞的五次礼拜。还有一些人认为,差不多可以说每个穆斯林都是一个潜在的极端分子,否则他必须证明他不是。
    报刊上的一些文章也使我的家人受到深深震撼,这种不幸的事我不希望在任何别人身上发生。对于我来说,一个职业记者应该搜集情况,进行调查,查清事实,将各种不同的材料进行比较综合,他肯定不应该仅仅听取一家之言。幸运的是,我的妻子、朋友还有蒙彼利埃清真寺的阿訇支持我。
    “9·11”过去两个多星期了,媒体风暴越演越烈:世界报、巴黎人报、费加罗报、解放报、法兰西晚报、里昂进步报、佩皮尼扬独立报、南方自由报、快报、观点、巴黎竞赛报、国际信使报、新观察家杂志、蒙彼利埃报、周日报、还有来自荷兰、伦敦、日本、美国甚至澳大利亚的报刊、电视台、电台、通讯社等等。
    一般来说,电视采访组的成员包括一名记者、一名录音师和一名摄影师,报纸杂志采访则是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有时一个电视台会派来几个采访组,清真寺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电视播音室。采访一般都是很急的,而且我们都毫无准备,临时上阵。福佳和我进行了分工,福佳负责剪报、澄清问题,跟踪后续反应,安排接待采访的时间。阿訇接待记者,回答问题,他花很长时间向他们解释恐怖主义组织的复杂性。在清真寺,我们为他们准备了茶、糕点,寺里接待人员耐心地回答不停地从各地打来的电话,陪伴那些正在等候采访的记者们。大家都表现得十分好客。
    也有一些记者说话不兜圈子。如有人直接问:“您真的是原教旨主义分子吗?”他希望得到的是肯定的回答吗?也有些人由于我没有能安排他们的采访而将我说成是极端分子。也有些记者利用微型摄相机悄悄录相,可是明明整个清真寺是完全对他们开放的。另外一些则认真研究清真寺里的关于反对极端主义的材料、印刷品,企图了解事情的真相。我觉得如电视二台的记者伦贝埃、法国国内电台记者沙夫、雷四,法国国际电台的密斯兰,里昂进步报的什特勒,周末报的吉乐等都是很出色的记者,并待人平实。
    这些记者认真地做他们的调查工作,但另外一些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写出文章,好像他们已经采访了我,而实际上他们连电话都没有给我打。当我同来采访我的记者谈到这种事时,他们告诉我这是常有的事,经常一些记者仅仅只根据已经发表过的东西来写文章,他们也解释说,不同的报纸登出来相同的不实之词,其实也不奇怪,因为经常一个驻外记者要为几个不同的媒体工作,这就是所谓“滚雪球”效应。就我的情况而言,一个地方上的特约记者去采访了我的母亲,然后将我的母亲的话原样报道出去。之后,另外一个记者又将这一报道同时发给好几个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报纸,然后这些消息再传到世界性的媒体。这就是我怎样被贴上潜伏的极端分子、狂热分子的标签的。同时他们也说我的妻子是扎卡里亚和我被极端组织吸收的罪魁祸首。“这自然只能是女人的错误!”福佳的形象被报刊丑化得不像样,甚至有种族主义的嫌疑:一个智力不太发达的女人,声称真正的男人不应该做家务事。这对我们心理上的压力很大,我与福佳都感受到了人身侮辱,他们加于我们身上的思想和言论,同我们自己的信仰、价值、道德理念背道而驰。我们是大家都应该警惕的这种所谓“穆斯林=恐怖分子”的简单相加的受害者。
    我妻子和我并非惟一受到心理打击的人,在整个媒体轰击的一段时间里,清真寺的信众们既很气愤又有些恐慌。气愤是由于有些媒体诋毁伊斯兰信仰,恐慌则因为他们害怕清真寺会受到报复。在美国,有一个锡克人被杀,原因是他着头巾和他留的大络腮胡子使人们误以为他是个穆斯林。清真寺也收到了辱骂和以死亡威胁的匿名信。一天,一个高个子的人来找我,因为我不在,他留下了如下的口信:“告诉阿布·萨马德,要他说话时要当心,否则他会有不便。”说完后,他就走了。他开的是一辆红色越野车,车号是英国的。看样子,我惹人不高兴。人们不仅给我制造了一个污蔑性的形象,而且这个形象对我,对我的妻子,对我常去的清真寺甚至对其他的清真寺和整个伊斯兰教都是很危险的。
    我们终于明白我们所讲的话并不受一些记者的欢迎,有的甚至还感到为难,如果我们真的是极端分子那该多有刺激性啊!特别是这很可能会使他们的报刊销路大增。他们将这件丑恶的事件中的人看做是歹徒而事件本身则是一部侦探小说。尽管如此,我仍然竭力保持冷静、清醒。这种情况整整持续了三个月,然后,只要人们又谈起我的弟弟,他的缄默,他的司法程序,媒体就会又掀起一股小小的波浪。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气氛开始平静下来,一个周刊的记者要求我合写一篇文章,我花了很多时间同他一起工作,但是他一直没有说想同我的妻子交谈。文章发出之后,我发现其中有同福佳有关的谎言,而且这些不实之词据说也是我母亲提供的。福佳对此说了下面一段话:“他的这种做法提出了三个问题:他写这种文章如果说因为我是穆斯林,那说明他是不宽容的;如果说因为我是摩洛哥人,那说明他是种族主义者;如果说因为我是一个女人,那说明他是性别主义者,歧视妇女。”而我则认为,他是一个笨蛋,他利用一个女人的痛苦和偏见去攻击另一个女人。
    还有一个自称是记者的不幸的先生来告诉我,他同情报机关有联系。按照他的情报来源,美国人正在拷打我的弟弟让他招供。他说这话时很冷静,他还说:“美国死了那么多人,这也可以理解。”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对于一个认为酷刑具有合法性的人,我能说什么呢?此次谈话之后的几个晚上,我都无法入睡,我在心里问自己:“这到底是一个真消息还是故意丑化事实呢?”为了安慰我自己,我企图说服自己这个记者仅仅想通过煽动我的情绪而使他的采访更为耸人听闻而已。但我无法得到解脱。

    #101722
    叶哈雅
    会员

    来采访的记者中,并不都是只想知道这个恐怖嫌犯扎卡里亚·穆萨维其人的,也有人想了解他那个据说是同他有同样思想的哥哥,甚至他的嫂嫂,这个在事件中据说扮演了“军师”角色的女人。这种背景使得我同传媒的第一次接触气氛有些紧张,一些记者事后告诉我,他们来时心里半信半疑,甚至有些担心,其中有一位女记者还有些害怕。采访进行20分钟后,她给他的丈夫打去电话,告诉他我们实际上是些正常人,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们当时究竟想知道什么呢?
    我当时意识到了清真寺其实是一个对他们很陌生的地方,绝大多数记者从来没有进过一个清真寺,他们在清真寺里明显地感到不自在,他们有很多误会,有的认为他们不能进清真寺。这种情况使我很担心,这就是说在法国很多记者完全不了解伊斯兰教这个他们国家的第二大宗教,有些记者的无知也使我怀疑他是故意装出来的。如有一个地方报纸的记者问我古尔邦节(也称宰牲节)是否是庆祝羊的节日,古尔邦节是先知易卜拉欣宰牲献祭的纪念日。还有一些人认为,穆斯林每天五次祈祷有点过度。这些人是否是原教旨主义分子?或者正在成为原教旨主义分子?他们觉得穆斯林信徒信天由命,顽固不化,每天还要进行让人厌烦的甚至是怪诞的五次礼拜。还有一些人认为,差不多可以说每个穆斯林都是一个潜在的极端分子,否则他必须证明他不是。
    报刊上的一些文章也使我的家人受到深深震撼,这种不幸的事我不希望在任何别人身上发生。对于我来说,一个职业记者应该搜集情况,进行调查,查清事实,将各种不同的材料进行比较综合,他肯定不应该仅仅听取一家之言。幸运的是,我的妻子、朋友还有蒙彼利埃清真寺的阿訇支持我。
    “9·11”过去两个多星期了,媒体风暴越演越烈:世界报、巴黎人报、费加罗报、解放报、法兰西晚报、里昂进步报、佩皮尼扬独立报、南方自由报、快报、观点、巴黎竞赛报、国际信使报、新观察家杂志、蒙彼利埃报、周日报、还有来自荷兰、伦敦、日本、美国甚至澳大利亚的报刊、电视台、电台、通讯社等等。
    一般来说,电视采访组的成员包括一名记者、一名录音师和一名摄影师,报纸杂志采访则是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有时一个电视台会派来几个采访组,清真寺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电视播音室。采访一般都是很急的,而且我们都毫无准备,临时上阵。福佳和我进行了分工,福佳负责剪报、澄清问题,跟踪后续反应,安排接待采访的时间。阿訇接待记者,回答问题,他花很长时间向他们解释恐怖主义组织的复杂性。在清真寺,我们为他们准备了茶、糕点,寺里接待人员耐心地回答不停地从各地打来的电话,陪伴那些正在等候采访的记者们。大家都表现得十分好客。
    也有一些记者说话不兜圈子。如有人直接问:“您真的是原教旨主义分子吗?”他希望得到的是肯定的回答吗?也有些人由于我没有能安排他们的采访而将我说成是极端分子。也有些记者利用微型摄相机悄悄录相,可是明明整个清真寺是完全对他们开放的。另外一些则认真研究清真寺里的关于反对极端主义的材料、印刷品,企图了解事情的真相。我觉得如电视二台的记者伦贝埃、法国国内电台记者沙夫、雷四,法国国际电台的密斯兰,里昂进步报的什特勒,周末报的吉乐等都是很出色的记者,并待人平实。
    这些记者认真地做他们的调查工作,但另外一些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写出文章,好像他们已经采访了我,而实际上他们连电话都没有给我打。当我同来采访我的记者谈到这种事时,他们告诉我这是常有的事,经常一些记者仅仅只根据已经发表过的东西来写文章,他们也解释说,不同的报纸登出来相同的不实之词,其实也不奇怪,因为经常一个驻外记者要为几个不同的媒体工作,这就是所谓“滚雪球”效应。就我的情况而言,一个地方上的特约记者去采访了我的母亲,然后将我的母亲的话原样报道出去。之后,另外一个记者又将这一报道同时发给好几个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报纸,然后这些消息再传到世界性的媒体。这就是我怎样被贴上潜伏的极端分子、狂热分子的标签的。同时他们也说我的妻子是扎卡里亚和我被极端组织吸收的罪魁祸首。“这自然只能是女人的错误!”福佳的形象被报刊丑化得不像样,甚至有种族主义的嫌疑:一个智力不太发达的女人,声称真正的男人不应该做家务事。这对我们心理上的压力很大,我与福佳都感受到了人身侮辱,他们加于我们身上的思想和言论,同我们自己的信仰、价值、道德理念背道而驰。我们是大家都应该警惕的这种所谓“穆斯林=恐怖分子”的简单相加的受害者。
    我妻子和我并非惟一受到心理打击的人,在整个媒体轰击的一段时间里,清真寺的信众们既很气愤又有些恐慌。气愤是由于有些媒体诋毁伊斯兰信仰,恐慌则因为他们害怕清真寺会受到报复。在美国,有一个锡克人被杀,原因是他着头巾和他留的大络腮胡子使人们误以为他是个穆斯林。清真寺也收到了辱骂和以死亡威胁的匿名信。一天,一个高个子的人来找我,因为我不在,他留下了如下的口信:“告诉阿布·萨马德,要他说话时要当心,否则他会有不便。”说完后,他就走了。他开的是一辆红色越野车,车号是英国的。看样子,我惹人不高兴。人们不仅给我制造了一个污蔑性的形象,而且这个形象对我,对我的妻子,对我常去的清真寺甚至对其他的清真寺和整个伊斯兰教都是很危险的。
    我们终于明白我们所讲的话并不受一些记者的欢迎,有的甚至还感到为难,如果我们真的是极端分子那该多有刺激性啊!特别是这很可能会使他们的报刊销路大增。他们将这件丑恶的事件中的人看做是歹徒而事件本身则是一部侦探小说。尽管如此,我仍然竭力保持冷静、清醒。这种情况整整持续了三个月,然后,只要人们又谈起我的弟弟,他的缄默,他的司法程序,媒体就会又掀起一股小小的波浪。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气氛开始平静下来,一个周刊的记者要求我合写一篇文章,我花了很多时间同他一起工作,但是他一直没有说想同我的妻子交谈。文章发出之后,我发现其中有同福佳有关的谎言,而且这些不实之词据说也是我母亲提供的。福佳对此说了下面一段话:“他的这种做法提出了三个问题:他写这种文章如果说因为我是穆斯林,那说明他是不宽容的;如果说因为我是摩洛哥人,那说明他是种族主义者;如果说因为我是一个女人,那说明他是性别主义者,歧视妇女。”而我则认为,他是一个笨蛋,他利用一个女人的痛苦和偏见去攻击另一个女人。
    还有一个自称是记者的不幸的先生来告诉我,他同情报机关有联系。按照他的情报来源,美国人正在拷打我的弟弟让他招供。他说这话时很冷静,他还说:“美国死了那么多人,这也可以理解。”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对于一个认为酷刑具有合法性的人,我能说什么呢?此次谈话之后的几个晚上,我都无法入睡,我在心里问自己:“这到底是一个真消息还是故意丑化事实呢?”为了安慰我自己,我企图说服自己这个记者仅仅想通过煽动我的情绪而使他的采访更为耸人听闻而已。但我无法得到解脱。

    #101723
    叶哈雅
    会员

    第十章、结语
    古兰经提倡正义和克制,国家之间的智慧之路是民族之间的互相承认。古兰经中说:“人们啊,我们按照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模样将你们创造出来,我们使你们分成国家和部落是为了让你们互相承认,你们之中最虔诚的,也就是最高贵的。”古兰经中也说:“不要对一个民族心怀仇恨,即使它挡住了你们去圣堂的路和要让你们变得不公正。你们要互相帮助,行善事,孝顺父母而不要互相争着去犯罪和犯禁。”真主让我们成为一个正义的、公平的、克制的群体。在古兰经中,真主说:“就是这样,我们使你们成为一个公正的群体,使你们成为人们的见证人,正如真主的使者是你们的见证人。”
    古兰经也教导我们,要通过做善事,行善行,行施舍和讲公平来净化心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但你们应该通过做善事结合起来。”古兰经也告诉我们要以宽容的态度来进行讨论:“通过智慧和劝导,你应该在真主指引的路上同他们以最好的方式进行讨论。”古兰经告诫我们要宽容大量,但也拥有行使正义的权利:“如果你要惩罚,你的惩罚一定要同侵略者的错误相称。但是,如果你选择耐心和宽容,那是有耐心的人的最好的选择。”这就是穆斯林教义的真正的箴言!
    法国的穆斯林青年是什么情况呢?对照一直到今天为止我和我弟弟的经历,我可以将我看做法国数以十万计的穆斯林青年中的一分子。艰难的童年,缺乏父母的权威,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生活没有目标,缺乏宗教的指导,同时又生活在一个对自己本文化完全无知的环境中,加上受到社会上无处不在的排斥。我时常想,我难道不是一个幸存者吗?同我弟弟一样,我是否有可能也掉进极端主义分子的圈套呢?真主保佑,我的宗教启蒙老师们告诉过我,信仰真主就要适度。先知穆罕默德告诫我们:“面对信仰,不要夸张。”
    年轻的穆斯林越是不了解信仰,越是没有抵御力量,今天,没信仰、主张排斥的和那些极端分子都在盯着我们。我以为,惟一能够抵挡各种形式的极端倾向的武器是朴实诚恳的宗教文化修养,是家庭的教育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行动。

    #101724
    叶哈雅
    会员

    跋、谁来承担代价?
    恐怖暗杀的死难者来自各个民族、多个地区、多种肤色、多种宗教,纽约有二千八百名,阿尔及利亚十万以上,埃及数以千计……死难者的家庭、亲友等等都是这种野蛮行为的受害者,也不要忘记那些在对恐怖行为的报复行动中死伤的受害者。由于一小群人的暗杀行为,一个民族的整体就成了责任承担者,在这些受难者中,有妇女、有儿童,他们是以惩罚恐怖的名义而相加的暴政和非正义的牺牲品。
    还有全世界的穆斯林,他们被怀疑,被不公正地指控,穆斯林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简单公式的受害者。伊斯兰受到人们的诋毁,然而伊斯兰同这些狂热分子和恐怖行为毫不相干,有些恐怖分子的家庭也被指责同恐怖行为有关联,这些家庭处于彷徨无望、悲痛欲绝而又百思不得其解的悲剧之中,这明明是一个噩梦,可又偏偏是确实发生了的真实!所有这些受害者无时不承受着痛苦与悲情的重担。
    最后一个受害者是广大受迫害、受压榨的穆斯林人民的正义事业。那些被瓦哈比教派收编的阿富汗人、车臣人、波斯尼亚人,他们突然从为解放、为生存的抵抗战争的深渊里跌落到极端主义的陷阱。那些被扣特巴派的教条鼓动起来的年轻人现在支持瓦哈比这一群狂热分子破坏、腐蚀这一正义事业。他们拥有雄厚的财经来源和可以同一个强国相比的武器!当他们向平民发起进攻并挑衅对手的时候,他们也在胁迫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并将他们推下前台,使他们无所作为而退居其次。这是一种为了政治与财富的目的而扣押人质的行为,这种行为会使那些外国强权获利。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的首要目标是进攻宗教传统,并将它清除掉,以使节制、宽容的宗教原则无处立足,而正是这一传统能使穆斯林团结起来。其次,他们向穆斯林的宗教与政治目标发动武力攻击,他们组织恐怖行动,将目标对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他们的行动造成了混乱,捍卫穆斯林的正义事业的人因而无可声辩,捍卫穆斯林正义事业的人变成了受害者,而这一事业则成为典押。
    根据不同的信息来源,法国每年有八十到三百名年轻人被拉进本·拉登的训练营,也就是每年有八十到三百个家庭被连累。这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社会的灾难:法国人、英国人,法籍摩洛哥人、法籍阿尔及利亚人、澳大利亚人、比利时人、也门人、黎巴嫩人、埃及人等等,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这是一个影响广泛的真正的国际问题。
    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根治这个灾难,我们就不能回避一些敏感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对瓦哈比教派和穆斯林兄弟会之类的宣传采取容忍的态度?那些被指控参加恐怖行动的青年人都在英国待过一段时间,为什么英国政府采取如此宽容和放任的态度?我们都知道美国情报部门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支持本·拉登,难道他们不知道他的危险性吗?法国直到目前仍然容忍那些同恐怖意识形态的鼓吹者有联系的组织和个人,为什么?
    难道还需要另一个“9·11”才能使我们睁开眼睛吗?

    #101835
    尔撒~虎
    会员

    顶起来···~~~~~~~~~~~~~~

    #101853
    孤僻
    会员

    好帖顶起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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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58
    寻真
    会员

    好文章,大力支持!!!

    楼主辛苦了

    #101892
    天马星空
    会员

    今天有点忙,有时间我一定认真拜读

    #102961

    辛苦拉!:victory: :victory: :victory:

    #103144
    行星
    会员

    于是有人乘虚而入。各组织的年轻学员,“穆斯林兄弟会”的,解放党的或瓦哈比教派的,各路出动,竞争着新一代伊玛目的位置。他们是各种协会的积极分子,组织教授阿拉伯语,赞助穷孩子入学和宗教学习,渐渐地使他们自己成了被青少年接受的教育者。这些年轻学员成功地打入第二代移民子弟中间,建立起组织结构,壮大到可以召集一些大型会议。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传统宗教传授中那些严肃适度的方法完全不存在。
    与此同时,所有为说法语的年轻穆斯林服务的书店都充斥着下述人物的著述:萨伊德·扣特巴(马杜迪(Al-Mawdoudi),卡拉达维(Al-Qaradawi),穆罕默德·伊本·阿巴德·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
    ! V+ G+ M4 e7 g7 CAl-Wahhab),伊本·巴兹(Ibn {, D9 X" f’ E! M) TBaz),乌塔伊曼(Al-Outhaymine)。换句话说,所有瓦哈比派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们的著作。这后一个也被称为扣特巴派(qotbisme)。在这些描述中我们找到的是什么?以下我摘录几段节选:“今天,已不存在穆斯林社会,已没有了伊斯兰或穆斯林信徒,因为已不再有哈里发和哈里发之职。(哈里发,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哈里发之职,是历史上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首脑。)只有当现存的一切制度被摧毁,让位给一丝不苟地遵守神圣立法的政权,穆斯林社会才会获得新生……地球上所有的社会,无一例外,都是亵渎神灵和偶像崇拜的社会。他们知道惟一的权威只属于神,因为当一个人贸然发明法律时,他会宣称自己与神同在。所有不加抵抗,不进行反叛,而归顺于这种社会的人们,都在以驯服的方式同流合污……在今天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就必须进行圣战(Jihad),与所有那些以人为标准进行立法的制度作斗争,将其推翻,以建立神圣的立法。”
    人们还可以读到:“只有一个组织,那就是伊斯兰组织;其他组织都只会通向偶像崇拜……只有一个家园,那就是伊斯兰家园,在那里保留着穆斯林政权。其他一切地方〔在那里不存在伊斯兰权威,这也包括在伊斯兰土地上–作者注〕,都只会对一个穆斯林充满敌意,而他与这些地方只能有战争的关系,或建立在特殊条件下的休战状态。没有任何可能将那里视为伊斯兰之家;那里的居民与穆斯林永远不可能和睦相处。”仇恨渗透在字里行间。这些言辞是一种精神变质的反映,是宗派之争的产物,因而是危险的。
    瓦哈比派,或扣特巴派信徒的暴烈特性有一个象征人物,艾曼·扎瓦里
    —————————————————-
    这些瓦哈比,扣特巴等坏教派及“穆斯林兄弟会”,基地等坏组织真像一个个毒瘤,给社会带来了灾难与痛苦,祈求真主,快派人来切除它们

    #132387
    你的克星
    会员

    不管苏菲们多么不喜欢,瓦哈比派以极强的生命力在凡是有穆斯林聚居的地方持续发挥着影响。
    从伊拉克到阿富汗,坚守在抗美第一线的几乎全是瓦哈比派成员。
    事实就是这样。

    #132389
    伍俩门拉
    会员

    非典也同样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传染性,但它的本质就是对人有害的病毒。
    事实也的确如此。

    关键是看其是否有益于全人类,有益于整个伊斯兰。

    #132390
    匿名
    游客

    原帖由 你的克星 于 2009-5-13 10:45 发表
    不管苏菲们多么不喜欢,瓦哈比派以极强的生命力在凡是有穆斯林聚居的地方持续发挥着影响。
    从伊拉克到阿富汗,坚守在抗美第一线的几乎全是瓦哈比派成员。
    事实就是这样。

    不出50年,瓦哈比派将彻底消亡,我非常坚信!你喜欢塔利班?你喜欢扎卡维和拉登?

    我憎恶美英以色列,但是,我同样憎恶给伊斯兰抹黑的一切滥杀无辜的恐怖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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