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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文译著的学术贡献
汉文译著是在经堂教育的创立和倡兴的基础上,由通晓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族等穆斯林民族学者开创和展开的。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形成了汉文译著“汉克塔卜”,作品及其译著家群体。在客观上,汉文译著活动也是回族等穆斯林民族为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化环境,并安身立命,以求得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一场有益而较为成功的文化工程建设。汉文译著家们及其作品,因其显著的道德文章,对明末清初以来的回族等穆斯林民族伊斯兰文化思想带来了新鲜的活力和内容。同时,使广大教内外有识之士以及知识分子,通过汉文译著,对伊斯兰文化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差异和相同处,有了更为客观而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纵观汉文译著活动,回族等穆斯林译著家们采用“以儒释经”的办法使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相结合,这一努力和成就,无论对丰富中国伊斯兰文化思想,还是对充实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史、文化史、宗教史,都有一定的意义,对中国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建设是一大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丰富了伊斯兰教义学、哲学思想
首先,由于汉文译著为增加伊斯兰教与儒家两种思想的结合点,突出了某些在正统派伊斯兰教教义中不占重要地位的内容,改变了正统派教义的构成。如道统学说,原是国外用来论证伊斯兰教高于基督教、犹太教,说明这三教关系的理论。但在某些汉文译著中,则被用来论证伊斯兰教与儒家“道本同源”。又如天道、人道学说,伊斯兰教虽然很注意社会伦理和人际关系,但在传入国内的伊斯兰教教义中并没有明确的概括和说明。王岱舆的《正教真诠》开始涉及到这个领域,而刘智的《天方典礼》又第一次以五典之名,概括了夫妇、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以五常之名概括了居、用、食方面的内容,称五功为天道,五典为人道。故后来的回族穆斯林学者在阐述其教义时,总是兼顾天道、人道两个方面。再如三程(三乘)学说,本来在正统伊斯兰教义中不占重要地位,属苏非派的主张,马复初朝觐麦加时曾以常道、中道、至道向当地学者以思莫恩来求教,结果受到批评,但在汉文译著中,这种学说却占重要地位。为什么突出这一内容,除汉文译著原本有这方面论述外,其作者们想尽量说明伊斯兰教中有值得封建士大夫、儒家学者同情和理解的内容是其主要原因。在宋明理学中,很注重明心、净性、修身、养性功夫,而伊斯兰教的常道、中道、至道,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修身功夫。强调三乘,就使伊斯兰教一神论同儒家正统思想之间更加接近,从而使唯一有“回回气象”的表现形式,仅剩下属于常道的念、礼、斋、课、朝五功基础。其次,汉文译著在比较儒、佛、道各家关于宇宙本体原理并与之辩难中,深化了伊斯兰教关于真主独一的理论,同时吸收了儒、佛、道等有关思想和概念,进一步解决了真主独一与德性诸多的矛盾。再次,回族穆斯林学者们洞悉儒、佛、道后,看出这三家在理论上的矛盾,特别是在宇宙本原问题上的矛盾。从而去其“过与不及”之弊,在超越前者的基础上找到一条深入论证真主独一的途径。先肯定物质世界之外有一个本原。即在有无一个超自然的本原上,肯定了“有”;在这个本原是真、假、幻的方面,肯定了“真”,在这个本原是直接创造万物还是主宰创造万物上,肯定它是“主”,“原主”;第二,在主是唯一的、独一的还是存有二主、三主上,肯定真主是“独一”的。这样便从宗教与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完成了对“真主止一”“确然实有”的证明。如王岱舆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就是从“家有长、州有守、府有牧、国有君、世界有主,道一也”来进行推论的①,就很确切地将伊斯兰教“认主独一”论用儒家的观念作了论证。
2.汉文译著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发展作出了贡献
首先,汉文译著打破了伊斯兰教与儒、佛、道意识形态长期隔阂的局面。过去,国内只有儒、佛、道三家的辩难和互相渗透,除新疆地区外,未闻伊斯兰教同其他宗教有什么接触,如今伊斯兰教既吸收了儒、佛、道资料,也使这三家从汉文译著中了解到伊斯兰教教义、哲理思想和中国伊斯兰教的有关情况,从而结束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儒、佛、道三家鼎立的局面,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引人注目地异军突起,为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开拓了新领域。
其次,汉文译著将伊斯兰教的性理观点与儒家性理学说相结合,丰富了中国思想史上关于性学、理学的内容。它把儒学的“性相近,习相远也”,“夫子之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完全推进到宗教神学的层次,所谓“性即圣,性本善也。命即主,习相远也”。“知性知命,认主之道也。”①解决了理学在何为天,何为命、何为性、何为率问题上的矛盾,指出了源头。
再次,《正教真诠》《天方典礼》《清真指南》等书,对性、理的定义,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性、理的品级以及怎样尽性穷理、复命归真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并把这一阐述同宗教信条、明明德、天人合一、前定自由等挂靠在一起,有的还把性、理分为十四个品级,从而大大丰富了理学内容。
明末清初的汉文译著家群体及其作品,繁盛于回族等穆斯林民族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江南和云南地区,使中世纪世界两大文化——伊斯兰文化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相结合,表现为中国回族等民族穆斯林学者对伊斯兰教学说的发展和力图使中国伊斯兰教更贴近中国主流社会思想的正统——道统,更贴近士大夫阶层,更贴近都市,更贴近教内习儒者,从而更加雅文化化。他们对中国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社会影响巨大,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汉文译著活动虽然给后人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也留下了一定的不足和缺陷,而这正是我们正确、全面地进行研究的价值之所在。
从明末清初到清末,出现了一大批汉文译著作品,其重要作品除上文已提及的外,还有王岱舆的《清真大学》,张忻的《清真教考》,张中的《归真总义》《四篇要道译解》,伍遵契的《归真要道》《修真蒙引》,马伯良的《教款捷要》。金天柱的《清真释疑》,余浩州的《真功发微》,马启荣的《西来宗谱》等。汉文译著活动尽管有种种时代缺陷,但它对丰富伊斯兰教义,充实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史、宗教史都有一定的贡献,反映了回族等穆斯林民族思想发展趋于理论化、系统化的成就,是回族等斯林民族文化中一支独具风采的思想文化遗产。
选自《简明伊斯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