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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月, 2011 12:16 下午 #16015
群贤维昌
会员清代前期的汉文译著经过明末以来的进一步探索,汉文译著的规模、水平和内容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由于伊斯兰教作为普世性较强的世界性宗教,在其传播、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坚定的原则性和机动的灵活性,从而在不同的历史、地区、民族条件下,形成了各自独有的民族特点,地区差别和时代特征。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社会就比较鲜明地表现出了这些特征,回族穆斯林在坚持伊斯兰教信仰的基础上吸收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并部分地改变不适应环境的礼仪制度,是文化适应和自身发展的明智选择。随着时代的发展,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社会在世俗层面上的变化又逐步波及到思想深层,早在明代中叶,在回族穆斯林民族中就已经有一些精英人士,在相对稳定的伊斯兰教教律、教义内容中,进行“以儒诠经”“以回附儒”的理论研究工作,主要是借用儒家学说的概念、术语来诠译、阐释伊斯兰教,并积极寻求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异同点,以便使这两种文化能够进行更好的交流、沟通和理解,从而更好地促进回族等穆斯林民族自身的发展,增进中国主流社会对伊斯兰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如明代嘉靖七年(1528年),山东济南清真南大寺勒石刻碑的《来复铭》铭文,从字面上看似乎通篇谈儒,引用了宋代哲学家张栽关于“太虚”和“道”的观念,但其宗旨是为了说明安拉主宰宇宙的实有性,为人们塑造了一个无声无息、无始无终,却又能感受知觉、发挥能力的至离的造物主的形象,从而表述了伊斯兰教认主独一、至大至慈至能的观点。
一、回、东乡、保安等民族穆斯林汉文译著的发展
明末清初以后,回族等穆斯林民族中的知识精英“以儒释回”的理论探讨更为活跃,以致很快形成一个颇具声势的汉文译著运动。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的汉文译著活动完全是适应那个时代的产物,看起来,许多作品只是国外伊斯兰教经籍的翻译和注解,但基本上是根据中国特点,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养料后的一种重新创作。这些作品所研究的对象。已超越了伊斯兰教义学的范围,而涉及到回族等穆斯林民族面临的许多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伊斯兰教根本目的是寻求近主、主喜的道路,以求得“两世吉庆”的终极目的,论证这一目的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关于人生和宇宙之本质的研究,成了汉文译著的基本内容:这种研究和努力的结果,是使宗教信仰和哲理思辨结合在一起,哲理思辨积淀成为回族等穆斯林民族伊兰信仰的底蕴,从而使回族等穆斯林民族原先的宗教思想水平层次上得到提高,变单纯的信仰为系统化、理论化的伊斯兰学。尽管当时众多作品的译著没有统一计划,所介绍的内容还不系统和完备,鉴于历史条件,它们尚不能很快地给人们勾勒出一清晰整齐的、独特的中国伊斯兰哲学。然而从时代背景来看,它的特殊魅力恰恰存在于这种不确定之中,300多年来,它给后继者提供了继续发挥创造力的广阔余地。历史地看,首先是作为汉文译著两个主要源泉的伊斯兰教义和儒家理学思想都属于东方思想文化的意识形态,这种共同点为二者的交融提供了基础。其次,明末清初的社会氛围,回族等穆斯林民族内部思想观念的转变,人才培养及其他宗教(如基督教)作品的同时出现,也为汉文译著的诞生提供了客观条件。汉文译著的学者们采取“以儒诠经”的方法,用儒家思想和语言来阐述伊斯兰教有关信仰观、人生观、道德伦理、宗教历史、宗教人物、典礼制度及民常习俗等观念。其中最主要的是伊斯兰的哲学思想和认知论。汉文译著在思想内容上具有显明的特点。
二、汉文译著家代表及其作品
1.王岱舆及其作品
王岱舆(约1570~1660年),明清之际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和经师,名涯,以字行,别署“真回老人”。其先天方人①,精通天文历算之不,洪武中授钦天监官,俾子孙世其职。宅于南京卢妃巷,并免徭役,遂为应天府上元县籍。年二十,稍涉世故,以为居斯土而不明斯文,无惑人之不我知而致疑也。始发奋读书,先攻读性理,子史之羽,旁及百家诸子,被誉为“学爱四教”(指伊斯兰教及儒、佛、道)。后来专攻伊斯兰教义,立志用汉文介绍伊斯兰教。他长期从事译著,用伊斯兰教的教理与人辩论。明清鼎革,境况萧索,乃北上京师,客居正阳门外富绅马思远处(即马思远茶楼,后为大栅栏大观楼),讲经论道。后病故,葬于阜城门外三里河村礼拜寺茔中,碑石所镌仅“乡贤王岱舆之墓”数字。
王岱舆一生成就了三部汉文译著。第一部《正教真诠》刊刻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后相继出版有广州清真堂刊本、成都刊本及民国年间马福祥排印本,这部书是由王岱舆将自己以往和别人争辩过的问题一一整理后,加以系统分析。全书着意于对伊斯兰教义进行完整和真切的解释。第二部作品《清真大学》,效仿“四书”中的《大学》及其篇章结构,主要是论述回族等民族穆斯林在认主学方面应具备的宗教哲理知识。第三部作品《希真正答》,该书系其弟子伍连城根据同学们对于先师生前言论记载,进行整理编纂而归之于王氏名下。内容主要是关于伊斯兰教理论的探讨性问答。
王岱舆的《正教真诠》勇于明确表明尊崇、护卫伊斯兰教的立场,敢于批驳儒、佛、道跟伊斯兰教差异的地方。他在《自序》中称性理史鉴之书,旁及百家诸子,“其议乖道异各相抵牾,揆之清真,悬殊霄壤。”有人问:“子之书,将以明道也,但言清真之道使晓然明白,或正或偏,自有能辨之者,何必援引诸家,彼此辩论,不几树敌乎?”他答道:“然则是予区区苦心,终无一人谅之者矣。夫清真教道,指迷归正,劝人作善,止人为非,乃人道当然。无此,则人道为不备。予既真知正学而不言,是为隐匿斯道。即作书言之,而不能恺切诚恳,犹无言也。如医家用药,不以受病之由与其患苦之所在,虽有丹砂,瓦砾置之矣。且夫操戈同室,而欲不披发缨冠而救,非木石则奸顽人也。予即不肖,顾敢为此哉!”①该书对伊斯兰教基本教义和基本功课(如真主止一,真主创造和主宰人及万物,穆罕默德阐扬至道,善恶贫富前定,念施拜戒聚“五常”,伊斯兰教的明心悟性等修持思想)的介绍,对仁、忠、孝,前定与自由、两世,正收、克己、习学等伦理道德问题的阐述、发挥,对儒、佛、道各家学说的概括,对明清之际中国伊斯兰教中所谓异端学说的斥责算筻:都一直被后来的汉文译著所推崇、继承,成为回族等穆斯林民族伊斯兰教宗教学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清真大学》全书由分统说、本题、总论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提纲”,总说本书的要义及其重要性。第二部分集中提出和论证“真一”“数一”“体一”三个概念。称真一即单另之一,“乃天地力物之主也”;数一即数本之一,“乃天地万物之种也”;体一致函体认之一,“乃天地万物之果也”。并称大学正宗“认一之功,诚为首务”。第三部分总论“三一”概念并兼言造化、教门、性命、生死、空无等事,该书侧重从下面阐述伊斯兰教,并且着意发明“真一”“数一”“体一”这三个概念,故论述集中,枝叶甚少,逻辑性强,结构严谨,哲学意蕴浓厚,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实的宗教哲学著作。
《希真正答》一书之名即取对提问正言答之,以使伊斯兰教基本信仰伊玛尼永不失去其真义。书中汇集了王岱舆同穆斯林教众、学者同佛教人士、道教人士、地方缙绅等诸色人物的近70则问答。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系对伊斯兰教基本信仰和基本宗教功课的答辩和阐述(重点是“伊玛尼”信条),另三分之一是对真主与实在的关系等伊斯兰教哲学问题的答辩和阐述;最后三分之一是对穆斯林日常生活中提出的一些现实问题(如用汉文译著伊斯兰教经典符合不符合伊玛尼,宰牲之际为何要念主之尊名,清真为何要取回
字为名,如何对待非穆斯林进教等等)的回答。同时,该书较如实地反映了王岱舆的思想、性格和社会关系。其中有的阐述(如称“清真至道,于三纲之外,更有两大总纲,隐于回回二字”)也很有文化内涵,对揭示汉文译著宗教学说的文化特征很有意义。王岱舆针对回族等穆斯林民族在中国社会中的实际处境,以及信仰与中国社会相协调的紧迫问题,他提出了只有忠于主、忠于君、忠于亲,才是“人生之三大正事”,三者关系完全是统一的。这样,他就完成了对忠主、忠君二者的关系论述。他的这一“真忠正道”的政治观念,是回族等穆斯林民族在历史上始终与国家观念保持一致的思想认识基础,是自元以来,数百年间回汉各族人民紧密团结、互相依存的民族关系反映在理论上的积淀和升华。
2.刘智及其作品
刘智(约1660~约1730年),字介廉,号一斋,江苏上元人,回族,世习天方学术。其父刘三杰,又名汉英,兼通经(阿文)汉,著有《清真教说》一文。汉英深于天方性命之旨。刘智自小受到父亲很好的言传身教,及长,专心致学,博览群书,兼通伊斯兰教与儒、佛、道之学。大约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他40岁时,首先完成了《天方性理》一书。该书分本经和图传两部分,本经五章,列于卷首,约3000字,四言体,八字一句,类似老子的《道德经》。《本经》后附总图10幅,系图示本经的内容,类似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图传分五卷,六十篇,即分图60幅,图说(即传文)六十篇(约30000字),是说明本经和总图的。本经是全书的基本,概括叙述了该书的基本内容;图传,是全书的血肉,乃本经内容的阐发。作者在自序中总结为三句话:“首言大世界理象显著之序以及天地人物各具之功能与其变化生死之故;次言小世界身性显著之序以及身心性命所藏之用与其圣凡善恶之由;末章总合大小世界分合之妙理、浑合之精义而归竞于一身。”其中大世界指天地万物(简称天);小世界指“人身”(简称人)。《天方性理》就是讲大小世界即天与人及其相互关系的。所以本书首先提出了一个完整系统的伊斯兰哲学体系。其次,作者写这本书的重要目的是,要用伊斯兰哲学中关于性理的观点来回答中国哲学史中关于性理问题的争论。从而说明伊斯兰关于性理问题的解释是与儒家关于性理问题的解释是一致的。过了两年(1706年),刘智又撰就了《天方典礼》,共二十卷,总计28篇。其中卷一《原教》是全书的总纲。卷二至卷四《真宰》《认识》《谛言》是认主的部分,主要阐述伊斯兰的认主学。卷五至卷八讲五功,说的是天道。卷九是《社祀》,讲古尔邦节礼仪附开斋节会礼礼仪。卷十至卷十三讲五典,说的是人道,即夫妇、父子、君臣、兄弟、朋友相处之道。卷十四至卷十七讲民常,也说的是人道,是个人自理日常如居处、财货、冠服、饮食等生活之道。卷十八至卷二十讲五功、五典中需着重补充说明的聚礼。婚姻之礼与丧葬之礼。如按作者自序,此书则是“始著立教之原,中述为教之事,天道五功、人伦五典、穷理尽性之学、修齐治平之训以及日用寻常居处服务之类,皆略述大概,而以婚姻、丧葬终焉”。总之,本书在运用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学说来概括和阐发伊斯兰教的伦理思想并使之系统、完备化方面有很大成就,其中所采取的具体译著方法、推理方法和对伊斯兰教法典在中国回族等穆斯林民族当中实施时所出现的具体演化的处理均有独到之处。
《天方至圣实录》是刘智用中国史书中按时间顺序专记帝王当政期间事项的“实录”形式(即编年体形式)编撰的一部先知穆罕默德的传略(即年谱)。全书除《著书述》《凡例》外,有《卷之首》一卷,正文二十卷。卷之首似为全书的总记,由说明穆罕默德为至圣的六篇文章组成。正文卷一、卷二,记至圣的先世及其四种传统(世统、国统、道统、化统),卷三是至圣年谱。卷四是孕产奇征。卷五至卷十五,是先知穆罕默德历年事实。卷十六,感应补遗。卷十七至圣赞,是对马注著《至圣赞》(马注《至圣赞》在《天方典礼》卷五《念真》集览中也有录)的注释。卷十八,先知穆罕默德仪行录。卷十九,天方风土考证略。卷二十,赞、颂、碑记、序说,汇集了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十五篇重要文献(包括乾隆十三年袁国祚校字后加进的刘智《回回说》)。该书正文卷一至卷十四,主要是以作者在朱仙镇赛氏家藏中得到的阿文原本《至圣实录》(音译为《特尔准默穆思托法》为蓝本①,但也很明显参阅了其他一些有关先知穆罕默德的记述如《圣功录》《列圣纪》《登霄录》《世谱源流》《教类源流》等等。陔书用3年时间写成(1721~1724年)。
以下三部书是刘智译著的精华:其中《天方典礼》是明教之书,《天方性理》是明道之书;《天方至圣实录》阐明教道渊源之自出而示天下,以证道之全体也。三书之中,尤以《天方性理》最为严整,学术价值最高。《天方典礼》主要偏重教义、教规,对普通回族穆斯林影响最大。《天方至圣实录》尽管对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事迹描述有些失实和带有传奇色彩,但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刘智还有不少译著有印本流传。如《真境昭微》《五功释义》《五更月》(又名《五更月偈》)《天方字母解义》《天方三字经》《天方三字幼义》等等①。这些作品对后来的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的文化建设和社会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 1 月, 2011 12:17 下午 #177279群贤维昌
会员3.马注与《清真指南》
马注,字文炳,号仲修,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出生于云南保山,据说是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的十五世孙,故自称“圣裔”。
马注幼年家境贫寒。依靠母亲耕织谋生。他16岁考中秀才,两年后在南明永历帝建立的小朝迁中先后担任中书和锦衣侍御之职。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永历政权覆灭后,他隐居教书,并著有《经权集》《樗樵录》两部文集,已佚。从1669年他抵北京起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离京南下时期,他一边在宗王府教读旗下弟子,一面与当地回族经师、学者探讨伊斯兰教义学与宗教哲学,并立志阐扬伊斯兰教,遂撰辑《清真指南》。1684年离京后,马注为结交各地回族穆斯林经师、学者,并听取对《清真指南》的意见,在离京后,沿运河南下苏皖,又溯江而上到武汉,复折返河南,入陕西、越秦岭巴山,再度穿越四川而返回云南。当时不少回族穆斯林中知名之士,都有赠诗勉励。1689年左右他回家乡后,对《清真指南》进行增补订正。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他已届7l岁高龄,尚写作《左道通晓》。此后,他的卒年及行踪就再也不知所终了。
《清真指南》20余万言,其中包括伊斯兰教和回回穆斯林民族的历史、经义、哲学、教律、天文、传说。主要内容为“晰诸教异同之理,阐幽明死生之说,上穷造化,中尽修身,末言后世”。全书共分十卷。卷一大部分是序说,附属于该书的正文,其中辑录有20余首友人赠诗。而《郁速馥传》一文,较详实地记述了作者前半生经历。《进经疏》和《援诏》《请褒表》,是马注向朝廷进献《指南》一书的奏疏和请求褒扬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呈文。卷二包括《客问》《真慈》《体认》《本用》《天命》《前定》六篇论述。卷三则收有《穷理》《格物》《性命》《四行》《天仙》《神鬼》六篇文章,内容多为介绍天人性命及认主之说。卷二及卷三的主旨在第七卷又得以重申,卷七分两大部分,即赞主的“八赞”(独一、大能、善恶、调养、独慈、天国、地禁、判理)和“圣赞”,共9节。卷四是关于伊斯兰教典礼的论述,包括《认主》《戒持》《课施》《因教》《世纪》《本来》等七篇。卷五是关于伦理修持的论述,包括《格论》(一百五十条)、《忠孝》或《宗戒》三篇。卷六是问答式的杂论。卷八包括《登示威说》《魔鬼传》《教条》(八款)《讨白》《禁解》《条目》和《授书说》等篇。全书原为八卷,后来作者增作《天宫赋》《跋原道》,加上后来的《问答》三十一主,以及《遗珠序》辑为《清真指南》卷九。其中《遗珠序》别有见解,介绍了苏非派功修思想。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马注记载了处理“革兰得教派案”的经过,并将过去所拟定的教条八款更订为十条,后来这两份材料以“左道通晓’’的标题附刻于《清真指南》卷九之后,补为全书的第十卷。
马注撰辑《清真指南》一书,目的是“博览诸家,折衷于天方”, 即通过了解和掌握儒释道等各家的思想体系和理论的基础士,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要领和术语来主要阐释伊斯兰教义的“认 主独一”原则,用儒家的人性论概念来表述伊斯兰教的性命观;用儒家的“格物致知”来实证认识天命和天理,从而明心见性,“复命归真”的认识论;同时,提倡“人道五典”的伦理观,并运用伊斯兰教信主、顺君思想来论述人道五典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马注还在书中多处阐述自己对苏非派追求宗教功修“三程”(常道、中道、至道)道路的赞同和理解,对真正意义上的严格修持、明心见性、坚守天命功课的苏非主义实践在学理上予以肯定。总之,马注的《清真指南》及其丰富的哲学思想,极大地丰富了清代以来回族等内地穆斯林民族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宝库,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4.马德新及其译著
马德新(1794。1874年),字复初,云南太和(清为云南大理府治,因汉时曾称叶榆,亦日榆城)人。幼年随父亲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及长,赴陕西著名学者周大阿訇处研读伊斯兰教经典,周大阿訇系“陕西学派”鼻祖胡登洲的四传弟子,因此,马德新得到该学派经堂教育的真传。
1841年马德新因“真传之未得,名师之罕遇,乃出滇黔历岭表,越漂洋,赴麦加朝觐求学①。先后到过麦加、开罗、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亚历山大、亚丁等阿拉伯半岛及西亚名城。所到之处,“旁搜博采”,访问高明。他在开罗、麦加和君士坦丁堡都逗留很久,每到一处,皆勤搜书籍、抄录珍本,并向当地学者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哲学、法律、历史、天文及文学知识。他著有《朝觐途记》一书,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游历和所见所闻。
回国后,他名声大振,先后在临安(今建水)回龙、玉溪大营等回族穆斯林民族聚居区设帐教学,成为省内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中心人物。云南不少著名学者皆出其门下。其中佼佼者如马安礼、马开科、马联元等,而再传弟子达1000多人。咸丰七年(1857年)春天,马德新以其在回民中的声望,号召“顾持穆民,兴兵报仇”,组织义军进攻昆明,后来,与清政府订了“城下之盟”,义军主力撤离,马德新亦退居幕后,继续著述。清廷特赐二品伯克,命他作滇南回回总掌教并利用其威望招降各地回民起义军,使杜文秀长期陷入孤军作战。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马荣所部杀云贵总督潘泽于五华书院,昆明陷于大乱,藩司岑毓英使人恳求马德新出面维持。正巧他在礼拜,缠巾尚没除去就被抬走,担任了“护理”云贵总督,但不久即挂冠而去。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十三日,以81岁高龄被岑毓英诓到呈贡安江村,以大逆不道之罪加以杀害。
马德新后半生处于兵戈动乱之中,动乱的社会现实,使他从世事表象看到社会本质,于暂时中体验到永恒,潜思默察,抉微悉奥,著书立说,阐述伊斯兰哲学。他一生完成了许多阿文著作和汉文译著。其中论述伊斯兰教义教法的书就达22本。他的阿拉伯文著作有《礼法启爱》《环宇述要》《道行究竟》《天方历源》《尔勒壁春秋》《礼拜真功》《据理质证》《理学折衷》《觉世宝箴》《爱思乐路》《幽冥秘语》《母哈克勒》《满退古》《欲望归宿》《信德之维持》《纳哈五》《算来夫》等。这些著作后来被选作经堂教育教材。他的汉文著作,基本上由他自己口授其意,再经门人马安礼、马开科笔录,润色而成,是一种“通力协作”方式。其中代表作有《宝命真经(古兰经)直解》五卷、《大化总归》一卷、《四典要会》四卷、《会归要语》一卷、《天理命运说》一卷、《性命宗旨》一卷及《天方信源蒙引歌》《祝天大赞》等,其见解之新颖深邃,振聋发聩,反映出其严谨治学、慎思明辨的学长风范。
马德新的代表作主要是《大化总归》和《四典要会》。而《大化总归》是最能反映他的学术思想且“不惜心力”完成的著作。全书阐述真宰“化育万世”“化生万物”的“全体大用”(“大化”)及化生的万物最终又要总归于“真宰”的伊斯兰认知思想。分上、下卷,上卷十六章,每章有正文、提要两部分。主要讲“真宰造化天地万物光阴,皆以为人”;真宰为“万化之真君”“帝中之大帝”“皇中之至皇”;“真宰之奇造大能,即眼前物理”;先天之性、后天之性及性的“六品”;“至圣者,真宰所特生绍数千代列圣之薪传以开来学于无替”;“我教圣人专言后世”,人“能显全体大用者必在死之后”,“一朽字真字即将古今来天地万物无量无尽之理气象数、始终往来包括靡遗”等。下卷十八章(含总论、理欲公私主各一章),每章也分正文、提要两部分。主要讲“翰宰之鉴察万物”、主持赏罚;讲清真教定信后世,“得诸圣人之传说,天经之指示,实有可征”;讲“尘世之善恶,前定者半,自由者亦半”;讲“人性上映乎九天,与天堂相通”,“身亡而欲在”,故必需在地狱“以自己火,焚自己之身”;讲尘世与后世、理与欲、公与私之关系以及理欲公私所分的礼乘、道乘、真乘三境等。
《四典要会》,由“信源六箴”“礼功精义”“幽明释义”“正异考述”四个部分组成。内容为“遵中国之礼引孔孟之章,译出天道人道之至理,批破生来死去之关头”。读该书“不但使吾教人容易知晓,即儒教诸君子咸知吾教非杨墨之道也”。第一部分共分六章,所谓信源,意即信仰之根源,阐述信真主、信天仙、信真经、信圣人、信复生、信前定等六大基本信条的意义。第二部分共分八章,分述礼拜的道理、重要、成坏、利益,并驳斥对礼拜的俗说和谬论。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今后世之理,解世俗之疑,驳斥俗说之谬,共十七章。第四部分辨明教中异说之由来及产生的原因,共十二章。
马德新及其译著活动影响深远,开辟了译著活动以云南为中心的新阶段,而且译著的范围已由认主学、宗教哲学、宗教典制、宗教教款扩及到天文、地理、文学和古兰经的汉译。马德新还对伊斯兰教苏非主义学说给予足够的研究和译述,阐述了苏非主义明心、修道、养性的实践内涵,并进而论证伊斯兰教与儒家的相似之处和密切关系,对近代以来的回族等穆斯林民族伊斯兰宗教学说的丰富和成熟,贡献颇著。
从史料记载和学者研究结果看,最早系统地用汉文译解伊斯兰教义、教律的,除了王岱舆,还有张中和伍遵契。张中字君时,号寒山叟,姑苏人,曾师从印度经师阿世格学习认主学。于1640年著成《归真总义》一书,1653年撰成《四篇要道译解》。前书虽然在写作时间上和王岱舆作品差不多,但刻版问世却在《正教真诠》之后。伍遵契,字子先,金陵人,传说为王岱舆门下,曾译著《归真要道》和《正教修真蒙引》二书,后一本书于1672年刊行。
比马注稍后一点出现的回族穆斯林译著家还有马伯良,字忠卿,山东济宁人,于1678年著《教款捷要》;刘汉英,字三杰,南京人,著名学者刘智之父,著有《清真教说》,后人还委托《回回原来》一书为其所撰。
与刘智同时期或稍晚的一批有影响的回族穆斯林译著家,主要有四川人孙可庵的《清真教考》,前有1720年序;南京人金天柱,字北高,著《清真释疑》,前有1738年序;苏州人余浩州著《真功发微》,前有1793年序;武昌人马明龙著《天方认己醒悟》;江宁人马君实著《天方卫真要略》;朝阳人黑鸣凤著《性理本经注释》;四川人余海亭著《清真醒世歌》;云南人马启荣著《西来宗谱》;道光咸丰年间,唐晋徽著有《清真释疑补辑》,后蓝煦著有《天方正学》等。
继马德新之后,马联元又成为云南一位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马联元字致本,玉溪县大营人,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用大半生精力为经堂教育的“大学”编了一套阿拉伯语、波斯语教材,包括阿语的《词法基础》《语法基础》《修辞学基础》《逻辑学基础》及波斯语的《古文仙法》。他在云南首倡“中阿并授”的经堂教育新风,用汉文翻译了《古兰经选本》(《亥听注解》),曾广泛流行于民间。在马联元主持下,完成了一部木刻本《古兰经》的刻印工程。全书可分装成30册。马联元还是一位国际知名的伊斯兰学者,光绪二十年(1894年)再度赴麦加朝觐时,用阿文写了《讨堆哈》(即简明伊斯兰法典)在印度付印,次年(1895年)即在印度东北康波儿(鲁克瑙北)去世。3 1 月, 2011 12:18 下午 #177280群贤维昌
会员三、汉文译著的学术贡献
汉文译著是在经堂教育的创立和倡兴的基础上,由通晓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族等穆斯林民族学者开创和展开的。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形成了汉文译著“汉克塔卜”,作品及其译著家群体。在客观上,汉文译著活动也是回族等穆斯林民族为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化环境,并安身立命,以求得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一场有益而较为成功的文化工程建设。汉文译著家们及其作品,因其显著的道德文章,对明末清初以来的回族等穆斯林民族伊斯兰文化思想带来了新鲜的活力和内容。同时,使广大教内外有识之士以及知识分子,通过汉文译著,对伊斯兰文化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差异和相同处,有了更为客观而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纵观汉文译著活动,回族等穆斯林译著家们采用“以儒释经”的办法使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相结合,这一努力和成就,无论对丰富中国伊斯兰文化思想,还是对充实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史、文化史、宗教史,都有一定的意义,对中国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建设是一大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丰富了伊斯兰教义学、哲学思想
首先,由于汉文译著为增加伊斯兰教与儒家两种思想的结合点,突出了某些在正统派伊斯兰教教义中不占重要地位的内容,改变了正统派教义的构成。如道统学说,原是国外用来论证伊斯兰教高于基督教、犹太教,说明这三教关系的理论。但在某些汉文译著中,则被用来论证伊斯兰教与儒家“道本同源”。又如天道、人道学说,伊斯兰教虽然很注意社会伦理和人际关系,但在传入国内的伊斯兰教教义中并没有明确的概括和说明。王岱舆的《正教真诠》开始涉及到这个领域,而刘智的《天方典礼》又第一次以五典之名,概括了夫妇、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以五常之名概括了居、用、食方面的内容,称五功为天道,五典为人道。故后来的回族穆斯林学者在阐述其教义时,总是兼顾天道、人道两个方面。再如三程(三乘)学说,本来在正统伊斯兰教义中不占重要地位,属苏非派的主张,马复初朝觐麦加时曾以常道、中道、至道向当地学者以思莫恩来求教,结果受到批评,但在汉文译著中,这种学说却占重要地位。为什么突出这一内容,除汉文译著原本有这方面论述外,其作者们想尽量说明伊斯兰教中有值得封建士大夫、儒家学者同情和理解的内容是其主要原因。在宋明理学中,很注重明心、净性、修身、养性功夫,而伊斯兰教的常道、中道、至道,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修身功夫。强调三乘,就使伊斯兰教一神论同儒家正统思想之间更加接近,从而使唯一有“回回气象”的表现形式,仅剩下属于常道的念、礼、斋、课、朝五功基础。其次,汉文译著在比较儒、佛、道各家关于宇宙本体原理并与之辩难中,深化了伊斯兰教关于真主独一的理论,同时吸收了儒、佛、道等有关思想和概念,进一步解决了真主独一与德性诸多的矛盾。再次,回族穆斯林学者们洞悉儒、佛、道后,看出这三家在理论上的矛盾,特别是在宇宙本原问题上的矛盾。从而去其“过与不及”之弊,在超越前者的基础上找到一条深入论证真主独一的途径。先肯定物质世界之外有一个本原。即在有无一个超自然的本原上,肯定了“有”;在这个本原是真、假、幻的方面,肯定了“真”,在这个本原是直接创造万物还是主宰创造万物上,肯定它是“主”,“原主”;第二,在主是唯一的、独一的还是存有二主、三主上,肯定真主是“独一”的。这样便从宗教与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完成了对“真主止一”“确然实有”的证明。如王岱舆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就是从“家有长、州有守、府有牧、国有君、世界有主,道一也”来进行推论的①,就很确切地将伊斯兰教“认主独一”论用儒家的观念作了论证。
2.汉文译著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发展作出了贡献
首先,汉文译著打破了伊斯兰教与儒、佛、道意识形态长期隔阂的局面。过去,国内只有儒、佛、道三家的辩难和互相渗透,除新疆地区外,未闻伊斯兰教同其他宗教有什么接触,如今伊斯兰教既吸收了儒、佛、道资料,也使这三家从汉文译著中了解到伊斯兰教教义、哲理思想和中国伊斯兰教的有关情况,从而结束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儒、佛、道三家鼎立的局面,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引人注目地异军突起,为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开拓了新领域。
其次,汉文译著将伊斯兰教的性理观点与儒家性理学说相结合,丰富了中国思想史上关于性学、理学的内容。它把儒学的“性相近,习相远也”,“夫子之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完全推进到宗教神学的层次,所谓“性即圣,性本善也。命即主,习相远也”。“知性知命,认主之道也。”①解决了理学在何为天,何为命、何为性、何为率问题上的矛盾,指出了源头。
再次,《正教真诠》《天方典礼》《清真指南》等书,对性、理的定义,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性、理的品级以及怎样尽性穷理、复命归真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并把这一阐述同宗教信条、明明德、天人合一、前定自由等挂靠在一起,有的还把性、理分为十四个品级,从而大大丰富了理学内容。
明末清初的汉文译著家群体及其作品,繁盛于回族等穆斯林民族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江南和云南地区,使中世纪世界两大文化——伊斯兰文化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相结合,表现为中国回族等民族穆斯林学者对伊斯兰教学说的发展和力图使中国伊斯兰教更贴近中国主流社会思想的正统——道统,更贴近士大夫阶层,更贴近都市,更贴近教内习儒者,从而更加雅文化化。他们对中国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社会影响巨大,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汉文译著活动虽然给后人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也留下了一定的不足和缺陷,而这正是我们正确、全面地进行研究的价值之所在。
从明末清初到清末,出现了一大批汉文译著作品,其重要作品除上文已提及的外,还有王岱舆的《清真大学》,张忻的《清真教考》,张中的《归真总义》《四篇要道译解》,伍遵契的《归真要道》《修真蒙引》,马伯良的《教款捷要》。金天柱的《清真释疑》,余浩州的《真功发微》,马启荣的《西来宗谱》等。汉文译著活动尽管有种种时代缺陷,但它对丰富伊斯兰教义,充实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史、宗教史都有一定的贡献,反映了回族等穆斯林民族思想发展趋于理论化、系统化的成就,是回族等斯林民族文化中一支独具风采的思想文化遗产。选自《简明伊斯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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