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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更新的儒学家的宇宙论和形而上学思想里,“气”是一种原始混沌的质料,各种个体的事物都是由它而出的。
张载(1020一1077)认为,太极就是“气”。整个宇宙无始无终、不息不休的流行过程就是“气”。“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正蒙太和篇》、《张子全书》卷二)。就是说,“气”是动的,不断聚散。气聚时从中生出具体的个别事物,气散时这些事物便分崩离析而朽坏。张载用“气”的聚散来解释万物的生成和毁灭,但却无法解释万物为什么会分成不同的门类。对此,程颐(1033一1108)和朱熹(1130一1200)提出了“理”的观念。他们认为,宇宙不仅是“气”聚而生,还因为其中有它各自的“理”。万物各从其类,因为“气”的聚结,各依不同的“理”。在程朱的思想体系中,“理”乃是“道”,是“形而上”。在形而上的世界里,虚无一物,却又万物具陈。虚无一物,因为其中没有具体事物。万物具陈,因为万物的“理”都在其中。“理”是客观存在着的,无论现实世界中
有没有它的具体实例,也不在于人是否知道它们。每类事物都有它的“理”,这“理”便是事物之所以然。就是说,“理”是事物的终极标准(最高原型)。“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语类》,卷九十四)。太极不仅是宇宙万有之理,同时还内在于每类事物的每个个体之中。一类事物有一事物之理,在这个个别的理之中,又有太极整体之理。所谓“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语类》,卷一)。至于“理”和“气”的关系,朱熹曾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秉此理,然后有性;必秉此气,然后有形。”(《答黄道夫书》,《文集》,卷五十八)这里强调的是,任何个别事物乃是气的凝聚,但气是按照这类事物的理的模式而凝聚的。任何时候气的凝聚总有理在其中。“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语类》,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