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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贤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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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土番:番,音博(bó)。又作“吐蕃”,公元7世纪至9世纪在青藏高原建立的藏族政权,以拉萨为都。原为唐人对该政权之称谓;吐蕃政权崩溃后,宋、元、明初史籍仍沿称青藏高原及当地土著族、部为“土番”、“吐蕃”或“西蕃(番)”。
[42] 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境内。《西域地名》77页云:“Qoco,一作khoco,兹二名並见德人在吐鲁番所得突厥文写本。伯希和考订为高昌之对音。其地即为今吐鲁番县属之哈剌和卓城(Karakhoja),亦称亦都护城(Idikut-Sahri),俗称Dakianus Shahri,汉时为高昌壁,唐时为高昌县,宋元时为高昌回鹘国都,《辽史》为和州回鹘。《元史》谓高昌国王亦都护,盖指此国。《金史》、《西游记》亦讹译而为和州。《元史》又有哈剌火者,哈剌霍州,哈剌火州,合剌禾州,合剌和州,火州诸译。《高昌偰氏家传》云:‘高昌今哈喇和绰也。’《明史》云:‘火州又名哈喇,在吐鲁番东三十里。东有荒城,即为高昌国都。’《西域图志》有哈剌和卓城,皆指其地。”
[43] 安南:今越南。唐安南都护府地。五代晋时独立,建国号为瞿城、大越等。北宋开宝八年(957)封其王为交趾郡王,南宋隆兴二年(1164)改封为安南国王,此后即称其国为安南。明永乐五年(1407)以其地置交趾省,宣德二年(1427)复独立建国,我国仍称之为安南。15世纪以后,其南部疆土不断扩展,占有占城国全部和真腊国的一半,横临暹罗湾。清嘉庆七年(1802),改国号为越南,但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民间多仍沿称其安南旧名。
[44] 市列:《泉州伊斯兰数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l983年6月第1版)书末附录3,亦为《重立清净寺碑》全文,与《石刻》本小有差异,此处即其一。《文选》不作市列,而作“布列”。
[45] □异:《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及上注所引《文选》,“异”字前均为一方框。白寿彝《跋》文中录文作“不异”;杨永昌《早期伊斯兰教学术在中国传播情况的探讨》(载甘肃民族所编《伊斯兰教在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66页,以下简称“杨文”)中录文却作“迥异”,不知孰是?
[46] [俗]重杀,好善:此俗字据白寿彝、张星烺文补。杨永昌文该句作“不重杀生,好善”。杨先生文内分析道:“根据伊斯兰教教义的规定,‘俗’字可能对,不知《泉州宗教石刻》所引全文系原拓碑文还是排印时手笔之误,有待今后考证核实。”知杨文所据乃50年代吴文良先生之《泉州宗教石刻》也。今源以为,此处应以“俗”字为是,故补之。
[47] 雕镂器皿尤巧:早在唐宋时期,阿拉伯、波斯那些精美的工艺品即已传入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唐代诗圣杜甫尝作《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讴歌“大食宝刀”制作之精。《宋史•大食传》中的琉璃、碧白琉璃酒器,《岭外代答》中的碾花琉璃,当时人们称为“大食料”,后来又称“回回料”,都是精美的工艺品。故《宋史•大食传》中云:“市肆多金银绫锦,工匠技术咸精其能。”元代有“大食瓶”传入中国,其质量巧薄、清坚,以阿拉伯文及花穗为饰,美观、素雅、高洁,诗人吴渊颖将其喻为“龙宫宝”,叹为鬼斧神工之作。
今源按:该句以上为碑记的第一部分内容,概述大寔之地理位置、风土人情、气候物产、书法工艺等。作者吴鉴所据全靠史书,对阿拉伯的文史知识不多,故所述有的对,有的不对。如所谓“自古绝不与中国通”,即非史实。又所谓阿拉伯人“俗重杀”,似受《经行记》和《新唐书•大食国传》影响,不为无因,但这种叙述亦属片面,易使人误认为阿拉伯人重杀而不重和平。
[48] 国俗:《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及《论文选》均无此二字;白寿彝、张星烺著作中均为“国俗”;杨永昌文则据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作“国民”。
[49] 累世犹不敢易焉:至此句,为碑记第三部分内容,即详述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经典。对此,白寿彝教授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吴记述谟罕蓦德之教,为吾人所见唐宋元之汉文记录中最得其要者”;“吴记以后,如在伊斯兰寺院碑记中寻觅其续,迄于今日,实尚未见一文足以当之。”详见《跋吴鉴<清净寺记>》一文。
[50] 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从该句起至“赐号怀圣”句,白寿彝《跋》中不见。
[51] 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
[52] 撒那威:波斯语Shiraf之译音。《西域地名》84页:“Shiraf,中世纪波斯湾著名港口,在Basra与Vbolla东南之Fars地方海岸处,今已废。元吴鉴《清净寺记》之撒那威,《桯史》之尸罗围,《诸蕃志》之施那帏,皆为Shiraf对音,指Shiraf人而言。此港在中世纪常与中国通航。”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193页注(四)亦云:“撒那威即Shiraf之译音。鄙人尝译作西拉甫者也。北宋时,该港为波斯湾境内最盛商埠。”
[53] 泉州之南城:泉州学者曾就“南城”问题进行探讨。吴文良先生提出,泉州之南城是南门城,简称南城(旧称镇南门),那批因营商获大利的外国侨民都集居在城南;而通淮门是偏于东南方,不是面向正南;更从寺中阿拉伯碑记看,有“这是侨居此邦伊斯兰教徒们的第一圣寺”之说,似乎含有除本寺外尚有第二座寺的意味,便在《泉州宗教石刻》中说:我们很“怀疑”吴鉴的碑记“或者”最初是在南门的另一座清净寺。“这个地方(南门城)正是宋元时代,蕃商麇集之所,就是当时所谓‘蕃坊’。阿拉伯人在‘蕃坊’内建立伊斯兰教堂,是有可能的。”庄为玑先生在《泉州清净寺的历史问题》(载《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南宋张读的《重建州学记》说:“(郡庠)建在州城南之东门”。所谓城南的东门,就是现在的涂门街。所以吴鉴所说的“南城”,也就是城南的涂门街的意思。“为什么涂门街称为南城呢?因泉州城是个不等边三角形,南北长,东西狭。城中有两个十字路,北有顶十字,是城北部分,南边有下十字路,下十字以南的部分,都是城南部分。涂门街也是属于城南部分的街道,所以吴鉴称之为南城是有道理的。”他进而认为,吴先生说回教寺必须建在“蕃坊”中也是没有根据的,泉州没有“蕃坊”。“泉州有‘蕃坊’之说,是倡自日、德、美等国的‘学者’。他们主观推测说泉州有‘蕃坊’在泉南。‘泉南地临晋江,便于出海,故置蕃坊于此,广州亦然’,我们不应该盲从他们的说法。”他承认,泉州确有外国侨民和商人集中居住的“泉南”,如《诸蕃志》所称:罗护那建刹于城南(984-987年)。施那帏蹻寓泉南(1131-l162年),罗巴智力干父子居泉之城南(1208-1224年)。但是,他强调“这个城南或泉南并不等于‘蕃坊’。因为泉州既有外国侨民和商人集中居住的泉南,也有‘蕃商杂处民间’‘蕃汉杂居’的现象。如果承认泉南等于‘蕃坊’,那么那杂居地要叫做什么名称呢?”后吴文良先生又在《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1期发表《再论泉州清净寺的始建时期和建筑形式》一文,与庄先生商榷。文中,除否认他说过“回教寺必须建立在所谓‘蕃坊’中”这句话,更以自己在南门城的考古发掘实践及中外学者关于城南有外国人集居地的考证,强调说泉州在宋元时确有“蕃坊”。80年代初,庄先生在与青年学者陈达生合作的《泉州清真寺史迹新考》一文中,修正了自己关于“清真寺的建筑地点就是在现今的涂门街”的观点,提出位于今泉州东南通淮街的是北宋圣友寺(即现存的艾苏哈卜寺);而现已不存的清净寺寺址则“在今南门排铺街附近”,“可勿庸置疑”。
[54] 没塔完里:阿拉伯语al-Mutāwāli的音译,又译作穆泰瓦利,意为寺产或麻札财产的管理人员。在我国,多称作“管事乡老”,有些地方称“学董”、“社头”、“社首”,相当于今清真寺民主管理委员会中主管寺务的主任。多由富有而德高望重的长者中经寺坊穆斯林协商推举产生,负责管理清真寺的土地、房产及各种宗教收支费用,筹办各种宗教节日活动,办理丧葬事宜,决定阿訇的选聘、留任及其他各种寺务。因此,对清真寺而言,这是一个决定其兴衰的重要职务。
[55] 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
[56] 摄思廉不鲁罕丁:白寿彝、张星烺、杨永昌诸文均作“摄思廉夏不鲁罕丁”。今源按:据《闽书抄》载,不鲁罕丁为“西洋喳啫例绵(今伊朗卡泽伦城)人。皇庆(1312-1313年)间,随贡使来泉。[住排铺街],修回回教,泉人延之住持礼拜寺。寺,宋绍兴(1131-1162)创也。“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左右,摩洛哥旅游家伊本•白图泰尝至泉州。其《游记》述曰“刺桐(即泉州)城的廉士中有一位开才龙(kāzerūn,即卡泽伦,亦即《闽书抄》之喳啫例绵)人氏,名叫白尔汗丁(Burhān al-Din,即不鲁罕丁),城外有他的一座道堂。”他位居“众伊斯兰长老们之首”。摄思廉,阿拉伯语Shaikh al-Islām的音译,今译“谢赫•伊斯兰”,意为“伊斯兰长老”。夏不鲁罕丁之“夏”字,亦为阿语shaikh之译音,即“谢赫不鲁罕丁”或“不鲁罕丁长老”之意。将其置于“摄思廉”之后,似既有重复、强调其长老身份之义,又有开泉州夏氏掌教家族先河之义。
[57] 舍剌甫丁:《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载,泉州当时留居之回教商人领袖中,除白尔汗丁外,又有“塔伯利资(Tabriz,又作帖必力思,在伊朗西北境,今称大不里士)大商赛洛夫爱丁(Sharif al-Din)者同时至。余在印度时,欠赛君债甚多。赛君生意场中,惠我实多,至今余甚感之。赛君能默诵《可兰圣经》,每日必祈祷。”(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76页)这位赛洛夫爱丁,即是吴鉴记中之舍剌甫丁(Sharif al-Din)。以其能诵经及“每日必祈祷”,故任哈悌卜一职,作摄思廉之助手,可谓得人。
[58] 哈悌卜:阿拉伯语khatib之译音,今译“海推布”,旧译又作“鸣教”、“唱教”,意为“宣讲教义者”、“宗教演说家”。与伊玛目、穆安津合称“三掌教”,专门负责宣讲教义教法,并于主麻日聚礼时在“敏拜尔楼”(讲坛)上宣念“呼图白”。
[59] 里人金阿里质以己赀,一新其寺:《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附录》及白、张、杨文中,“质”字均作“愿”字。关于金阿里为何人,学术界有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见于1981年福建省社联历史学会厦门分会编印《史论》第1辑所载吴幼雄文章《试论泉州伊斯兰教寺的创建时间》。吴文认为“金阿里是金吉之子,也即助那兀纳攻莆田,为陈友定所杀的金阿里。”其依据为《泉州府志》之《金吉传》:“金吉号一庵,先为上都人。至顺间,以捕盗功授武略将军,左副翼万户府上千户,镇守泉州路。……擒那兀纳槛送行省,兵不血刃,市不易肆。殁后,州人醴祀之。长子呵哩,先以陈、柳之乱倡义徂征,死节于莆。次嘛晗吻,遵父遗命,葬吉于东郊荔林之原,遂世为泉人。”又依据嘉靖三十四年(1555)《清源金氏族谱》。《谱》中有明嘉靖时文人朱梧所撰《二世祖元处士肃轩府君传赞》:“公名呵哩,武略将军一庵公长子也。豪逸雄伟,好孙吴之学,论难不能屈,授之阵法,慨然武功自许。适陈同、林珙二家媾乱……遂以白牌舍人召募义兵,抵莆……力战不支,兵溃身死焉。泉人义之,纪于《通志》。公平日轻财乐施,慈仁广爱,敦尚回教。回人泉中旧有清净寺,圯废岁久,公以木石一新,钜费靡算,楼宇壮敞,至今侈观。回人德之,相率勒石寿功云。公娶陈氏,一子延宗。卒附东郭祖坟之侧。”《谱》之“世系大略”亦记云:“贰世:元至正年间,二世祖处士肃轩府君,公名呵哩,号肃轩,行一……至正二十六年(1366)身殁莆阳。一子,延宗。”依据可谓过硬。第二种意见是陈达生提出的。他在《金阿里与清净寺》一文中认为,据金吉、金呵哩父子业绩考证推算,“则重修清净寺时(公元1350年),金呵哩才14-19岁,尚不能自立。即便按其上限再加上5岁(实际上亦不可能),亦仅24岁。他既非世代商贾,又非自贩舶于海外之暴发户,经济条件有限,‘愿出己赀,一新其寺’实可疑也。……按(吴鉴)此文所载,该寺废坏不治的程度严重,不仅一般教徒无法,甚至摄思廉不鲁罕丁也无计可施,其修寺之费必定甚为浩巨。依此,即便是金吉本人,以其区区一武宫,亦无法独赀修寺,更何况其乳臭未干,尚不能自立的长子乎?假设为金呵哩合家投赀,彼时金吉正当四十岁,年富力强,当铭刻金吉之名,而非金呵哩之名。”所以他的结论是:“至正十年(公元l350年)独赀重修清净寺的金阿里,乃是一名居留泉州的阿拉伯(或波斯)虔诚的穆斯林,其与金吉当为同龄之人物,而非为其下辈。金阿里或是一名世代经商的穆斯林富商,他并未入仕,拟称里人。其与金吉长子金呵哩风马牛不相及。《清源金氏族谱》内朱梧的《二世祖元处士肃轩府君传赞》及附录《重建清净寺碑》文,乃是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修谱时撰赞者别有用心的强扯附会。”第三种意见来自日本前岛信次教授。《东洋文库研究部纪要》第32卷载其《元末的泉州和回教徒》一文,文中引《八闽通志》转载“至正近记”的一段话,记至正二十六年(1366)六月,一位叫余阿里的江西省左丞在兴化,遏制赛甫丁、扶信奔败之兵,开分省,立官府,使余民稍有生意。前岛教授认为,余阿里“这个名字似乎与泉州穆斯林中一位著名人物金阿里相混淆。我无法肯定哪一个是正确的,但‘金’更有可能,他作为江西省左丞率军由海入兴化。”也就是说,余阿里可能是金阿里的误写;他是江西省左丞,又是重修清净寺的里人金阿里。
[60] 职方:(1)官名。《周礼》夏官所属有职方氏,掌管地图与四方的职责。由唐迄清,兵部皆设职方司,北洋军阀统治初期亦设于内务部,主要掌管疆域图籍。(2)古代地理著作名。《周礼•夏官•大司马》中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